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小洲

(广州美术学院城市学院，广东广州510260)

一、艺术手法:写实与写意倾向

维米尔和哈莫休伊是生活于不同时代不同国籍的画家，前者为16世纪的荷兰画家，后者为生活于19世纪的丹麦画家，前者为从文艺复兴时代走出来迈进巴洛克时代的艺术家，而后者为正处于印象派逐渐风起云涌的艺术变革拐点上的艺术家，这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二人在艺术手法运用上的差异。

维米尔生活于17世纪的荷兰，此时的艺坛刚从文艺复兴古典风格的氛围里走出，正处于巴洛克风格笼罩下，这个时代距西方美术史上的近代革命还有两百年的时间，当时对于艺术的写实追求相比文艺复兴，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文艺复兴的达·芬奇对人物的透视研究达到了极为精深的地步，但是巴洛克时代的画家仍然不满足于此，他们为了表达物体的质感，增强艺术效果，在对油画的光线处理上、色彩的运用上都超出了文艺复兴时期，当时的油画环境毫无疑问仍然是处于对写实性的追逐中。维米尔以及当时的很多画家经常运用暗箱进行艺术创作，这个在很早就已经被作为艺术创作的辅助手段，在维米尔时代非常盛行，这是一个非常高明的技术，虽然当时画家们并没有照相的概念，这在创作理念上非常类似于现代的照相术，只不过画家运用这些辅助手段把影子投射到暗箱中，并复制勾画出来，完全是对原景的复制。维米尔笔下的《倒牛奶的女仆》、《画家画室》、《带项链的女子》经专家考证，就是运用了暗箱成像的方式，勾画在画面，然后进行艺术创作的。可见在艺术创作中，为了达到艺术的肖似，画家们绞尽脑汁，无所不用其极。

哈莫休伊则是生活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画家，他生活的年代正是印象派风起云涌的时期，虽然哈莫休伊并没有对印象派表现出太大的兴趣，但是他显然已经不再把写实作为最高追求。由于照相术的发展，写实绘画面临异常艰巨的环境，很多画家借助照片进行艺术创作，当然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艺术的宗旨。印象派、后印象派在此时先后异军突起，该派的艺术创作手法、创作思想均是划时代的，对以前再现物象的创作理念提出挑战。哈莫休伊虽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印象派，但是他还是受到印象派创作观念很深的影响。哈莫休伊非常崇拜惠斯勒，还曾亲自到伦敦拜见，虽然约见未能如愿，但是哈莫休伊对惠斯勒的学习是持续不断的，我们从哈莫休伊画作中非常明显的看到惠斯勒艺术的影子。哈莫休伊与惠斯勒一样不再对西方古典传统盲目追求，开始转向东方并从中汲取养分，在对物体体积、结构空间的营造上不再是巴洛克式的强化，而是极力弱化，在色彩上也不再是对物体固有色的忠实再现，而是采用类似于黑白照片般对色彩进行弱化处理，由客观再现转向主观表现的痕迹已经初见端倪。

二、光线运用:客观真实与主观虚拟

色彩相对于画面的点线面构成，更能直接表达画家的主观感受，也更容易感染观众，色调是画家情感表达的重要方式，它是艺术作品关于色彩的基调，它在情感的渲染方面能迅速触及人的心灵，使之受到感染。维米尔的光线非常质朴，受到光线沐浴的静物色彩艳丽而又客观真实。哈莫休伊主要是以油画传递思想与心境，对再现客观景物方面已不再是最终追求，而更注重主观表现，所以说哈莫休伊艺术中主观虚拟的成分很多，特别是对光线的处理。

维米尔艺术中的光线是真实、质朴的，这与其生活的荷兰地理环境密切相关。荷兰是典型的海洋性气候，地势低洼，形成了荷兰人对阳光的渴望。维米尔对于光的运用极为重视，独具匠心地控制他的画面并形成一种特殊的艺术效果。他喜欢使画面充满柔和、温暖的阳光，他使室内的各种家具、织物、摆设在洒落的、和谐的、匀称的光线下散发出热情而华美的气息。即使置于窗前带有强烈明暗对比的人物，也显得和谐自然，可以看出画家对生活充满了无限美好的憧憬。维米尔绘画有一种客观真实性，它来源于如实的观察事物，这种观察不是对生活简简单单的如实再现，而是通过深刻的分析后得到的更加持久的真实。“他(维米尔)像法国作家福楼拜一样，福楼拜的作品中没有一句废话，而维米尔则决心使画中不出现败笔。他在画中描绘的一切景物都像沐浴在极度纯净的光中。由于他比别的画家更善于小心地、忠实地观察事物，所以他能真实描绘出物象所在的空间与景深”①。

