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戒“逞侈心而穷人欲”的悲歌*——洪昇《长生殿》探微<br/>

垂戒“逞侈心而穷人欲”的悲歌*——洪昇《长生殿》探微

2014-07-14徐振贵

艺术百家 2014年3期

徐振贵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宁273165)

今之论者，对洪昇《长生殿》的评价，即使高出清人“直可并驾仁甫，俯视赤水”①、“与《西厢》《琵琶》相掩映”②云云，称其“在明、清传奇发展史上，可谓压卷之作”③，也并非过誉。但是，洪昇究竟为何创作《长生殿》?剧之主旨到底是什么?几种颇为流行的观点，却难以自圆其说。倘若说是对李杨生死至情的赞颂，何以结末又将其情“总归虚幻”而加以否定?倘若是借儿女之情抒兴亡之感，何以对叛贼安禄山“淫乱”杨妃之“秽迹”一并删除、绝不阑入?倘若是以上两者共存的“双主题”，则何以剧之下卷“兴亡”之事已大大减少?倘若是旨在抒发“人生失意”的哀叹，岂不有悖于作者在《例言》中“恐妨风教”的声明?其实，《长生殿》本身，才是洪昇名副其实的名片，其《自序》和《例言》才是打开《长生殿》之谜的钥匙。这原是一曲垂戒“逞侈心而穷人欲”的悲歌。

一、初稿《沉香亭》不等于“李白之遇”

历经“十余年，三易其稿而始成”的《长生殿》，初稿为《沉香亭》，乃是因为“忆与严十定隅坐皋园，谈及开元、天宝间事，偶感李白之遇”而作④。洪严两家，为同居杭州的世交，洪住杭州城西西溪，严住城东皋园。皋园乃严沆建造。沆乃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官庶吉士、吏科给事中、佥都御史、户部左侍郎等职，不无政绩⑤。其子严曽槷，字定隅，“余杭监生，有《雨堂诗》”⑥。洪昇与严定隅于皋园谈及开天之事的时间，无疑是推断《沉香亭》写作时间的重要根据。章培恒先生《洪昇年谱》认为康熙十二年的“可能性较大”，吴梅先生则以为康熙十五年，却没说根据⑦。窃以为，应是康熙十六年秋，因皋园之谈，而创作《沉香亭》。理由是:既然，洪昇于康熙七年初春赴北京国子监肄业;于康熙十八年写成《舞霓裳》，康熙二十七年写成《长生殿》，都是论者公认事实。洪昇言其从初稿《沉香亭》到《长生殿》写成，历“十余年”，那么，《沉香亭》的写作时间，当然排除康熙七年之前:其时到康熙二十七年，已经二十余年，而非“十余年”;排除康熙十八年之后:其时二稿《舞霓裳》已经写成。只能是康熙七年至十八年之间。而洪昇只有身在杭州时，才有可能游皋园。而在康熙七年至康熙十八年之间，洪昇有五次往返杭州与北京⑧，其间在杭州的时间是:康熙七年初春之前;康熙八年秋至康熙十二年仲冬;康熙十四年四五月至康熙十六年冬;康熙十八年冬。在这些时间段里，住在杭州的洪昇都有可能去皋园。洪昇《稗畦集》内，却只有《过皋园》一诗:“终日劳尘境，闲园偶一过。翠添三径竹，红吐半池荷。适性鱼偏乐，忘机鸟自歌。吾生何所为，十载负烟萝。”末句意谓十年之内，辜负皋园美景，未曾于此闲游。康熙七年之前，洪昇居于杭州，过皋园轻而易举。康熙七年，离杭赴京国子监肄业，自然要到皋园告别，历经“十载”，恰是康熙十六年。其间十年，他就读国子监，终日劳碌，来去匆匆，则无暇光顾皋园。而康熙十六年冬，洪昇要携弟、妻、女赴京，是家庭搬迁，不同于个人在京游学。自然于行之前，要往皋园辞别，故有《过皋园》一诗写其秋景。可知此诗写于康熙十六年秋。《沉香亭》当作于此时。故《例言》说“作《沉香亭》传奇”之后，“寻客燕台”。康熙十六年秋至冬，时间不长，故曰“寻”;其前读书京都是“游学”，此次携家赴京是“客居”，故曰“客燕台”。《沉香亭》作于康熙十六年秋，至康熙二十七年写成《长生殿》，中经十二年，与《例言》所谓“盖经十余年，三易其稿而始成，予可谓乐此不疲也”正相符合。洪昇生于顺治二年，严定隅生于顺治十四年，康熙七年时，严定隅只有12岁;康熙十二年时，严定隅也只有17岁，彼此谈论开天间事的可能性不大，而康熙十六年时，33岁的洪昇与21岁的严定隅谈论其事，才符合情理。《稗畦集》内诗，先按体裁分类后，再以时间为序排列，其中《过皋园》之前一首，之后一首，都是作于康熙十六年，中间的《过皋园》不可能作于康熙十五年，只能是十六年。

