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 瑜[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 南京 211172]

迟子建的长篇小说《越过云层的晴朗》（以下简称《晴朗》）是篇独特而意味深长的小说，不仅是用文学的方式为一只狗立传，而且将狗纳入到文学的秩序与殿堂后，给予其重要而显赫的位置。也就是说小说让在我们的文化语境和现实社会中背负骂名的猎狗阿黄担当小说的叙述者和生活变迁的见证者，同时，以狗道见证人道，让有情有义、忠诚感恩的狗道凸显人道的残酷阴险、虚伪自私的本质。狗眼的置放和狗道的倡扬使这部小说不仅挑战了读者的传统审美和文化心理，其崭新的叙事视角、清醒的现实批判和深刻文化指向，都注定了这部小说是迟子建乃至新时期文学中一部独特的文本。

一、“狗眼”的广阔：窥测世界与人生世相的窗口

《晴朗》以名叫来福的狗的口吻回忆自己辗转于六个主人间，往返于城里、市镇、山林间的生活经历和坎坷命运，首尾两章是现时的生存现实，中间五章是对往事的回叙。随着人类的各式动机和实用理性的变化，“我”辗转于小哑巴、羊草金发夫妇、梅主人、文医生和赵李红，随着主人的更替，“我”的名字也经历着变化：阿黄、柿饼、旋风、夕阳和来福。“我”的历史就是一部流浪史，是一部交织着温情和悲伤、信任和敌视、希望和绝望的历史。小说通过“我”的所见展现出来的是时代与生活的巨大的变化，如金顶镇通电、旅游业的旺盛、破四旧的疯狂砸庙；众多人物的命运遭际在“我”的视野里展开：金顶镇招待所的赵李红兄妹，母亲与画匠私奔，辛苦地维持生计；家破人亡的文医生只身逃亡到大烟坡以变相术和种大烟为生，后被疯子开枪打死；孤僻的梅红在资本家父亲被斗死后怀着歉疚来到金顶镇，靠为人生孩子维持生计，最终死于生产。“狗眼”里展现的还有人事政权走马观花似的更迭以及众多与“我”属于相同的生存序列的动物如“芹菜”“十三岁”等的悲惨命运。

从叙事学上讲，一方面，小说中“狗”的视角属于限知视角，小说在叙事层面上严格遵守狗作为动物在审视和理解人类社会时的诸多疑惑和不解。如小说中来福对人的大多数话能听懂，但对于“同性恋”“敲竹杠”“吃软饭”等不能理解。小说在叙述过程中保持了这种认知上的“不理解”，把叙述和理解事物的权限交给了来福，作为文本背后的理性的全知者和作家绝不僭越自己的权限和位置。这样，在“我”的叙述下，原生态地复呈了人类社会的世态万象，经由这些视角的聚焦，无数零碎的生活画面汇聚成意义丰富的艺术图景。另一方面，叙述视角由“人”到“狗”的转化，作家所要实现的是叙述载体的弱智化。随着叙述主体的智力在弱化，叙述的不可靠性在加深。问题在这里产生了：这个原生态呈现的世界由于“我”在理解上的有限性必然造成情节推动和故事展开的断层，以及读者理解的空白和盲点。那么，“我”的叙述阈限会不会影响小说情节的推动以及读者理解上的空白和盲点如何填充？如何保持叙述上的一致性和完整性以及消弭读者在这种断片式呈现的阅读中的疑惑和理解的困难？小说在叙事中，确实存在着这些问题。比如关于梅主人，第一章先寥寥数语说明“梅主人活着就是生孩子，她生过的孩子，最后都让人给抱走了”。读者在读完这段文字后必然生疑：为什么活着就是生孩子？生的孩子为什么总让人抱走了？难道是古老的租妻和典妻风俗的现代演绎？在种种疑惑中读完前五章，虽然从金顶镇人的闲聊中得到一些对此事的信息，但对于梅主人这一行为的终极解释还是无法获得。理解的空白依旧存在。这个空白是随着第六章中“我”流落到大烟坡后从小唱片与文医生之口听到了梅主人的身世之谜：梅主人来自上海一个富裕家庭，父亲是资本家，在“文革”中死于有梅主人本人参与的批斗中，因而她怀着忏悔逃离家庭。至此，读者心中的谜团才解开。包括对文医生的前世今生，小说也是采取这种倒置和延宕叙述。这是小说叙事的精致之处，由于事情的来龙去脉在来福的眼里是零碎、片段呈现的，因而，事情的原委或人物行为、选择背后的情感、时代、政治原因被中断——实际上是推后延迟叙述，这便造成了叙述上的延宕和留白，不过，这种空白在随后肯定会填充上的，就像美国作家海明威说，如果小说开头写到墙上有一杆枪，那么后面就一定要拉响这杆枪。迟子建的小说在结构的完整上是无懈可击的，这也是她作为当代成熟作家在艺术上的表现。这种留白和延宕的叙事，在阅读的效果上起到了制造悬念，牵引读者阅读兴趣的作用。

