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结友，裴立新

社会资本是指个体或团体之间的关联——社会网络、互惠性规范和由此产生的信任，是人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给他们带来的资源。体育运动与社会资本研究发轫于20世纪90年代初，社会资本研究经典学者罗伯特·D·普特南将体育社团和体育俱乐部作为测量社会资本的主要指标研究，体育界学者开始关注此研究领域。近10多年来，已经在体育运动与社会资本领域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在此，本研究对国外体育运动与社会资本研究成果做一个较为详尽的回顾与梳理，其现实意义在于:社会资本以诚信为核心。国外诸多研究表明，体育运动具有生成社会资本的功能。可以将体育运动作为培育社会资本的一个有效途径，借以提升我国社会资本存量，加快推进社会诚信体系构建，其学术价值在于明了国外体育运动与社会资本研究进展，厘清其研究内容框架，以期对国内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及体育政策的制定者提供参考借鉴。

1 研究缘起

体育运动与社会资本研究肇始于哈佛大学公共政策学教授、曾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的社会资本研究经典学者罗伯特·D·普特南（Robert D.Putnam）将体育团体和体育体育俱乐部作为测量社会资本的主要指标。

普特南在其代表作Making Democracy Work——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中，将社团数量（体育团体和体育俱乐部是其主要部分）作为测量社会资本的4项重要指标之一，并将“社会资本”界定为:“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普特南之所以将体育俱乐部作为社团的主要部分进行研究，是由体育俱乐部的普及程度及其在社会资本培育中的重要性决定的。由于“不把工会计算在内，那么，体育俱乐部是意大利最普遍的二级社团”。在他引用的一项有关“意大利地方社团:活动的领域”的调查中，体育俱乐部在所有社团中占到73%，其它社团为27%。同时，意大利北部地区政府效率比其他地区政府效率高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北部地区比其他地区有许多积极的像体育俱乐部这样的社团组织，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体现在众多的组织之中。普特南书中实证了社会资本在解决集体行动困境中的积极功能，正是由于他从经验上揭示了社会资本对政府效能和经济发展的作用，引起了人们对社会资本的广泛关注。

普特南发表的Bowling Alone: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独自打保龄球:美国下降的社会资本》）还通过研究美国“综合社会调查”（这种美国全国性抽样调查在过去20多年里进行了14次）的结果发现，与教会有关的组织是美国人参与最普遍的组织形式。除此之外，妇女经常参与的是体育团体等4类组织，男人参加的是体育俱乐部等5类组织。因而，作者将该调查中有关社团（体育社团或体育俱乐部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对保龄球社团）的变化情况进行历时性对比研究发现，在过去10多年的时间里，尽管美国打保龄球的人数增加了，但是保龄球社团的数量却大幅度减少，“从1980—1993年，打保龄球的美国人数量上升了10%；与此同时，保龄球社团数量则下降了40%”（普特南，2000）。因“社会资本始终都是通过重复的囚徒困境博弈而自然产生的”（福山，2003）。“组织的价值就在于保证个体在可持续的基础上互动，从而创造出合作得以发展的要件之一——重复博弈。同样，恰恰是组织的存在表明了其成员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克服短视问题，愿意让短期收益服从长远目标”（怀特利，2000）。因而，普特南根据保龄球社团数量的下降来推断美国社会资本的下降，将保龄球社团的减少、独自打保龄球人数的增加作为美国社会资本下降的标志。虽然单个人打保龄球也能培育社会资本，但是相对社团而言，单个人打保龄球培育宏观层面社会资本的功效要小得多。因为作为社团成员打保龄球更广泛的社会意义在于社会交往，他们在喝啤酒、吃比萨时进行的交流是单个保龄球手无法做到的。为了引起人们对参与保龄球运动及保龄球社团的高度关注，作者列出了以下数据“1993年，至少有将近8000万的美国人继续打保龄球，这比参加1994年国会选举投票的人多了将近1／3，与定期去教堂的人数大致相同，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参加社团保龄球活动的人数下降之后，还有将近3%的美国成年人定期参加社团保龄球的活动”（普特南，2000）。

该文章发表后创造了两个奇迹:第一，该文发表后引起轰动，克林顿总统借用“独自打保龄球”为其1995和1996年国情咨文陈述，并且将普特南列为国内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Mark Dyreson，2001）。第二，该文中的内容被引逾万次，足见该文章研究内容的重要性与生命力。自此，人们经常将“独自打保龄球”作为谈论社会资本的一个代名词，一些相关论文都以“独自打保龄球”为标题。