触发洪昇创作《沉香亭》的所谓“李白之遇”，在开天正史野史中屡见不鲜，除去“玄宗度曲，欲造乐府新词，亟召白，白已卧于酒肆矣。召入以水洒面，即令秉笔。顷之成十余章，帝颇嘉之。尝沉醉殿上，引足令髙力士脱靴。”⑨“召见金銮殿，论当世事，奏颂一篇，帝赐食，亲为调羮。有诏供奉翰林。”“帝坐沈香亭子，意有所感，欲得白为乐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頮靣，稍解，援笔成文，婉丽精切，无留思。帝爱其才，数宴见。白尝侍帝，醉使髙力士脱鞾”⑩等等之外，还有洪昇自言创作该剧时参考过的《开元天宝遗事》，其卷四云:“李白于便殿对明皇撰诏诰。时十月大寒，冻笔莫能书字。帝敕宫嫔十人侍于李白左右，令执牙笔呵之，遂取而书其诰。其受圣眷如此。”能得明君宠信知遇，乃是封建士夫文人的最高理想，与洪昇同时而并称“南洪北孔”的孔尚任，就曾把为康熙导游称为“异数”而感激涕零。洪昇之所以离乡背井赴国子监肄业，之所以对视察国子监的康熙歌功颂德，也都是把“遇明君”与“酬壮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家累叶清华，也像李白那样，少有逸才，志气恢弘，也是鸣笔能诗，不无狂放孤傲之心，其“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的自信中，不无李白“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自负⑪。但是，幼经乱离，家难接踵，功名受阻，贫窘孤苦，“负郭田畴无二顷，贫居妻子实三迁”⑫，对李白之遇不无感慨，乃是必然。因此，有论者猜测，《沉香亭》之主角为李白。其实，“李白之遇”既包含知者、也包含遇者，于“沉香亭”赋《清平调》三章因而受宠的是李白，赐予脱靴、捧砚、调羹、呵笔宠眷特别是供奉翰林之职的却是唐玄宗，或许还有其宠妃杨玉环的推波助澜。可见，《沉香亭》内，李杨也是不可或缺的主要人物。或者径直去写李隆基、杨玉环，其中包括宠信李白之事。因为“偶感李白之遇”而作《沉香亭》，也不能排除“李白之遇”仅是创作的由头而非全部或者主要内容。否则，洪昇不可能很快就写成二稿《舞霓裳》，二稿决非一稿“汰沙殆尽”的结果。《沉香亭》不等于“李白之遇”。因为作者自述其整个写作过程中的主要依据是白居易《长恨歌》、陈鸿《长恨歌传》、以及《天宝遗事》《杨妃全传》等，其中李白之遇，仅是很少一部分。

