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震林，罗馨儿

(上海戏剧学院，上海200040)

由中国高教学会影视教育委员会、中国上海戏剧学院、德国科隆电影学院联合主办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影视教育委员会2013年年会暨“中国影视教育的协同创新计划”大型学术研讨会，于2013年8月23日至24日在上海戏剧学院举行。此次研讨会由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学科、电影电视学院承办。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上海大学、重庆大学、西南大学、辽宁大学、北京电影学院、中国传媒大学以及上海戏剧学院、德国科隆电影学院等80余所高校以及影视创作、研究机构的140余名影视专家和学者参加会议。

本次研讨会围绕主议题“中国影视教育的协同创新计划研讨”进行了六个部分的讨论:一是影视教育如何参与协同创新工程;二是影视学科的特性及其评估体系;三是影视教育的分类(专业艺术院校、师范大学、综合性大学和其他类型大学)和分层(高职、本科、研究生)建设;四是国外影视教育的经验及启示;五是“中国电影史”、“电视艺术概论”等影视课程研讨;六是新世纪华语电影研究。

一、影视教育的学理阐释

第一，围绕着中国影视教育协同创新计划的主议题，南京大学周安华教授《融通与互文:影视与戏剧教育整合拓进的思考》认为，影视与戏剧作为最重叠交叉、最互溶互渗、“相伴而行”的两种艺术形态，其整合拓进具有着天然的基石和发展空间。影视与戏剧的两栖性生存，戏剧影视人一并吮吸戏剧、影视双份营养而重构自身，实现整合发展，是现实的需要，也是历史的选择。郑州大学姚小亭教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国地方高校电影教育缺失专业支撑问题研究》，将我国高校影视教育大体划分为三个世界，地方高校的影视教育属于“第三世界”，其缺失专业支撑的问题比较严重和突出。在国外影视教育的经验以及启示方面，上海金融学院王桂青副教授《美国高校影视教育的经验和启示——以美国太平洋大学为例》，介绍了美国太平洋大学这所没有影视专业大学的影视教育教学情况。

第二，在具体的教材和课程建设方面，上海戏剧学院厉震林教授《关于上戏版〈电视艺术概论〉教材建设的若干思考》指出，上戏版《电视艺术概论》的修订再版，需要思考以下电视文化语境，一是电视艺术的接受环境，现在是泛知识分子时代，受众文化素质已经大为提升，电视艺术需要“两端生产”，即高品质的作品和高通俗的产品，四平八稳的中庸之作将被市场淘汰;二是电视艺术的媒体环境，电视已经成为传统媒体，如何与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嫁接”，形成新“柯拉支”形态的杂交、边缘和创意作品，将是电视艺术“求生”的新通道;三是电视艺术的美学环境，需要关注当代艺术的新趋势，即以全球的人类学思维、转媒体的发展趋势和取代大师作品的一般作品特征。北京电影学院孟中副教授《电影剧作教学中的情感教育》则重点阐释了情感在电影剧作学习中的作用以及电影剧作教学中的情感教育形态两大问题。复旦大学龚金平副教授的文章《从“艺术教育”走向“文化教育”的大学公共影视课程》提出，在视觉文化背景下，大学公共影视课程应积极转变观念，从“艺术教育”走向“文化教育”，从单一的艺术知识传授走向立体的与综合的“文化感染和熏陶”。还有西北大学曹小晶副教授《新时代语境下“中国电影史”课程教学的新思考》，西南石油大学副教授焦道利、讲师江霄《多科性大学影视专业建设及教学改革探索——以西南石油大学艺术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建设为例》。