2000年，普特南又出版了Bowling Alone——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独 自 打 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一书。普特南认为，参加体育运动影响社会资本，“甚至在跑步时对另一位经常出现的跑步者点头致意，这些小小的活动就像把一分钱投进存钱罐，都能让社会资本得到逐渐增加”。书中将体育运动的参与频率，垒球、棒球、网球、排球、橄榄球、高尔夫、游泳等运动的参与人数及其与总人口的比例，以及参加体育社团或体育俱乐部比例作为社会资本的培育和流失的一项重要指标来进行分析。

2 研究议题与成果

2.1 体育社会组织与社会资本生成

“正式组织中的正式会员只是社会资本的一个方面，但它常常被视为衡量社会参与度的一个有用的晴雨表”（普特南，2011）。因而，像其它学科一样，社会组织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各种关系是体育运动与社会资本研究的一大议题。该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体育社会组织参与生成社会资本方面。英国斯特灵大学从事体育政策研究的Fred Coalter教授和挪威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Ørnulf Seippel是体育运动与社会资本研究的代表性人物。Fred Coalter在2007年出版了专著《体育运动更广泛的社会角色》（A Wider Social Role for Sport）。书中关于“体育运动与社会复兴——一个资本的视角”部分研究了体育俱乐部与社会资本:与同伴一起运动生产“黏着型”社会资本（建立在“强关系”基础上）；与熟人一起打保龄球生产“桥接型”社会资本（建立在“弱关系”基础上），归纳分析了体育俱乐部生成社会资本方面的一些实证调查研究。Fred Coalter（2008）通过分析肯尼亚马萨（Mathare）青少年体育协会，论证了体育运动在社会资本培育中的积极贡献，以及由政策制定者和体育运动共同促进社会资本提升的假设。Ørnulf Seippel（2006）研究认为，作为体育志愿组织的一员，所获得的社会资本有利于普遍信任和政治约束。一般而言，体育组织的影响弱于其它志愿组织的影响，而当体育组织的成员与其他成员（更弱的联系）聚在一起时，体育组织的影响更强，并更少带有政治色彩的影响。

其它体育社会组织参与生成社会资本方面的成果还有:Cora Burnett（2006）研究认为，参与活力社区俱乐部计划与其它规范的社会公共机构领域相互作用，在个体或社区水平上生成社会资本。Kristin Walseth（2008）研究显示，对于具有不同少数民族背景的移民之间的桥接型社会资本培育而言，体育俱乐部是一个适当的舞台。在本研究中，对于跨阶级和移民与非移民的分界线的桥接型社会资本而言，体育俱乐部发挥的作用有限。Alison Doherty（2008）认为，社区体育组织中的志愿者网络是社会资本产生和表现的场所。体育志愿者的确切情况显示体育志愿者社区体育网络具有黏着型社会资本特性，无论如何，信任和互惠明显是产生于那里。Hazel Maxwell（2010）研究表明，社区体育组织在信任、合作和社区网络的形成等方面具有潜能，研究支持社区体育组织是社会资本的生产和再生的一个潜在场所理念。对穆斯林妇女而言，社区体育组织为培育能够促进社会整合和社区发展的社会资本提供了潜在场所。Russell Hoye（2012）研究了乡村竞赛俱乐部如何有助于农村社区内社会资本生成以及怎样从社会资本中获益。Theeboom，Marc等（2012）调查认为，佛兰德（Flanders，比利时地名）地区多个少数民族成员参与的“混合体育俱乐部”与单一少数民族成员参与的“单独体育俱乐部”都提供了获取社会资本的机会。“混合体育俱乐部”成员更多地学会与他人交往，变得自信和了解其他族群；而“单独体育俱乐部”成员之间有更多与体育无关的私人交谈，并在体育运动之外更经常性地互相帮助。

另外，学者们研究发现，体育社会组织生成社会资本能力与其所处的社区结构、地理位置相关。Ørnulf Seippel（2005）以挪威体育志愿组织为例，研究了社区结构怎样导致体育活动经历、组织民主和社会资本（信任和政治利益）方面的差异。Isao Okayasu（2010）研究认为，不同类型体育俱乐部与社会资本的关系之间存在一些差异，对于社会资本的生成而言，社区体育俱乐部的位置是关键。

2.2 体育运动参与与社会资本生成

“双边关系中社会资本的生成，显然离不开行动者之间的互动（王凤彬，2007）”。体育运动参与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互动机会。该议题下的研究成果在体育运动与社会资本研究中成果最多，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具体运动项目参与与社会资本生成；体育运动（将体育运动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参与与社会资本生成；学校体育参与与社会资本生成。