哈莫休伊对光线和色彩的处理及其宁静氛围的追求和维米尔如出一辙，但是二者又有不同，维米尔的光线色彩是逼真的、还原的，而哈莫休伊的光线色彩是虚拟的，是画家特定设置的，一般他的光线从外面打入，透过窗户洒向桌面，形成一种寂静、恬淡的效果，这与维米尔不同，他的光线并不是维米尔写实语境中的光线，很多都是画家特意置入的，在散播光线的室内很少看到人，有的话也是画家妻子一人，画中的其他物象并没有受到光线的影响，光线似乎与其他东西无关，也正是此种安排使画面宁静安适的气氛越发增强。“画中的主题多半是艺术家在哥本哈根家中的一个角落以及艺术家妻子的背景，一切仿佛在空气中凝结为静物的户外的风景或建筑。在画中完全听不到任何音响，甚至当我们欣赏这些作品时都深怕一开口便将完整的空气打碎，呼吸的生息都可能是一根刺破气球的针尖。”②哈莫休伊往往把色彩的纯度降低到极点，他的画作极其类似黑白照片，短时间观看感觉哈莫休伊的色彩显得非常沉闷，甚至不无压抑之感。这点与维米尔相比有很大不同。维米尔笔下的人物、静物，色彩极为丰富，虽然画幅较小，但是对物体的固有色、光源色的处理都似乎是从伦勃朗那里继承来的，使每一件物体在画面中熠熠生辉。哈莫休伊对色彩的控制也像对光线的处理一样经过了艺术家的主观处理，极力降低色彩的纯度，以营造画面的静寂氛围，这是一种主观的真实，显然这种对色彩的主观处理已经是现代美术的前兆了。

三、艺术风格:热情奔放与冷峻严谨

由于时代不同，维米尔和哈莫休伊在对生活的态度上显现出明显的差异。维米尔虽然生活拮据，但是对生活的态度仍然是积极的。而哈莫休伊则似乎消极得多，在对人物的表现上显示出一种冷峻严酷的态度。

维米尔生活于17世纪，那时的荷兰由于刚刚摆脱西班牙的统治，赢得了政治上的独立，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经济繁荣，国力增强，到17世纪已经成为西班牙之后的世界头号殖民强国。政治经济上的不断上扬，促使艺术也呈现出繁荣的迹象。信仰新教的荷兰人民生活简朴，工作勤奋，过着朴素而充实的生活，表现出崇尚简洁、平和的生活态度。维米尔出生在荷兰的小镇德尔夫特，虽然比阿姆斯特丹有着不小的距离，但也相当繁荣、富庶。德尔夫特仿制中国青花瓷的烧瓷工艺在欧洲颇负盛名，该市的挂毯纺织业、酿酒业同样也极为发达。德尔夫特是一个宁静而温柔的小镇，精致小巧的运河、悠闲恬静的生活，打动了当时的每一个人。维米尔虽然生活稍嫌拮据，但是当时的荷兰中产阶级还是很富足的，画家似乎非常满足，他忘情地表现当时一个富足的中间阶层，《花边女工》、《窗前读信的女子》、《倒牛奶的女仆》等都是这样的作品。画家极力表现当时人民的幸福，显然画家对中产阶级的赞美还是很明显的。土耳其桌毯、蓝天鹅绒靠背的椅子、镌刻着“音乐是欢乐的伙伴、是医治忧伤的良药”的古钢琴，以及其他的乐器、墙上挂着的荷兰地图和油画风景以及从中国带来的瓷器，这一切无不显示出中产阶级的富庶。更为重要的还是画家在对人物情感方面的塑造上，他的每一个人物都暗含着满足、喜悦，决没有忧伤与不快，像《少女》之类明确表达人物喜悦的画作自不必说，就如《读信的女人》，尽管不能从他们的表情上揣摸其内心的满足，但是我们还是通过他们神情的专注、喘息的声响了解画家对当时荷兰社会富足安适的歌颂。

哈莫休伊在对人物的塑造方面与维米尔有相同的方面，那就是喜欢表现女人，表现女人的恬静与安适，相对比维米尔感情真挚浓烈的女性形象，哈莫休伊的女性形象要单纯很多，显示出一种冷峻严谨的态度，哈莫休伊除了留有几幅表现女性人体模特的作品外，几乎所有的女性形象都是画家自己的妻子爱尔达。哈莫休伊是典型的去情绪化的风格，他的作品看上去冷冰冰的，似乎昭示着20世纪现代派风格的到来。更多时候画家妻子并没有正对我们，而留给我们的是背影，他们或者是在安详地编织毛衣或者是在若有所思地张望，看不到她的眼神，也看不到她的其他感官。如果我们观察哈莫休伊的全部作品就会发现，画家并没有把人物设定为一个充满灵性的万物主宰，而更像一个静物，在画中画家并没有发挥艺术的纪实特征，也与艺术的政治教化、娱乐、认识等功能赋予无关。画家把人物置于道具一般的地位，与其他的静物并置一起，人物、静物、居室均沐浴在神秘的光线下，与光线一起组成了别有意味的形式。可见画家在画中不是让我们透过画面了解人物的情感世界，而是通过人、窗户、桌子、椅子这室内的一切了解画家在对画面的美学阐释。

维米尔和哈莫休伊在各自时代形成了自家面目，是他们各自时代的典型代表。二者在师承上渊源很深，艺术风格与作画方式有着很多的相似性，但是毕竟二者处于不同的时代环境中，在艺术风格和用光用色等技术手段上有很大的差异，认清这一点对于我们了解17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美术史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① ［德］斯佩泽尔、福斯卡《欧洲绘画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5页。

② 黄箫编著《西方绘画大师经典作品——威尔汉姆·哈莫休伊》，山东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