二、电影文化与美学

一是在电影文化方面，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黄会林《中国电影·中国梦》指出，实现电影文化的“中国梦”主要应该是两个方面:第一，坚守住自己民族性的优势并发扬光大。第二，实现中国电影走出去，使中国电影文化与欧洲电影文化、美国电影文化以及所有其他电影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相互借鉴，共同构成丰富多彩的人类电影文化图景。北京大学陈旭光教授《论“后华语电影”的文化生产》认为，大中华地区“后华语电影”呈现出多元文化冲突和文化融合的态势。文化资源的冲突、拼贴、融合乃至错位，共同营造了多元化的后华语电影生态与文化格局。上海大学陈犀禾教授《“新都市电影”的崛起》指出，近年来，以都市青年生活为主题、表达都市青年审美趣味、符合类型化创作理念的“新都市电影”屡屡创造票房神话，成为一种现象。新都市电影在主题风格上切合青年审美趣味，营造圆满结局，达成社会象征性的“和解”;新导演和从演员/编剧/作家转为导演的明星共同形成了新的导演风格和电影的意识形态结构;当市场、媒体、观众等改变之时，新都市电影顺应了时代潮流。北京师范大学张智华教授《传奇与传记——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传奇化叙事出现新天地及其与电影产业的发展》，主要论述传奇化叙事以传奇的故事塑造以及传奇的人物形象，表现传奇的情怀。中国电影在传奇化叙事方面取得了较高的成绩，2000年以来传奇化叙事取得了新的成果，这在功夫片、破案片、历史片、人物传记片等类型片中表现突出。山东艺术学院田川流教授《“十七年”电影娱乐性研究》指出，十七年电影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众多艺术家在十分困难的环境下对现实主义、人性与人道主义等创作有着不懈的追求。十七年间，艺术家在“极左”的思想理论重压之下，在电影表现中适度融入娱乐性元素，使之不仅具有丰富的时代特色，同时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苏州大学倪祥保教授《论华语电影文化价值影响力》认为，就世界范围传播历史来看，华语电影富有正能量的文化影响力，一般都因为其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内容的有机融合。宏观层面内容主要指富有一定文化价值内涵并进行相对独特的影像表达，中观层面内容主要指故事情节设置出乎意料而合于情理的创新，微观层面内容则指生活细节和物像景观的真实性、艺术化。南京艺术学院金昌庆教授《影像艺术中的桃源原型叙事》指出，“桃源”原型植根于乡土生活和山水文化的独特传统，在不同时代中被不同的艺术形式不断书写，形成一种叙事序列。

二是在电影美学方面，云南师范大学郝朴宁教授《动作与表现》认为，影视艺术中的动作表现一向被认为是最具生活性的，但同时“表现”又和“再现”划出了两者之间的界限。这也从更深的层次上揭示出了艺术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复杂关系。上海戏剧学院万传法副教授《1987－2001年中国电影的美学分析》论述道，1987－2001年，中国电影美学开始由“戏剧美学”和“意象美学”向“奇观性”美学转变。中国美术学院刘智海副教授《数字时代的电影美学形态》则主要阐释了数字影像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但改变了传统电影的物质属性，也带来了其美学观念上的变革。此外还有山东艺术学院刘志副教授《批判与超越——当前流行的三种电影批评倾向剖析》，广西师范学院颜小芳副教授《消费时代的“青春梦”——对内地2013上半年电影青春叙事的符号学考察》，中国传媒大学助理研究员陆嘉宁《“美国梦”的中国式改写——近期中国电影中的美国想象》。