2.2.1 具体运动项目参与与社会资本生成

该方面研究以足球运动为主，其主要原因是相对于其它运动项目而言，足球运动更加强调团队合作，具有更强的培育社会资本能力。Tamela McNulty Eitle（2002）研究了文化资本、家庭教育资源、家庭结构和种族与参与足球、篮球或者其他运动项目是否具有相关性。结果显示，文化劣势有助于增加篮球和足球方面的兴趣，他们将篮球和足球作为获取社会资本的一个手段。Cora Burnett（2010）案例分析表明，足球运动的参与培育了实现团体目标所需的合作精神。L.Ottesen（2010）为不爱活动的妇女设计参与一个为期16周的身体练习干预计划研究项目，其中，身体练习以足球或者跑步的方式进行。研究显示，两种不同类型的身体练习在社会资本培育方面具有积极效果。在社会资本的培育方面，团体性运动项目（足球）优于个体性运动项目（跑步）。C.Clark（2010）的访谈结果揭示:在南非，足球领域运动员通过参与足球运动获取了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这些新增的社会资本来自于建立同伴关系网络，获得社交和情感表达技能以及新的接受教育机会。Simone Baglioni（2011）从社会资本视角分析了以下3种运动形式:业余足球运动中的志愿服务、航海运动在精英阶层再生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手球运动中建立的国际网络关系。Kobayashi Tsutomu（2013）访谈时表明，运动员通过足球运动构建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得如就业、住宿、食品和交通等方面的资源，以及财政奖励和瓦努阿图（西南太平洋岛国）境外旅游的机会。尤其是，运动员能够获得相对于他们的受教育水平而言通常不可能的就业机会，研究证实了一种因足球而结缘类型的“哥们”（wantok）的存在。

Emma Sherry从社会弱势群体的视角进入该议题，研究了弱势群体——无家可归者足球运动参与与社会资本培育，她以 “澳大利亚无家可归者世界杯队”——“街头足球袋鼠队”（the Street Socceroos）为案例，表明参与体育运动对参与者能起到有益的效果，并且通过系列的整合，生成社会资本。体育运动计划在更加广阔的社区内能起到整合边缘群体的作用。研究发现，体育运动参与的内在益处以及培育社会资本的效果。Emma Sherry（2012）通过纵向分析“澳大利亚社区街道足球计划”实施结果，提出通过体育为无家可归及处于不利条件的成年人提供发展的建议。研究结果显示，参与体育运动计划能够为参与者通过增强社会融入和自我认同而提升社会资本。

另外，Mark W.Bruner（2011）通过篮球运动员与中长跑运动员研究了体育运动类型对青少年男性运动员发展经历的影响，结果显示，篮球运动在团队合作与社交技巧、成年关系网络与社会资本培育等方面对运动员产生更大的影响。

2.2.2 体育运动参与与社会资本生成

在体育运动参与（主要为社区体育）与社会资本培育方面，James Skinner（2008）通过研究英国和加拿大的案例表明，体育运动在生成社会资本、促进社区可持续发展方面是一个有用的工具。Dwight Zakus（2008）研究表明，在社区生活和澳大利亚社区社会资本培育中，体育运动和体育俱乐部是关键性要素。精心组织的体育活动在培育社会资本方面发挥着作用，而社会资本在社区内可以推进诚信网络、安全网络和交往网络建设，对社区建设具有推动作用。Akbar Heidary（2012）认为，体育运动在生成社会资本以及促进社区诚信、开放和尊敬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可以导致在那些社区范围内更大规模的合作、更高水平的团结和社会凝聚力的提升。

有学者专题研究了农村体育运动培育社会资本。Kim M.Atherley（2006）研究表明，体育运动不仅是农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体育运动在黏着型和桥接型社会资本的生成方面起到重要作用。Ramón Spaaij（2009）研究认为，农村体育参与者将本地体育俱乐部视为至关重要的培育社会凝聚力，促进地区认同的共享中心。农村体育运动竞赛有助于参与者提升文化和经济资本，以及相对有限的链接型社会资本（linking social capital）存量。年轻女性可以通过运动参与承担领导角色和学习新的技能与知识。Vassilios Ziakas（2010）研究认为，这些呈现在农村社区庆祝活动中的体育和戏剧成分提升了人们相互有机联系的机制，该机制恢复和提高了社区意识，培育了社区的社会资本。

有学者将性别、种族等作为主要变量进行研究，发现了其中因性别、种族不同而存在差异。Ramón Spaaij是该领域较为有代表性的人物。Ramón Spaaij（2012）分析了体育运动参与对具有难民背景的索马里澳大利亚人的黏着型、桥接型和链接型社会资本的贡献程度和方式。研究认为，在体育运动中桥接型社会资本相对较弱，并且在索马里人和举办体育活动的社区之间很少“桥”被建立起来。不同性别、年龄、种族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在获得和利用链接型社会资本方面也存在差异。Aaron W.Clopton（2010）认为，直接和间接参与体育活动增加社会联系，具有生成社会资本的能力。调查显示，受调查者对他们大学运动队的认同程度影响他们对校园社会资本的看待水平。在通过球迷认同预测社会资本方面，性别和种族是有重要意义的。

