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锦莉，孙晓勇

(1.中国海洋大学 艺术系，山东 青岛266000;2.兰州大学 艺术学院，甘肃 兰州730000)

一、旗袍的文化背景

汉代刘熙《释名·释衣服》:“袍，苞也。苞，内衣也。”袍是继深衣之后产生的又一种长衣，初见于战国，普及于秦汉。自隋唐始为圆领，宽衫大袍、褒衣博带是其特点。旗袍的诞生既与满族的女性袍服有着重要的关系，又融合了汉、藏、蒙等其它民族的服饰之美，是服饰文化元素精粹的集合。

满族由历史上的女真族演化而来，在其跨越千年的历史沿革中，与北方的蒙古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赫哲族等交往十分密切。他们都曾经是行围打猎的游牧民族，有着类似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这些类似的客观条件使他们在着装上也做出了一个共同的选择——都以上下连体的一段式袍服作为自己的外服，选择袍服是北方各民族御寒、骑猎的需要。满族对袍服的改进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民族后，“满化”的旗袍开始了“汉化”的历程。二百多年潜移默化的影响使旗袍在中华民族的生活中扎下根来，逐渐成为了“国服”。清初旗袍，其基本样式为圆领(无领)、右衽、掩襟、扣袢，两腋部位收缩，下摆宽大、两面或者四面开衩，窄袖、袖端呈马蹄状;至清代中期，除了圆领之外，又有狭窄的立领，袍袖也较以前宽大，下摆垂直地面;晚清时期，旗袍衣身宽博，造型平直硬朗，衣长至脚踝，“元宝领”遮腮掩面。清代旗袍造型的直身式、外衣型，装饰上的端庄、华丽、威严，以及高翘掩面的立领、封闭包裹的底襟，强烈地反映出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和保守禁锢的审美倾向。

“旗袍”从兴起时便写下了多元文化与礼制的浓郁关系及历史帷幕的拉开。清军入关时，满族服饰“上下同服”。皇太极当政时，为了建立一个统一、封建等级制王朝，决定实行服饰改革，规定皇帝穿龙袍，官员穿蟒袍;皇太子穿杏黄色，皇子穿金黄色;皇族宗室的长袍开四衩，端坐下来四下散开，袍身上小下大;宫廷服装纹饰尤为讲究，盘锦满饰，大镶大滚，百官中文官绘禽，武官画兽，不同品第的官员补服绣不同的飞禽走兽图案以“昭名分，辨等威”，以示威严;唐朝武则天当政就实施了这一规定，历经明代，清满人沿用下来。满人为保持本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民族习性，规定不改服饰，目的是为了消灭“强大”的汉民族意识，数千年强大的中原汉族的发展一朝被东北满人代替，入主中原从此开始了清王朝，面对悠远厚重的中原历史他们无力湮灭，时刻防备汉人卷土重来;运用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驯化臣民的思想、意识，坚固清王朝的政权，付诸于服饰政策在开朝初期严令禁止穿汉服，面对数千年的文明，“君臣父子，尊卑有序，仁爱与和思想”，满人亦折服了。如同“被俘的希腊反使蛮族的主人成为俘虏，她把艺术带给粗野不文明的拉丁姆。”希腊尤为发达文明的思想、文化艺术融入到欧洲文明的起源中。无论是苏麻拉姑参与了清朝早期的袍服改革，还是慈禧追求服饰美，末代清朝皇后婉容带动了袍服的时尚，都影响着“旗袍”向着典雅、时尚、完善发展，礼制约束下的袍服在中原盛行了三百余年。

今天的旗袍依然在东方传统文化沉淀的民族性与多元文化的融合中升华。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旗袍在汉族妇女中间也逐渐流行起来，经过演变和发展，并吸收了西方设计观念，而形成了新式旗袍，抛弃了旧式旗袍宽大的袍身和繁复的式样，以实用、简练为宗旨，以凸现女性腰身曲线为设计特点，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如何在旗袍中根植民族传统文化基因，贴近东方女性的颦笑婉约，彰显女性的自信与典雅，凸现民族性符号的细节精致设计，是其跻身于世界流行多元时装的根本。

二、礼制约束下旗袍的规格设计发展

“礼治”，统治者依照“礼”所确定的社会等级次序关系和名分规定来治理国家，从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从诸子百家学说中脱颖而出，儒教“礼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学礼制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的理论。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李泽厚的《华夏美学》认为:礼既然是在行为活动中的一整套的秩序规范，也就存在仪容、动作、程式等感性形式方面。这方面与美有关，所谓“习礼”，其中就包括各种动作、行为、表情、言说、服饰、色彩等一系列感性秩序的建立、要求。满清用“旗袍”来礼治天下，在服饰上确立了王权宗法等级伦理的纲常，受礼制左右，并附加满人的民族传统习俗的审美。

礼制制约着后宫服饰的等级规格和设计，严禁着装方面的僭越行为。张爱玲《更衣记》说，“中国人不赞成太触目的女人”，因为触目代表着个性的张扬。而中国传统的文化是贬抑个体的文化，是“中和”的文化。服饰文化也如此，在这种道德规范下的旗袍式样只能是千篇一律，没有任何的个性发挥。