三、电影史与主旋律电影

新时期电影史学的发展，实现了史述与史学研究的范畴之内细分。在梳理和挖掘中国电影史述和史论的过程中，与会专家不约而同地运用了“旧史新解”的思路。

西南大学虞吉教授《〈中国电影发展史〉与新时期以来电影史学的发展》指出，作为编撰于20世纪50年代、出版于1963年的国修通史类著作，《中国电影发展史》(上、下卷)对中国电影的史学发展无疑有着“起点”和持续性参照的双重作用。历经新时期以来三十余年的拓展，中国电影史学研究在电影历史观、史述架构、史述方法、史论判断以及史述实践的全环节谋求突破与“重写”的诉求日趋强烈。在每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中国电影史学研究都留下了特色鲜明的“映迹”，这些“映迹”正是标识中国电影史学研究走向纵深的节点。东南大学章旭清副教授《电影史中“科技”与“艺术”的辩证规律对华语大片的启示》则表达了对华语大片制作中对高科技的深度依赖令人们对电影艺术性的式微的忧虑。山东艺术学院景虹梅副教授《史学观念的转型与中国电影史研究和教学刍议》提出，要求教学者根据本院校的具体课时规定、学生的层次(研究生或本科生)、主修专业的需求等，来合理地设计和取舍教学内容，尽可能以“现象”和“问题”为引导，充分利用尚未进入通用教材而在期刊论文中有所发表的新史料、新视角，对重要的历史事件作适度的多向度延展讲述与阐释，从而更好地“恢复”历史的“现场感”，增加学生学习电影史的兴趣和兴致。

主旋律电影在意识形态领域展现并提倡有益的价值观的同时，其艺术上和商业上的价值也被提到了重要的位置。

湖南师范大学岳凯华教授《献礼片的价值诉求与叙述策略——以电影〈毛泽东与齐白石〉为例》，主要分析了适逢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国画大师齐白石先生诞辰150周年之际，潇湘电影集团有限公司与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出品、知名导演史凤和执导的电影《毛泽东与齐白石》。影片再现了两位湘籍伟人之间的平凡故事和深情厚谊，从价值诉求和叙事策略等层面为中国主旋律电影尤其是献礼片的创作、市场、传播、影响积聚了可持续发展的“正能量”。湖南师范大学讲师丁忠伟在《消费社会与主旋律电影中革命叙事的青春化转向》提出，消费社会中的电影市场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主旋律电影在产业化进程中也同样要遵循这种以消费为导向的市场法则。因此，在年轻观众成为电影的消费主体后，主旋律电影中的革命叙事在视觉外观和主题内涵上都走向了青春化。

四、创作态势分析

与会专家针对影视作品的艺术风格与创作元素进行的分析，呈现出视角多元化、表达个性化、观点特色化的态势。

南昌大学胡辛教授与副研究员何静《论江西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的拓展与创新》提到，江西作为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无法替代的重要地域——红色摇篮，红色资源积淀深厚，以江西革命历史为题材的影视剧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上海戏剧学院胡雪桦教授《米亚艺术论》，介绍了“米亚”(英文MIDIA IMAGE ART)全称是媒体视听觉运动觉综合艺术，是基于数字技术、自动化技术、机械工程技术，融合戏剧、影视、数字媒体等艺术形式，汇集表演、互动、游艺等多种形态的集成创新技术，实现观众全景式的综合感官体验的新型艺术形态。山东师范大学姜静楠教授与山东艺术学院宋法刚副教授《文化反思与艺术揭秘文——新世纪中国电影中的启蒙话语》从异质空间中的文化反思、历史事件中的艺术揭秘中梳理启蒙话语在影片中的存在形态，进而在与美国、韩国影片的比较中分析当前社会文化背景中启蒙电影的生存境遇与生存策略，并寻求启蒙话语与娱乐精神的良性互动。湖南师范大学刘彬彬副教授《见“微”知“著”:微电影的艺术形态和文化意义探析》认为，以往对微电影多倾向于从广告营销、经济效益等角度来进行探讨，本文试图从其艺术本体的角度来探讨这种新媒体艺术的特征及其社会影响与文化价值。上海戏剧学院讲师张晓欧《人有病，天知否——论电影〈Hello!树先生〉和〈杀生〉的风格特征》指出，近几年中小成本电影的产量逐年上升，管虎的《杀生》和韩杰的《Hello!树先生》这两部电影，无论是对社会的思考，还是对人性的挖掘，以及风格化的表现手法都是别出心裁。