另外，Thomas Perks（2007）研究表明，青年时体育活动参与和成年时参与社区活动高度相关。同时，青年时体育活动的参与终身影响人们对社区活动的参与。Irene Kamberidou（2007）认为，社会资本是理解欧洲体育管理机构和公民社会的一个关键成分。在理论与实践中探究体育运动和社会资本两者之间的界线时，我们可以将体育运动看作一种促进社会整合，增进信任，加强社会关系等的积极社会资本形式。Richard G.Prins（2012）研究认为，邻里型社会资本与体育运动参与具有重要联系。当公园方便利用和邻里型社会资本高时，青少年们最可能参加休闲体育活动。

2.2.3 学校体育运动参与与社会资本生成

从笔者搜集的现有文献来看，美国体育学会科研协会主席陈昂（Ang Chen）是最早关注体育运动与社会资本的体育学者。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詹姆斯·S.科尔曼曾经指出:“学生的积极社会资本是建立在许多与他们的教育相关的人和事的积极关系的基础上”（Coleman，1990）。因而，Ang Chen（1999）认为:积极社会资本不仅应该支持他们在接受教育方面努力，而且要对他们的生活起到积极的鼓励作用。当我们设计未来课程的时候，应该重视社会资本问题。教授高尔夫或篮球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设施和器材的可利用性方面，而且应该阐明其对学生获得教育和生活方面的积极社会资本的潜力。John David Carl（2002）研究了由于学校不同怎样产生社会资本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如何影响不同运动项目参与水平。研究表明，足球的确不同于棒／垒球及其它所有体育运动参与。通过学校资本变量表明，学校的教育深刻地影响着足球参与，家庭资本是适度的，然而，在预测棒／垒球运动参与方面，家庭资本起着重要得多的作用。Richard Bailey（2005）回顾了体育课上儿童和青年参与运动的相关结果方面的文献，重点关注有助于社会包容和社会资本发展的一些活动的潜在作用。Don J.Webber（2009）通过调查发现，大学生体育活动参与的数量与他们工作学习的时间数量呈负相关，然而，提升社会资本和体育能力被发现可以提高他们的体育活动参与。

2.3 体育志愿服务精神与社会资本

体育志愿者无论在体育赛事的举办还是社区体育活动的开展等方面，都功不可没。他们在志愿服务过程中提升了整个社会及自身的社会资本。该议题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体育志愿服务精神生成社会资本方面。Paul M.Downward（2006）研究表明，重要体育赛事中的志愿服务可以提高志愿者的体育兴趣、体育参与和体育志愿服务，且具有生成更广泛的与体育运动相关的社会资本的强劲潜在机会。Jean Harvey（2007）研究了体育志愿精神和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体育志愿精神和社会资本之间具有强相关。在控制性别、年龄和语言的情况下，其结果体育志愿精神和社会资本之间还是强相关。Steven Bradbury（2008）研究认为，由志愿者工作所增加的社会联系有助于青少年培育黏着型和桥接型社会资本。Tess Kay（2009）研究表明，青年们在参与体育志愿活动中受益，并且在系列活动中增加了社会资本，体育运动对社会资本生成具有积极作用。Welty Peachey Jon（2013）调查表明，“美国街头足球”（Street Soccer USA，是一个非营利性组织，利用足球的力量培养无家可归者积极的生活态度）志愿服务为社会资本的生成提供了前提条件，这些社会资本的生成路径主要是:提高对无家可归者的认识和了解，与无家可归者建立关系，提高在社会正义事业领域的工作热情等。

另外，学者们还研究了体育志愿者与积极公民之间的关系，体育志愿服务中的性别差异。Talbot（2005）认为，体育运动在培养积极公民和志愿精神方面为政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而且，她表明在欧洲欧盟委员会已经将体育运动归属于最大的公民运动。Fred Coalter（2007）研究了体育志愿者是否是真正的积极公民。Paul M.Downward（2005）研究表明，在利用运动会提升他们的个人社会资本方面，男女志愿者期望的相异性较大。

2.4 体育赛事与社会资本

该议题下的研究一方面研究了体育赛事生成社会资本，如Laura Misener（2006）研究了举办体育赛事具有生成社区网络方面的潜能，并且提出社会资本的建构可能为理解体育赛事怎样被用于建设社区网络和促进社会关系改善提供一个重要的理论范例。Larry Dwyer（2008）通过文献从理论上证明了大型体育赛事扮演了生产社会资本，提升举办地的知名度和促进基础设施的改善与发展等方面的角色；另一方面，该议题研究了体育赛事对社会资本等方面影响的评估框架。Nico Schulenkorf（2009）设计了一个适用于社区间体育赛事的分析评估框架，主要评估社区间体育赛事对社会资本、社会变化、社区凝聚力的加强和社区生活质量提升方面所起的作用。