在清代以前，由于人们长期接受的是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所以在着装上一般表现为含蓄、端庄、严谨和大方。用宽松的袍服将人体包裹，崇尚人与衣的自然和谐之美，习惯于褒衣博带，对于衣对人的适体与否不予关注，这对于审美根本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服装本身层面上的装饰和美化。在历朝历代的服饰中，除盛唐之外均采用的是平直的线条和宽松的造型，胸、肩、腰及臀部都呈现平面化的状态。而清代的旗袍就是这种思想观念和制衣观念的最好体现，它将东方女性的削肩、平胸、细腰、窄臀完全隐藏在宽大的袍身当中，反映了东方女性的含蓄、内敛和锋芒不露，符合传统的伦理道德和人们的审美意识。在这种造型的基础上，又将各种繁杂的装饰加诸袍身之上，加强了旗袍的华丽与缤纷，使清代旗袍形成了这种只重视细节刻画而忽视整体塑造的特点。礼制之下的旗袍装饰重点在于绣、滚、嵌、盘的堆砌 ，其精美绝伦的刺绣工艺和复杂的镶滚技巧至今仍让人叹为观止，也反映了当时丝织染绣技术的进步。清初旗袍衣身绣以各色花纹，袖端、衣襟、衣裾部位镶滚各色缘饰，称之“宽镶密滚”，少则一、二道，多则达十八道，称之“十八镶”。旗袍宽松的造型覆盖人体的曲线美，女性天然对美的希翼和追求只能用绣花、镶边等表缀性装饰手段来代替和修饰人体美。这恰恰符合道家“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把自然社会、宇宙人生中的一切事物发生、变化都看做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谐平衡的有序运动，把实现“天人合一”当作整合天人关系的最高理想境界，追求人的身心自由。以道家的思想为指导，吸收百家之说，融会贯通而成《淮南子》书中提到:“气为之充而身为之使”。中国审美文化中早有“美由气生”之说，这种穿衣重在人气之说，似乎也可以解释为何满清三百年中京派旗袍的具体形式无大的变化。面对满人对社会权利的掌握，满人的社会认同感，汉人也无奈地穿上同样的“旗袍”，期望通过服饰上的模仿，迎合主流社会的生活方式，求得心理上获得与其地位同等的优越慰藉。

礼制的“敦厚”使得千百年来女人“和”颜悦色。求中庸之道是儒家文化的最大特点，《论语·庸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在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的约束下，使得国人的着装特别讲究和谐、适度。传统旗袍的总特点是线条平稳、造型简洁。但简洁不意味着简单，小小的旗袍却包含着万事万物的宇宙法则。中国传统审美心理要求客体“大不出钧，重不过石，小大轻重之衷也”。也就是要求“和”，旗袍的敦厚、平稳也恰恰符合了中国人的审美习惯。传统的旗袍一般都是比较宽松的款式，外表看起来没有棱角，这样较好地掩盖内心的欲望，让人仅从外表的装饰看不出内心的变化，这同样是追求“和”。几千年来，中国传统妇女一直恪守“三从四德”的教育，足不出户，相夫教子。她们穿着心平气和的旗袍，心平气和地过着祥和、安稳的日子。

当以礼治为中心的王朝湮灭后，旗袍的变迁及盛行又以多元审美文化为基础延续升化。

三、多元审美文化角逐影响下旗袍设计的变迁

多元审美文化角逐礼制撼动传统的旗袍样式。使旗袍在发展中由注重礼制的“形式美”到追求自然、简约、时尚的“人性美”，在旗袍设计中融入传统美学的意境美，以写意、抽象设计消融传统服饰设计的拘谨化与格式化，在浓浓民族风中把女性的曲线美、触觉感官独特的敏锐性尽情舒展，把中华传统文化魅力写进多元文化美学风范中，以传统吉祥符号来承载并体现在精微细致盘扣等散点式的现代设计品格中。

旗袍图案设计装饰和细微精致小设计体现大文化，要挖掘民族传统吉祥图案，以现代设计整合民族风，渗透自然的清新质朴和文化博大精神，昭示传统文化由“衣”至内的魅力文化沐浴，切实提高旗袍女性的文化气质品味，张扬古老旗袍的美学与文化的凝聚力，以真正实现“衣”与人的相宜。

至此，高雅审美文化风格与质朴生活“俗”的结合使旗袍从一位贵族夫人到典雅丽质风情自信的普通女性，完成了其漫长历史角色的转变，历经西学东渐、东西美学文化的不等量地吸引，至彰显传统文化魅力与丝路风采及华夏文明悠远传承的骄傲，转化为最简约、符号、时尚与传统携手的旗袍品牌设计。这一过程体现了透过服饰对历经封建旧体制、旧思想残害下女性地思想解放，是现代旗袍对女性肌体的一种温和解放，沐浴六朝古国文化，张扬现代女性的自信，以微笑回归自然，以“衣”寻求对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息。

总之，旗袍的演变体现了多元文化的融合，其发展体现了人与衣的自然、和谐、简约美学设计，其传承中烙上了民族性强悍的符号，并以传统服饰美学文化魅力来征服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