孟庆祥

自古以来，窥测人的本性就十分令人着迷，从中国的诸子百家到西方哲学，再到各种宗教，大多数都是“人学”，每个人也有自己关于“人”的看法和观点。但是，我认为，只有从动物和进化的角度才能看透人性的真相。

人与人之间的相似与差异

截止到现在，我们所描述的都是人的共性，主要偏向生物属性。熟悉一点“心理学”知识的人都知道，心理学认为共性一般与先天的关系紧密，个性则主要是后天影响所致，实际上这种说法是简陋的、错误的。

如果你是一位骑士，你就会知道每一匹马的个性都不同；不同种类的狗，个性也都不一样。几乎每种智力高的动物都有个性，智力越高，个性的离散性就越大。人们习惯于用绝对值来衡量个性的差异，而不是相对值，这就像牛的体重差异比人大一样。通常我们系统研究个性的主要有两个指标：智商与情商。

虽然这两项指标并不能全面地反映人的智力和处理情境的能力。但你不能否认，有些人分析、推理能力强，但却缺乏想象力；有些人数学能力很差，但语言能力很强；有些人言语迟钝，但思维反应敏捷。

从进化的角度看，越是至关重要的特性，自然选择压力越大，大家越倾向于趋同。例如，一匹狼肯定有扑食的冲动，有较强的级别意识和团队意识，因为这是它在生活中必备的性格。现代社会非常需要的能力，在远古时期或许无关紧要，在这些方面自然选择的压力很小，个体的差异就可能比较大。

人们语言表达能力的差异之所以远小于数理能力的差异，是因为前者在若干万年的生存中都是很有用的，语言不入门的基因在自然选择的压力下被淘汰了，数理不入门的基因则被保留了下来。

现代人普遍缺乏的理想性格是合作，远古时期需要的合作与工业相比非常简陋。由于人比其他动物有更多对历史的记忆以及对未来的预判，所以，我们必须承认人类的很多行为并不全部是由近前动力驱动的。发达的大脑就是为了考虑长远的利益，而合作在这方面的表现尤其突出，它是一门集统御与服从、控制与退让、利己与利他这些矛盾的特性于一身的复杂艺术。而人们在这方面的巨大差异，部分来源于基因，部分来自于后天的训练。

有些性格本质上非常相似，但在表现形式上可能产生巨大的差异，例如，暴力倾向和勇敢可能是一种内在品质不同的表现形式；霸道和领导力可能有某种内在的联系。站在不同立场上，对同一性格特质、智力特征会有不同的评价，敌方的智谋通常被说成是狡猾或者阴险。在某些年代，个性率直被说成是狂妄；在另外一些年代，谦虚又可能被说成虚伪、内向。

远古时期很多人都不读书，一般靠劳力吃饭，个体之间智力的差异就不大引人注意。现在讲人们的个性，是因为原本不被重视的一些特点突然被放到了显微镜下面观察，那些原本无关紧要、不被重视的差异就突然被放大了。

先天还是后天

人其实先天就有很大的个性差异，我们稍微认真观察一下儿童就知道，即使人后天的环境差异很小，他们还是有相当大的性格、能力、偏好等方面的差异。后天的塑造既有增加个体差异的倾向，也有趋同的可能。

那么，到底是先天塑造人，还是后天呢？

对于这个问题，更多的人会感觉是前面的一种情况。过去每个家庭生育几个孩子的情况很常见，但是科学家很少研究这种情况，因为缺乏一个确定的坐标系：同一家庭成长的儿童，可能有不同的环境。

上世纪80年代，明尼苏达大学研究了8000多对同卵和异卵双胞胎，其中包括 130多对不同环境下生长的同卵双胞胎。他们研究了孪生子在生理、智力、性格等方面的异同。

研究结果如所预料的那样，同卵孪生子的性格相似程度大于异卵孪生子。一起长大的同卵孪生子的五种性格量度的相关性平均为 0.46；分开长大的同卵孪生子，这一数字为 0.45。这说明同卵孪生子的性格相关程度，与他们是否在相同还是不同的环境长大无关。分开长大的异卵孪生子的性格相关程度平均为 0.26，大约是同卵孪生子的一半，这与他们的遗传相似程度是同卵孪生子的一半相符。从同卵孪生子和异卵孪生子得到的相关性可以用于计算遗传差异与性格差异的相关性。平均来说，大约 50%的性格差异是由于遗传差异导致的，或者说，遗传因素对性格的影响大约占了一半。