二、二稿《舞霓裳》尽删太真秽事

洪昇《长生殿·例言》云，作《沉香亭》不久，“寻客燕台，亡友毛玉斯谓排场近熟，因去李白，入李泌辅肃宗中兴，更名《舞霓裳》，优伶皆久习之。”既然“二稿”《舞霓裳》是根据毛玉斯之意改作的，此人当不可忽略。今人虽然能从洪昇《啸月楼集》的七言古诗《与毛玉斯》、《稗畦续集》的五言律诗《毛玉斯邀饮》以及沈谦《东江别集》卷四《哪咤令·读昉思赠毛玉斯曲戏作》中，得出毛玉斯与洪昇为友人、且工于词曲的正确观点，但是，毛玉斯的生平仍然不得而知。只有推断《红楼梦》的最初作者是洪昇的土默热先生大胆提出:毛玉斯就是洪昇之师毛先舒的儿子，毛玉斯与胞姐毛安芳这姐弟二人正是《红楼梦》中秦可卿与秦钟的原型。洪昇与《红楼梦》有无关系，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但若说毛玉斯乃是毛先舒之子，恐怕还缺乏根据，且与已知事实不免轩轾:洪昇《与毛玉斯》诗云:“去年临歧将揽辔，毛生相送忽垂泪。殷勤薄物出穷交，马头即拜千金馈。忆与君游才几时，倾盖一语成心知。山水登临朝恣乐，文章欣赏夜忘疲。如何经此远离别，梅花乱飘北风冽。白沙夜覆滹沱水，黄云晓冻燕山雪。落魄逢春又历秋，怀人时复增离忧。断鸿一片入天际，长河落日寒悠悠。归帆已过昌平郡，把袂班荆日已近。知己从来只一人，如君可洗虞翻恨。”从“忆与君游才几时，倾盖一语成心知”二句看，洪昇与毛玉斯交游时间不长，只是倾盖之交。倘若是其塾师毛先舒之子，何以会有此二句?从“白沙夜覆滹沱水”“归帆已过昌平郡”二句看，归乡的毛玉斯似是河北省人氏，故而离京向西北方向昌平走，如果毛玉斯乃毛先舒之子，其家在杭州，岂非南辕北辙吗?据毛奇龄《毛稚黄墓志铭》，毛先舒亦即毛稚黄，“娶胡氏，副娶王氏、曹氏、朱氏，子三，长熊臣，次鸠臣，次豹臣，皆曹出。女三.......”⑬其中的毛熊臣、毛鸠臣、毛豹臣三人的字或号，是否有一个为“玉斯”，迄今还没有任何根据。不过，不管毛玉斯究竟何许人也，洪昇是根据其批评《沉香亭》“排场近熟”才改为二稿《舞霓裳》却是无疑的。