2.5 体育运动器材、设施与社会资本

该议题下的研究一方面研究了体育运动器材生成社会资本，如Daniel Lock（2008）研究了20世纪澳大利亚的足球在培育社会资本中的角色，分析了足球近年来在管理方式和战略地位方面所经历的转变，以及这些转变对足球社会资本及其足球组织的影响；另一方面，研究了体育运动设施生成社会资本，Mark Rosentraub（2008）认为，运动设施应该被视为一个社会生产促进团体认同的社会资本的一部分，从运动设施视角解释了社会资本类型，运动设施提供了一个潜在的社会资本构建途径。C.Burnetts（2010）以网络理论、波特集群概念以及社会资本范式为分析框架，研究了在南非大学体育设施服务供给系统中形成网络社会资本。

2.6 体育商业组织与社会资本

商业组织社会责任、竞争优势与社会资本是经济学、管理学界较为关注的一个研究议题。近年来，国外学者在体育领域也从事了相关研究。Ramón Spaaij（2010）研究证明，体育商业组织像其他组织一样从事着不同程度的与社会责任相关的活动。这些活动可能导致黏着型、桥接型和链接型社会资本的生成。

2.7 体育政策与社会资本

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将社会资本概念及相关内容纳入到体育政策制定和实施之中，当然，“社会资本并不能简单地通过公共政策来创造”（福山，2003）。体育政策实施对社会资本培育的影响由体育政策内容决定。“明智的政策能够鼓励社会资本的形成，而且社会资本也会提高政府行为的效力”（普特南，2000）。在认同、鼓励社会资本生成方面，Russell Hoye（2008）研究了英联邦的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新西兰等国体育政策中社会资本相关内容。这些国家体育政策都认同体育运动生产社会资本的结果:在国家或地区水平上提高社会整合，加强社会联系，提高市民意识，增加社区幸福，克服社会障碍以及增强社会关系网络。

该议题下，从批判的视角来审视现有体育政策研究占主流。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3个方面:首先是在体育政策中社会资本概念的明晰性，目标达成的评判标准等方面问题。Fred Coalter（2007）认为，在一些体育政策文献中，有关社会资本概念一直是模糊的，没有清晰精确地表达社会资本的意思以及体育运动在社会资本生成中所起的作用。Russell Hoye（2008）研究了英联邦体育政策中社会资本相关内容，认为这些涉及社会资本方面的体育政策最明显缺点是:缺少一些有意义的社会资本方面的目标、测量策略以及判断这些政策实施结果的评估标准。Russell Hoye（2009）认为，澳大利亚政策制定者在有关体育运动与社会资本方面明显做出了很多没有事实根据的假设，讨论了社会资本在这些政策中的应用；其次是体育政策实施有损社会资本培育方面的问题。Fred Coalter（2007）研究认为，体育运动、体育俱乐部具有培育社会资本功能，英国新的政策存在损害体育志愿部门本质特性和优点的危险；再次是体育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存在的种族歧视问题。Kevin Hylton（2008）通过“黑人和少数民族体育运动”分析了体育运动网络与社会资本、体育运动网络与种族等问题，概述了在英国体育制度性的结构是怎样系统地、简单地将黑人排除在体育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之外。

另外，研究者们还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1）相关体育政策的实施与社会资本方面目标的达成。Ørnulf Seippel（2008）研究了挪威运动设施政策的制度化进程以及不同相关部门如何操作。从公共资金建设运动设施的效率，“体育为大众”政策目标的达成和公平合理性3个方面分析了运动设施政策实施结果（和社会资本）；2）体育社团社会责任相关政策修订。H.Thomas R.Persson（2008）研究了丹麦语境中的社会资本与社会责任，认为体育社团社会责任的确立为丹麦州体育政策的改变提供了一个契机，也为其社会资本的增加提供了一个途径；3）有利于培育社会资本的社区体育管理模式。Nicola Bolton（2008）基于社区发展和社会资本，培育公民身份和抵制家长式管理3个主题研究了一个社区体育发展经历个案。研究认为，就社区体育发展而言，要求从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两分法管理向不强调等级管理方向转变。