随着基因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外在表现形式找到了基因上的原因。像抽烟、酗酒等以前认为纯粹是后天的习惯所致，一个人从未接触烟酒就不会有烟酒嗜好。如果观察得仔细一些就会发现，同样烟龄的人烟瘾大小有巨大的差别，就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酒量一样。

然而，先天不等同于遗传，先天指的是基因决定。基因的组合方式比较复杂，即使是很多基因决定的特质也不见得就是遗传的。同卵双胞胎外形上的相似程度证明了作为“物质”的我们基本上都是基因塑造的。

有统计数据表明，智力是先天的，而非后天的。100%的相关性意味着两个人智力完全一样，0%意味着二者智力没有相关性。但是，后天的锻炼决定了有多少潜力可以挖掘出来。

现代生存环境比远古时期需要好的视觉、听觉及语言能力。我们不需要像鹰一样的视力去获得食物，但我们需要敏锐的观察能力，洞悉表面现象背后的本质。我们不需要灵敏得像狗一样的声音辨别能力，却需要像通过倾听获得最佳的学习效果。

正因为人们希望诸如性格、智力等软指标的可塑性更强，所以从高尔顿的生物统计到现代的基因分析，都一再证明先天因素对人的软能力有较强的决定性作用。但是，这种理论在当前仍然难以流行；相反，那些声称能把普通儿童培养成天才的谎言还有无数人为之慷慨解囊。

被放大的差异

智商和情商其实只是两个比较粗线条的衡量个体差异程度的指标。现实中，人们拿着高倍的放大镜观察个性，犹如现代社会的劳动分工一样细致无比。以如此细微的尺度测量，就会发现环境对人还是会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有调查表明，幽默感、对食物的偏好、宗教信仰等和基因的关系都比较小。然而，基因虽然无法决定你从事哪项运动，但却决定了你从事一项运动的天赋和潜质。

现代社会比远古社会、农业社会更倾向于塑造个性。职业细分是不是对个性产生了影响，这很难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以职业、地域范围来形容一个人，“像娘们一样唠叨，像农民一样憨厚，像铁匠一样粗鲁，像东北人一样直爽。”很显然，人们把个性加上了性别、职业、地理等标签。尽管每个具体的农民不一定都很憨厚、每个东北人也不见得就直爽，但谁也不怀疑个性受到了文化的影响。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观察到这一问题：“人们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并不像我们所察觉的那么大。人们壮年时在不同职业上表现出来的极不相同的才能，在多数场合，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例如，两个性格极不相同的人，一个是哲学家，一个是街上的挑夫。他们之间的差异看来是起因于习惯、风俗与教育，而不是天性。他们生下来，在七八岁以前，彼此的天性极其相似，他们亲人恐怕也不能看出任何显著的差别。但他们从事了极不相同的职业，于是彼此才能的差异，才渐渐可以看得出来。然而，人类如果没有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和互相交易的倾向，每个人都必须亲自生产自己生活上的一切必需品和便利品，而一切人的任务和工作全无分别，那么工作差异所产生的才能的巨大差异，就不可能存在了。”

当一种实质性的性格在表现形式上以及行为后果上有巨大差异时，性格就呈现出了很强的可塑性。例如为人仗义与聚众斗殴，直率与粗鲁，勇敢与残酷等都是非常相似的个性，在不同的情境和背景下，完全可能塑造成不同的性格。

自我驯化的人类

人们通常认为上瘾通常只与那些人们不该做的事相关，如毒品、赌博等。实际上，上瘾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是最重要的人性特征。广义地说，所有的东西都可能上瘾，犹如四川人爱吃辣椒、山西人喜食用陈醋等。少儿参加一项运动，起初可能是被逼迫训练，时间长久，有的人就会上瘾。

在自然界生存斗争中，有盾就有矛，有资源就会被利用，有的事物利用了上瘾的机理让自己有了生存的优势。因此，瘾是一种有利的机制，但设计过于粗线条，这种上瘾物质导致很多本来不利于生物生存的东西也上瘾。