少数民族学者的论文有:新疆艺术学院古丽扎尔·铁木尔教授《浅论新疆维吾尔族影视表演艺术》，内蒙古师范大学教师娜日娅《透过二度空间看心像——论蒙古国青少年电影中的“幻境”表达》。

五、电视制作专题

首先，在广播电视制度、政策及其影响效应方面，湖南师范大学肖燕雄教授《新中国广播电视制度建设历程的辩证考察》，以1997前、1997中和1997后三种时态来具体分析我国广播电视(含电影)法制建设，总结近二十年来广电制度的发展历程，在认清《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的缺陷和目前制订《广播电视法》的时机还不成熟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再一次强调“低位法先行”和“慎重立法”这两个原则。上海戏剧学院讲师廖媌婧《文创产业的中国路径——以灿星制作为例》，指出节目主要制作方灿星制作获得的真金白银也让电视业者意识到通过生产机制的自我变革可以各更好地盘活电视产业。河北传媒学院教师常力轩、梁笑然《对省级卫视综艺热生态的冷思考——兼论“限歌令”的社会效果》则指出，多数卫视将策划大型节目、引进海外版权、重视明星元素和受众心理作为了自己综艺节目立足的法则，而由此带来的奢侈浪费和模仿跟风等不良现象，导致了最近广电总局“限歌令”的出台。郑州大学张兵娟教授《从忠义、仁义到正义——论电视剧〈赵氏孤儿案〉中民族精神的传承与认同》提到，电视剧《赵氏孤儿案》的改编则又一次的把传统道德价值观念的“忠”“义”带到大众面前。

其次，电视节目尤其是主持人的研究。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阙建华副教授《〈百家讲坛〉的盛衰与学术视频兴起的意义》指出，电视媒介的文化传承功能在中国大陆的凸显，主要还是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兴起。互联网的空间几乎是无限的，应发挥其在传递知识、教育大众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还有上海戏剧学院电影电视学院讲师包磊则的《也谈国内综艺节目主持人之“非主流”培养》

六、纪录片与影视文化

本次研讨会关于纪录片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纪录片美学个性的探索与行业标准的建立等问题上。扬州大学武新宏、刘恋《电视纪录片与国家形象“多元化”传播》，分析国家形象传播的现实诉求和具体策略与方法，为纪录片国家形象塑造与传播提供一些探索与思考。苏州大学讲师邵雯艳在《“社会介入”遮蔽下的“审美实践”——调查性纪录片价值谱系再勾勒》认为，作为一种影像类型和美学文本，调查性纪录片自身价值的多重性被强大的社会影响力所遮蔽。福建江夏学院讲师余权《情感控制及其方式——论宣传性纪录片的宣传策略》认为，因为纪录片自身兼具纪实性与构成性，纪录片也有可能被用于某种特定意识形态的建构，由于特定意识形态的虚假性，纪录片可能产生与真实不符的现象。

专家学者们还从各自的专业视角出发，从政策、产业、市场等方面提供了对影视文化的新观点。

深圳大学刘辉副教授《意识形态和商业利益的角逐——中港合拍片论》指出合拍模式导致香港电影文化的丧失，是香港电影业的问题所在，无法面对目前竞争加剧的电影市场。港片合拍的经验，对于ECFA启动后的台湾电影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上海财经大学徐巍副教授《后CEPA时代香港本土片的艺术回归和转型策略》认为，CEPA后时代香港本土片逐渐突破了小投资、小制作、小市场的瓶颈，也进一步突破了商业片和文艺片的界限。在全球化的当下，积极营造港味，露出鲜明的香港制造的标签将仍然尤为重要，因为这是香港电影之所以为香港电影的立身之本。中国电影出版社副编审李瑾《2013年上半年国产电影市场分析》总结了2013年上半年国产电影票房情况，并且对市场做了具体有层次的分析，认为资本市场双腿并行全为风险把控、合拍制作主创混搭追求化学反应、观影心理数据说话受到格外重视、寻求影片质量和题材的适销对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