2.8 体育运动生成的社会资本对参与者未来的职业、收入、社会流动等方面的影响

国外学者们较早就关注到体育运动生成的社会资本对参与者未来的职业、收入和社会流动会产生的影响。Richard Light（2001）研究表明，通过橄榄球运动，学校橄榄球队队员能够积累具有宝贵价值的物质和社会资本，这些资本将为他们获取较高地位、较高收入的职业提供更多机会。James Curtis（2003）研究显示，那些青少年时期参加有组织的体育活动者比那些不参加体育活动者，成年时倾向于每年挣更多的收入，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青少年时期体育活动参与为其增加了文化和社会资本以及物质资本。Grant Jarvie（2008）研究认为，通过体育运动和教育培育的社会资本可以缩小人们之间的差距。体育运动和教育已经成为社会流动、摆脱贫困以及缩小人们之间差距的主要路径。Sine Agergaard（2009）研究了丹麦足球俱乐部中部分男性少数民族运动员在他们职业生涯开始阶段社会流动的前景。研究认为，运动员社会流动的可能性取决于运动员的身体资本是否被承认，并被转换为文化、社会和经济资本。

另外，依照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的“弱关系理论”［所谓弱关系是指那种自我卷入不多甚至没有卷入的关系（Granovetter，1973）］。在职业流动中，弱关系是创造可能的机会的一种重要资源。Cora Burnett（2010）研究表明，社区体育俱乐部的参与培育的社会资本能够增加就业机会，获得就业相关的技能。

2.9 体育运动（组织）参与与社会资本之间关系的测量

社会资本的测量是社会资本研究的一个重点领域，学者们主要选取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社会资本指标，对体育运动（组织）参与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测量。Liam Delaney（2005）解释了不同类型运动参与和社会资本的单独测量之间的联系。通过测量表明，不论在欧盟各国国家水平上还是在英国国内个体水平上，社会资本和体育运动参与之间具有实质性正相关关系。控制几个不同类型的个体特征做进一步研究显示，虽然体育俱乐部会员身份确实影响着健康和社会交往，但是对政治参与和个人的信任基本没有影响。Kevin M.Brown（2008）分析了来自Lund（瑞典南部城市）和Ballarat（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第2大区域性中心）两地的样本数据，结果显示，体育运动或娱乐组织会员在一些社会资本测量指标方面的得分明显高于其它类型社区组织成员。Lee Seung Pil等（2013）编制了一套“体育运动的社会影响量表”，以及一组简化的全球性测量指标体系。大学生调查和结构模型分析结果支持这两套测量工具。调查显示，参与社区性体育运动的频率对社会资本、集体认同和健康素养具有统计学上显著的正面影响。在电视上观看大学生足球赛的频率对社会资本、集体认同和健康素养的感知具有统计学上显著的负面影响。

2.10 体育运动生成社会资本的消极功能

社会资本显然存在着不少消极的方面，同样对团体成员有帮助的硬关系，也往往使其能排除外人（波茨，2000）。学者们也较早关注到体育运动生成的社会资本所具有的消极功能，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排斥、种族主义、边缘化等几个方面，实际上，种族主义、边缘化都是社会排斥的不同表现形式。Mark Dyreson（2001）认为，应该看到篮球文化产生一些使社会失调的功能。厌恶女人者、种族主义者以及反社会的胡言乱语经常充斥着随意组织起来的篮球比赛场所。Mike Collins（2004）将包容性政策跟跨领域问题和社会资本概念联系起来，研究了哪些个体是怎样被排斥在体育运动之外的。Matthew Tonts（2005）研究认为，在澳大利亚西部的北麦带地区，由体育运动培育的社会资本的阴暗面是明显的，对一些居民而言，可能导致社会排斥和边缘化。Irene Kamberidou（2007）认为，我们应该看到体育运动生成的社会资本的负面效应，由于体育政策并非总是其宣扬的那样提供社会利益，因排斥以及商业化、使用兴奋剂、制度化的性别假冒等因素的存在，体育运动还未形成一种能够加强社会凝聚力，同时又消除社会排斥的社会资本形式。Dwight Zakus（2009）认为，体育运动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对社会既具有强大巩固作用的同时，又具有分裂作用。应该围绕“体育运动为什么经常成为一个体现社会‘排斥’和‘边缘化’的地方”这个问题而展开研究。因为“排斥”承载了许多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但排斥通常都是基于种族、性别、能力和地域界限等的基础之上。由此，一些研究者认为，在澳大利亚的体育运动和娱乐场所是不同的种族群体产生冲突和争议之所。

另外，学者们还研究了体育运动培育的社会资本在被用于反社会和欺骗等方面的消极功能。Catherine Palmer（2007）研究认为，在很多方面，“Groggies”（“烈酒小组”是一组南澳大利亚足球支持者成员，酗酒是这个只有男性球迷团体的一个中心内容）身份是坏社会资本的典型——即将稠密的关系网络用于恶意的或反社会目的。Dino Numerato（2012）将社会资本的阴暗面界定为“有利于一些人的信任、社会关系和共享的理念及规范情境，而对其他个体、体育运动或者整个社会有害”，或者将社会资本的阴暗面理解为“试图操纵和滥用信任得到某种特殊利益”。他主张大多数运用阴暗面概念的相关研究主要调查了体育运动实践，而不是体育管理。