二、“狗道”的敦厚：人道沦丧与文化理想的隐喻

小说中的来福是一条通人性、有灵性的狗，忠诚、知恩图报、忠于职守，有情有义。虽然不断更换主人，但对于每个主人都是尽心尽力，勤恳敬业地侍奉主人；有着鲜明的爱憎立场，看到好吃懒做的白厨子经常偷猪肉给水芹，不依不饶地叫唤主人，识破半夜里想偷偷进花脸妈房间的电工的坏心眼；对于人类屠杀自己的同类怀着极大的悲悯之心——如自己的相好“十三岁”被处死以及名叫“朝霞”的猫的惨死都引起“我”的伤怀和怀念。

“狗道”向来不登大雅之堂，为人类所不齿。而小说为我们呈现了一种有道义，有爱憎，有温度的道德伦理和情感伦理，而与这令人崇敬的“狗道”对比着写的是“人道”，人道在小说中又是怎样的呢？虚伪、善事谎言、荒淫无耻：如老许的儿子水缸用枪打死了文医生，回到镇上后谎称是黑熊咬死了文医生，临走时不忘把文医生的大烟膏带走变卖；粮食店的女人平常与镇长偷欢借以提高自己的工资，而镇长一旦落难便数落他的不是，落井下石。自我为中心，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至上：如“我”不断更换主人是因为主人们觉得“我”对他们的利用价值没有了，甚至大丫的死都被羊草怪罪于是“我”这个“丧门星”带来的，因而将“我”遗弃了。自私冷酷，残忍无情：如在丛林中勘察队员们既要“我”和“芹菜”驱逐黄鼠狼，一旦“芹菜”咬死了白狼时他们又担心狼的报复，自私而残忍地杀死了“芹菜”当作黄鼠狼的祭品以防被报复，“我”与“十三岁”性爱的场景笑死小唱片的公公后分别遭到了披麻戴孝和被处死的惩罚。屠杀狍子的场面更是人类贪婪、暴虐本性的流露：

我见孙胖子把狍子骑在身下，将它摁倒在地。狍子没有反抗，大约以为人在和它戏耍吧。接着，小优大叫一声，把刀插进狍子的脖颈！我奔跑过去，见黑色的血一汪一汪地从狍子身上涌了出来??狍子瘫倒在地，拼命动着四蹄。突然，它站了起来，站得不直，歪斜着。它哆嗦着，看着我，满眼都是泪。①

强大而粗野的人类对温情而缺少反抗能力的狍子屠杀的凶残场面令人毛骨悚然，发指的残忍面前是黄主人他们兴奋享受美味的场景，而“我”和白马哀伤、低沉地伫立一旁。狗道与人道的对比映衬出的是人道的沦丧和灰暗。迟子建在温情的笔墨和白山黑水的极地风情背景下，勾勒出一幅令人神伤、满目疮痍的浮世图，上面写满了人性的卑微、道德的沦丧、情感的忧郁、灵魂的暗淡，借助于一双睿智的“狗眼”，小说为人类道德情感和文化理想吟唱了一曲挽歌。

“我认为文学写作本身也是一种具有宗教情怀的精神活动，而宗教的最终目的也就是达到真正的悲天悯人之境。”②这是迟子建的文学理想，也是她对自己创作的精神和文化定位。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表现在《北极村通话》到《花瓣饭》《越过云层的晴朗》《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对人类的苦难、人的命运与善恶情感、死亡主题的温情优雅伤感的书写中。这篇《晴朗》，以空灵清逸的叙述书写人类和动物的苦难、人的迷失。人类文化序列中尊卑贵贱分明的“人道”与“狗道”在迟子建的小说中被颠倒和重新改写，在对人类丑行与精神痼疾的隐喻式的写作中隐含了作家的价值立场以及悲天悯人的写作理想。