亚当·斯密说劳动分工可以塑造性格差异，更进一步说，瘾也同样可以塑造性格差异。一个勤快的人长期不劳动会变得懒惰，一个懒汉也会因为劳动变得勤快。

尽管我们非常强调人的本性即动物性的一面，但人类毕竟受到文化的影响和环境的约束，我们把这些统称为驯化。家养动物是通过一代一代的人工挑选，慢慢地保留了人们需要的个性，与自然状态下的野生动物相差越来越大。

不同的驯化经历会影响个性的形成。农村和城市长大的孩子有不同的交往能力和自信心；不同年代出生的人会有不一样的生活观念；中国人和美国人的个性也有所不同。

古代中国私塾大量的教育是关于伦理道德方面的教育，其目的就是教化出社会需要的人，以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因为读书人十分稀缺，大部分读书人会坐上高位成为管理者，这是文明社会驯化人类自身的一种主要方式。现代社会，教育科目的多样化，在学校教育中，大大压缩了人际和道德教育的时间，但是人类通过模仿学习，个人通过观察别人的行为来改变自己的行为。通过观察学习，大家都获得了大量的社会环境信息。久而久之，这就形成了一种习惯，环境和文化因素就注入个性之中。每个人都按照流行的规范、价值观等实践，将一个生物人塑造成社会人。

但是，驯化所能达到的程度受制于基因本身的设计程序。明朝初期官员收入低，做一个海瑞式的清官甚至无法生存，即使对贪官的惩罚极为严苛，还是难以惩戒贪腐。

心理学家发现，即使动物学会了进行完美的操作反应，随着时间的推移，“习得的行为也会向着本能行为漂移”。尽管如此，文化和环境必须对人进行一定程度的塑造，如果回归原始本性或者加强某些原始本性将是很糟糕的，这些本性包括自私、自负、统御、顺从等。如果矫枉过正，这些本性由被承认迅速地变成被鼓励和怂恿，那么每个人都为此支付了很高的成本，破坏邻里关系、降低了幸福水平，从而支付巨大的发展代价。

在教育中，一直有棍棒派和兴趣派的分别，前者认为人（尤其是少儿）实际上是不爱学习的，也基本上没有自制力，所以必须在成人的棍棒威逼之下完成学业。后者认为不应该强制少儿学习，尤其不能动武，要引导少儿的学习兴趣，让他们乐于接受教育。

其实，人类所学大部分并非他们的天性所好，反之，教育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泯灭部分天性，获得社会的承认，将每个人放进社会的圈子之中。在这一层面上，人类需要通过教育克服很多的天性。

懒惰性： 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一个人保持勤快很困难，但要想变得懒惰却极为容易。吃饱了就想睡觉的根本原因不是科学家解释的消化分流了血液，而是这种方式曾经符合生存斗争的需要。

在采集和狩猎时代，人口的数量比较少，但自然资源比现代丰富很多，所以人类得到食物并不是十分困难。但是，由于食物含有较高的热量，所以人类一旦吃饱之后，就不想再去奔波了。

现在的生产力水平虽然已经可以让人们每周工作5天，每天工作3小时。但是，人类社会是竞争性社会，谁都不会冒险率先采取退步的策略。为了适应现在的环境，我们不得不培养后代积极勤快、克服懒惰的性格。

不适合与更多的人交往：远古时期，人类群体估计不会超过三五十个成员，熟悉这些成员也是幼年时期需要学会的本领。在原始部落里，所有的成员都是相互认识的。而现在的城市是一个超级部落，和原始场景不同，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打交道的成员也不限于相互认识的成员，人类的基因没有与这么多陌生人打交道的天赋，所以要靠后天培养。而社会交往就是现代人应该自幼培养的一种能力，也是最重要的课程。

不孝：从生物意义上说，人也像我们熟悉的很多家畜一样，呵护、抚养下一代，但是，绝对不会赡养老人，因为这种行为在进化上缺乏意义。如果儿童教育完全顺应人类的生物本性那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完全从利己主义出发，生活在人类文化秩序和生物本性双重标准下的人类，自幼建立最好的适应能力是非常有益的，这是自身幸福以及与他人和谐最重要的文化素养。

[编辑 陈俊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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