3 分析与启示

3.1 分析

通过对国外体育运动与社会资本相关研究成果以及相关体育政策等方面的梳理与研究，总结归纳出其以下主要特点及总体发展趋势。

3.1.1 选题面广，研究视角新颖、多维，注重实证研究

选题面广，研究议题较多，内容丰富，既研究了体育社会组织参与与社会资本生成，又关注了体育商业组织在社会资本培育中的作用；既研究了足球运动对弱势群体——无家可归者社会资本的培育，又探究了体育运动对身处异国他乡具有难民背景的索马里人社会资本的贡献程度和方式；既研究了体育运动培育社会资本积极的方面，又以批判的眼光解析了其消极功能（社会排斥、种族主义和边缘化等）……

将种族、民族、阶层、性别、移民等变量引入了该研究领域，从这些研究视角研究发现，体育运动生成社会资本存在跨种族、民族、阶层以及不同性别、是否移民等方面的差异。

注重实证性检验，实证性研究成果居多，基本为案例实证。研究成果涉及到运用宏观、中观、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概念，其中，以运用中观、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概念的研究内容居多。

3.1.2 研究者学科背景多元化，研究方法多样化

国外从事体育运动与社会资本相关研究的学者学科背景较为丰富，除体育学外，还有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管理学等学科。如最早研究体育运动与社会资本的罗伯特·D·普特南，既是一位政治学家，又是一位社会学家，其标志性成果《独自打保龄球:美国下降的社会资本》、《独自打保龄球——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证明了体育运动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因果联系。其他如挪威的Ørnulf Seippel是一位社会学家，美国的Mark Rosentraub教授主要研究经济、公共财政，爱尔兰的Liam Delaney和澳大利亚的Larry Dwyer都是经济学教授等等。

在研究资料搜集方面，主要采用了问卷法、观察法、文献调研、访谈法、个案法 、田野调查法、民族志研究法、实验法、CATI（即计算机辅助电话访问 ）等。在研究资料分析方面，主要采用了理论分析方法、比较法及因子分析、回归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等统计分析方法。可见，为了探索体育运动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因果关系，更好地发挥体育运动培育社会资本功能，国外学者不断地将新的技术手段（电话、计算机、网络等）用来辅助研究资料的搜集与分析。

3.1.3 以体育运动生成社会资本为研究重点，聚焦于基层体育组织和足球运动

体育运动与社会资本研究以体育运动生成社会资本为重点，笔者根据社会资本生成路径的差异，分别概括称之为:体育社会组织参与生成论、体育运动参与生成论、体育志愿服务（精神）生成论、体育赛事生成论以及体育运动器材设施生成论。

体育社会组织生成社会资本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区体育组织、体育俱乐部和体育志愿组织。在研究体育运动参与生成社会资本方面，大部分以社区体育参与者为研究对象，在具体运动项目方面，以足球运动项目为主。

3.1.4 研制测量工具，注重体育运动与社会资本之间因果关系的测度

著名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1999）认为:“社会的许多现象表明，只凭人们的主观想象是不能处理的。……用观念估量事物，就好比一种浮光掠影，外表似乎明白，内里却含糊不清”。因此，必须将体育运动与社会资本两者之间的关系操作化，使其转化为在经验层次能够观察测量的具体指标体系，以这些指标体系为理性的测量工具对体育运动与社会资本之间的逻辑因果关系进行测量论证。学者们运用改编、研制的指标体系测量表明:体育运动（组织）参与与社会资本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3.1.5 将社会资本理念融入体育政策制定实施中，充分发挥科学研究对体育政策的评价服务功能

鉴于体育运动在生成社会资本方面功能显现，一些西方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等）不仅将社会资本及其相关概念（如团队合作、社区活动参与、社会关系和网络）和体育运动在培育社会资本方面的功能纳入到体育政策及其实施目标；还在体育政策制定和实施中让公民参与进来，充分发挥公民在参与、监督、评估等方面的作用。同时，学者们又立足于社会资本培育的视角以批判的眼光来审视相关体育政策。

3.1.6 研究成果数量和质量呈不断上升趋势，以西方国家居多

该领域2000年以前的研究成果很少，新世纪关注该领域的学者越来越多，研究成果的数量与质量迅速上升。自2003年以来，在英国《体育科学杂志》（Journal of Sports Sciences）等SCI期刊上已发表相关研究论文9篇。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主要出自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以澳大利亚为最，尤其是拉筹伯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另外还有英国的斯特林大学（University of Stirling）和拉夫堡大学（Loughborough University）。这一方面说明这些国家大众体育发展得好，较好地发挥了其培育社会资本的功能，引起了较多学者关注这个领域；另一方面，与笔者只搜集了英文文献也可能有些关系，因这几个国家的母语为英语。