三、“革命”的酷虐：文化革命夹缝里的边地生存

迟子建这篇小说，从题材上说可以归为“文革”题材，对此类题材的直接和正面书写并非迟子建所长，在她以前的这类题材中她的处理常常是将“文革”的动荡、暴戾化约为淡淡的背景隐于故事之后，“文革”成了她的那种罩着淡淡忧伤而不乏温情的日常生活的部分。这篇《晴朗》的“文革”书写延续了迟子建一贯的风格，在轻盈而温情的笔触间叩问和审视着“文革”这段大历史。但迟子建的“文革”书写显然摆脱了新时期政治批判和情感纾解的单一叙事维度，不从正面进入大时代，将“文革”作为影响人的情感心理和行为方式的潜在因素。对于“文革”造成的这种情感创伤和苦难记忆，迟子建采取了“举重若轻”“避实就虚”的手法，正如她自己所说：“其实‘伤痕’完全可以不必‘声嘶力竭’地来呐喊和展览才能显示其‘痛楚’，完全可以用很轻灵的笔调来化解。”③比起此前涉及到“文革”的小说，《晴朗》的“文革”因素明显增多了，小说中多次写到“文革”在金顶镇人们生活中的渗透。如丛林勘察队员小优与刘红兵因事打架时，突然发现背心上的毛主席像章，因为敬畏和害怕弄坏了领袖像两人的打架戛然而止。小说还写到毛泽东的逝世、民众的纸花祭奠和勘察队员的哭泣，“四人帮”的倒台和众人的兴奋。

在这里，小说并未展开描写“文革”的残酷和暴虐，而是将之变成日常生活的部分，“以抒情和感伤的叙述，把‘残酷’改写为一种笼罩性的精神氛围和精神背景，占据小说表层仍是日常化的世俗生活，甚至对‘文革’这样的历史灾难的反思与批判在小说中也都被推到了幕后。”④除此，小说写到了人物的“文革”创伤。“文革”创伤是新时期以来很多小说共同的母题，“文革”对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创伤不只是身体与肉体层面的疼痛与摧残，更是在精神灵魂和文化心理上形成的难以愈合的伤痕和伴生而来的阴影和梦魇。

迟子建曾说过这部小说着重在探讨“文革”对人的精神伤害，小说中三个重要的人物小哑巴、梅红和文医生的悲剧命运都与“文革”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小哑巴的家在一群红卫兵砸过庙后起了一场大火，小哑巴的父母和爷爷奶奶在火灾中丧生，小哑巴一下子成了孤儿，被金顶镇镇长收留在招待所打杂，小说在末尾通过许达宽向“我”倾诉，才知道原来火灾就是当初包括许达宽在内的红卫兵引起的，当初因为小哑巴的石匠父亲怜惜自己雕刻的石像被毁，对红卫兵不满，遭到了红卫兵的报复。由此可知，小哑巴无依无靠、颠沛流离的悲苦命运其悲剧根源还在于“文革”中任性疯狂、胡作非为的红卫兵。

梅红悲剧性的生存境遇和心灵创伤也是“文革”造就的。梅红之所以逃离家庭隐居金顶镇，是因为在上海时，她嫌弃父亲资本家的身份，纠集了一些学生批斗父亲，结果打死了父亲，父亲的死激发了梅红的悔恨和歉疚。从精神谱系上看，梅红与《伤痕》的王晓华同属一脉，都是被时代蛊惑，在家庭亲情和时代政治间偏执而决绝地选择政治放弃亲情，幡然醒悟间，失去亲人和亲情的创痛已经深深烙下难以去除。梅红虽在金顶镇感到温暖的是两件事：一是替别人生孩子，二是喜欢文医生。然而，替不同的人生孩子，为了维持生计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她只有在怀孩子和生孩子的时候，才觉得自己还活着”。哀莫大于心死，在梅红那大而闪亮的耳环和华丽时尚的外表下藏着的是一颗深陷绝望的心，如堕无底深渊，奄奄一息而几近断气。而不断的怀孕和生产，带来的是短暂而危险的温暖，即使这种温暖，也是以不断经历送走孩子的骨肉分离和彻骨悲凉为代价的。受伤的梅红，在这种危险的自我救赎中体验的是飞蛾扑火般的悲壮。喜欢文医生，是她情感上的另一种温暖，按照心理学上的方法，情感弥补和情感代替是修补创痛的另一种方法。梅红对文医生的爱和欲能挽救这个苦难女性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她对文医生的爱“是为了赎罪”，“是为了减轻对她父亲的罪责”。理想的爱情被创伤挤兑了，纯洁的爱情最终还是难逃政治的强奸。在这里，“文革”对梅红的伤害是毁灭性的，不但摧毁了原本和谐的人伦亲情，这种亲情的毁坏是政治借梅红自己的手完成的，于是俄狄浦斯王式的悲剧便产生了，“原罪”成了梅红难以摆脱的梦魇，这种原罪彻底瓦解了梅红正常爱的能力——她的爱因“文革”创伤和原罪而畸变了，因而，对文医生的爱是对悔的一种置换和替代。没有爱和亮色的生命必然是灰暗而垂死的，最后，梅红死在生孩子的血泊中就只是梅红悲剧生命最后的一道仪式罢了。

① 迟子建：《越过云层的晴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74页。

② 迟子建、周景雷：《文学的第三地》，《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4期。

③ 迟子建：《越过云层的晴朗·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④ 吴义勤：《狗道与人道：评迟子建长篇小说〈越过云层的晴朗〉》，《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