3.2 启示

3.2.1 积极吸收其它学科的学者参与研究，拓宽研究视野，引进新的研究方法

国内其他学科的学者很少介入体育运动与社会资本领域的研究（据笔者搜集的资料来看，厦门大学社会学系徐延辉教授是唯一做过该方面研究的其它学科学者）。因而，应积极吸收其它学科的学者参与到该研究领域，这一方面可以将不同学科的理论、研究方法引入到该领域，使研究视域更加开阔，立论基础更加坚实，研究方法更加丰富、科学，问题分析解释更加全面、透彻，提出的解决问题措施更加合理，针对性更强；另一方面，可以增加相关研究成果的说服力和影响力，更容易取得突破性研究成果。

3.2.2 突出研究重点，注重经验实证性研究，实现社会资本理论与实践的对接

比较而言，国内研究选题面窄，议题少，主要集中在体育运动与社会资本生成、利用社会资本发展体育运动、社会资本与体育用品企业以及社会资本与体育专业毕业生就业等4个方面。同时，后2个方面虽然出现了体育和社会资本这两个词，但是，这些研究中并没有涉及到体育运动与社会资本，它只是研究了社会资本与企业、学生找工作之间的关系，只不过这个企业生产的是体育用品，学生是体育专业的学生而已，并非体育运动生成的社会资本对体育用品企业、体育专业毕业生找工作方面的影响。

国内研究成果没有突出“体育运动生成社会资本”这个研究重点，且现有研究存在以下不足:1）多是理论层面的逻辑推导与论证，经验实证性研究很少；2）研究内容不全面，研究较为笼统，没有细化、具体化；3）基本没有将性别、阶层这些变量引入该领域研究；4）聚焦于体育运动在培育社会资本正功能方面，未见到有关消极功能方面的研究。因此，今后要以体育运动生成社会资本为研究重点，注重经验实证性研究，实现社会资本理论“下沉”，落实到实践。同时，也要注意到体育运动生成社会资本的消极功能，实际上，我国消极功能可以更好地采取措施降低其消极影响。

3.2.3 研制客观、科学、认同度高的测量指标体系，提高测度体育运动生成社会资本的准确性

如何准确测量社会资本，这既是社会资本研究的一个重点领域，同时也是一个存在较大分歧的领域。其主要原因是，由于不同研究者在学科背景、研究视角及从事的具体研究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了他们在不同层面（宏观、中观、微观）上界定和使用社会资本概念，这也自然使他们在社会资本测量技术方法及测量指标方面存在差异。从搜集的文献来看，国内、外体育运动生成社会资本测量指标体系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少。因此，通过研究，设计出客观科学、业界认同度高的测量指标体系，通过指标体系将体育运动生成社会资本现象质的方面和量的方面紧密结合起来，以便准确测度体育运动生成社会资本这一现象的特征，提升体育运动生成社会资本方面研究成果的可信性，是该领域学者共同面临的一个大课题。

3.2.4 将培育社会资本作为开展全民健身活动的一项目标纳入体育政策

实际上，我国也认识到了体育运动在培育社会资本中的功能，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中发（2002）8号〕指出:“体育有助于培养人们的协作精神和公平观念。……增强国家和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体育是促进友谊、增强团结的重要手段。通过体育活动，能够扩大人们的情感交流，增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了解，改善人际关系”。其中就表明了体育运动在促进合作，培养公平规范，增进信任，构建和改善人际关系网络等方面的社会资本功能，只不过表述方式不同而已。但是，在《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年）》等这些规范性文件中并未涉及到这些内容，还是更突出体育运动在增强体质，增进健康等生物性上的目标，并没有将体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体现出来。因此，今后在制定全民健身相关体育政策中应该考虑将体育运动培育社会资本功能等相关内容纳入进来，这既体现了中央文件精神，又客观、真实地反映了体育运动的多元功能。

3.2.5 加强体育参与与社会资本关系的本土化研究

由于国内、外存在体育环境、人际关系建构和认同等方面的差异，国外研究形成的理论并不一定适用于国内。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研究表明，求职者往往通过弱关系而不是强关系来找工作，并且利用弱关系的人比利用强关系的人对新工作更加满意。与格兰诺维特不同，香港科技大学边燕杰教授研究发现，在中国社会，强关系而不是弱关系更有可能成为帮助者和求职者之间的桥梁（周长城，2011）。因此，对于国外体育运动与社会资本相关理论，我们要在加强本土化调研的基础上，有选择性地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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