所谓《沉香亭》“排场近熟”，是指其场面、情节近乎熟套，与已有的杂剧传奇中李隆基、杨玉环、李白的故事，不免雷同，不能一新耳目。因为洪昇之前，这类剧作为数不少，有元杂剧，如:白朴《唐明皇秋叶梧桐雨》《唐明皇游月宫》、关汉卿《唐明皇启瘗哭香囊》、庾天锡《杨太真霓裳怨》《杨太真浴罢华清宫》、岳伯川《罗公远梦断杨贵妃》、无名氏《明皇村院会佳期》;明杂剧有:汪道昆《唐明皇七夕长生殿》、徐复祚《梧桐雨》、王湘《梧桐雨》、无名氏《秋夜梧桐雨》、无名氏《明皇望长安》;清初杂剧有:尤侗《清平调》、张韬《李翰林醉草清平调》、万树《舞霓裳》;明清传奇有:邱瑞梧《合钗记》、屠隆《彩毫记》、吴世美《惊鸿记》等，洪昇的《沉香亭》也就难免与上述剧作“排场近熟”。如何修改成二稿《舞霓裳》?洪昇做了两点:一是“尽删太真秽事”。对此，洪昇“同学”徐麟《序》中说的十分明白:“元人多咏马嵬事。自丹丘先生《开元遗事》外，其余编入院本者毋虑十数家，而白仁甫《梧桐雨》剧最著。迄明则有《惊鸿》《彩毫》二记。《惊鸿》不知何人所作，词不雅驯，仅足供优孟衣冠耳。《彩毫》乃屠赤水笔，其词涂金缋碧，求一真语、雋语、快语、本色语，终卷不可得也。稗畦先生以诗鸣长安，交游宴集，每白眼踞坐，指古摘今，无不心折。又好为金、元人曲子。尝作《舞霓裳》传奇，尽删太真秽事。”值得注意的是，二稿《舞霓裳》中，已经把太真秽事全部删除，而不是到三稿《长生殿》才如此的。洪昇自己写于康熙“己未仲秋”的《自序》与徐麟之《序》完全吻合:“余览白乐天《长恨歌》及元人《秋雨梧桐》剧，辄作数日恶。南曲《惊鸿》一记，未免涉秽。从来传奇家非言情之文，不能擅场，而近乃子虚乌有，动写情词赠答，数见不鲜，兼乖典则。因断章取义，借天宝遗事，缀成此剧。凡史家秽语，概削不书。”“缀成此剧”的“此剧”就是《舞霓裳》，此剧作于康熙己未亦即康熙十八年，为论者公认，《自序》就是《舞霓裳》之序，序末属“康熙己未仲秋稗畦洪昇题于孤屿草堂”，毋庸置疑。为避免“排场近熟”，洪昇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将李白去掉，改换成“李泌辅肃宗中兴”，故《例言》云:“寻客燕台，亡友毛玉斯谓排场近熟，因去李白，入李泌辅肃宗中兴，更名《舞霓裳》”。《旧唐书》卷一百三十:“李泌，字长源，其先辽东襄平人，而魏太保八柱国司徒何弼之六代孙，今居京兆吴房令承休之子。少聪敏，博渉经史，精究易象，善属文，尤工于诗，以王佐自负。张九龄、韦虚心、张廷珪皆器重之。泌操尚不羁，耻随常格仕进。天宝中，自嵩山上书论当世务。玄宗召见，令待诏翰林，仍东宫供奉。杨国忠忌其才辩，奏泌尝为《感遇》诗，讽刺时政。诏于蕲春郡安置，乃濳遁名山，以习隐自适。天宝末，禄山构难，肃宗北廵至灵武即位，遣使访召泌，泌自嵩颍间冐难奔赴行在，至彭原郡谒见，陈古今成败之机，甚称旨，延致卧内，动皆顾问。泌称山人，固辞官秩。特以散官宠之，解褐拜银青光禄大夫，俾掌枢务，至于四方文状、将相迁除，皆与泌参议，权逾宰相，仍判元帅广平王军司马事。肃宗每谓曰:‘卿当上皇，天宝中为朕师友，下判广平王行军。朕父子三人，资卿道义’。其见重如此。寻为中书令崔圆、幸臣李辅国害其能，将有不利于泌，泌惧，乞游衡山。优诏许之，给以三品禄俸，遂隐衡岳，絶粒栖神，数年。代宗即位，召为翰林学士，颇承恩遇。”李泌之遇，不压李白，但上述叙演天宝间事的剧作中，罕见其人，故而《舞霓裳》中加入。但是，这并不能证明李泌乃是该剧主角。正像李白之于《沉香亭》一样，他只是其中主要人物之一，否则，徐麟《序》中所谓洪昇“尝作《舞霓裳》传奇，尽删太真秽语”之“尽删太真秽语”一句，便没有着落。此句至少说明，杨玉环也是《舞霓裳》的主要人物之一。须知，徐麟不只是洪昇的同学好友，又是被洪昇视为善能顾曲的“今之周郎”，撰有《九宫新谱》，在《长生殿》定稿过程中，洪昇与之“审音协律，无一字不慎也”⑭，对《长生殿》的创作过程是非常熟悉的。

三、三稿《长生殿》专写钗盒情缘

洪昇“三易其稿”的《沉香亭》《舞霓裳》《长生殿》之间，既是有内部联系、有所继承的一部作品，犹如从幼年、到少年、到成年的同一个人，同时又是侧重不同、内容有别、有所增删而成一部曲的三个阶段，犹如一个人的幼年、少年、成年。而其作于“康熙己未仲秋”亦即康熙十八年完成《舞霓裳》之后所写《自序》，于康熙二十七年完成《长生殿》之后所写《例言》(《例言》未属写作时间，却有一句“三易其稿而始成”;而徐麟《序》说:“(洪昇)尝作《舞霓裳》传奇，尽删太真秽事。予爱其深得风人之旨。岁戊辰，先生重取而更定之……易名曰《长生殿》。”“戊辰”即康熙二十七年。因而论者公认《长生殿》及其《例言》作于是年无疑)。同是出自洪昇一人手笔，《自序》与《例言》也是既有继承关系又有演变区别的，乃是研究《舞霓裳》演变为《长生殿》的重要依据。两剧的相同点或曰《长生殿》对《舞霓裳》的继承，主要是三点:

其一，尽删史家秽语，包括杨妃秽迹，绝不阑入。《自序》云:“凡史家秽语，概削不书。”《例言》云:“史载杨妃多污乱事。予撰此剧，止按白居易《长恨歌》、陈鸿《长恨歌传》为之。而中间点染处，多采《天宝遗事》、《杨妃全传》。若一涉秽迹，恐妨风教，绝不阑入。”《舞霓裳》尽删太真秽事、史家秽语，《长生殿》也绝不阑入秽迹。那种仅只认为到《长生殿》才删去秽迹秽事的说法则不免片面。

其二，都是言情之文。洪昇写成《舞霓裳》而“自序”说:“从来传奇家非言情之文，不能擅场;而近乃子虚乌有，动写情词赠答，数见不鲜，兼乖典则。因断章取义，借天宝遗事，缀成此剧。”洪昇写成《长生殿》而“例言”云:“后又念情之所钟，在帝王家罕有。马嵬之变，已违夙誓，而唐人有玉妃归蓬莱仙院、明皇游月宫之说，因合用之，专写钗盒情缘，以《长生殿》题名，诸同人颇赏之。”“是书义取崇雅，情在写真。”“今满场皆用红衣，不但明皇钟情不能写出，而阿监、宫娥泣涕皆不称矣。”可见，《舞霓裳》与《长生殿》都是言情之文。

其三，都是旨在垂戒来世，有益风教。《自序》云:“然而乐极哀来，垂戒来世，意即寓焉。”《例言》云:“若一涉秽语，恐妨风教，绝不阑入，览者有以知予之志也。”其志自是有益风教。而靠什么来垂戒来世、稗益风教、影响“览者”呢?《自序》说:“且古今来逞侈心而穷人欲，祸败随之，未有不悔者也。玉环倾国，卒至殒身;死而有知，情悔何极。苟非怨艾之深，尚何证仙之与有。孔子删《书》而录《秦誓》，嘉其败而能悔，殆若是欤?”“第曲终难于奏雅，稍借月宫足成之。要之广寒听曲之时，即游仙上升之日。双星作合，升忉利天，情缘总归虚幻。清夜闻钟，夫亦可以蘧然梦觉矣。”意谓杨玉环倾国倾城终于殒身的故事，就是古今以来逞侈心而穷人欲势必祸败随之的证明。她至深至极的“情悔”使其在月宫嫦娥的帮助下恢复了蓬莱仙子的身份，唐明皇同样也游仙升天，完成了忉利天的双星合作。但是，二人的情缘毕竟“终归虚幻”。当世的览者，来世的后人，清夜听到此事发出的警钟，还不蘧然觉醒吗?那就是应该认识到绝不能“逞侈心而穷人欲”。可见，《舞霓裳》是通过言情、情悔、情幻这三部曲，表达垂戒“逞侈心而穷人欲”的剧作主旨的。而在写成《长生殿》之后的《例言》中，虽然有“恐妨风教”的声明，却没有情悔、情幻的说明，然而，今存《长生殿》中，却分明叙演了李杨钟情、情悔、情幻的整个过程，从整个情节构思、形象塑造、故事结局等诸多方面，表达了与之相同的创作主旨。故徐麟《序》中称其“深得风人之旨”;吴舒凫《序》中言其“虽传情艳，而其间本之温厚，不忘劝惩。”

也正是由于《长生殿》对《舞霓裳》有不少继承，从《自序》中推断出来的《舞霓裳》的某些情节，在《长生殿》中不难找到，所以有的论者对《自序》究竟是序的《舞霓裳》还是《长生殿》迷惑不解，其实他们忽视了表明《自序》与《例言》、《舞霓裳》与《长生殿》区别的一句话，那就是《例言》中“专写钗盒情缘”，特别是那个“专”字。

《舞霓裳》中删去了李白之遇，增加了李泌辅佐肃宗中兴，又删去了太真秽事，固然是言情之文，避免了“排场近熟”之弊，但是，其中既然有杨玉环、李隆基，有安史叛乱，有李泌辅佐唐肃宗平定安史叛乱，进而中兴大唐，内容自是丰富多彩因而主旨就难免不够集中。于是在三稿《长生殿》中，“李白之遇”只在李杨谈话中一笔带过，李泌辅佐肃宗中兴之事全部删除，李杨的诸多故事只集中于彼此之情，也不是写其全部彼此之情，而是专门叙写李杨的钗盒情缘，于是成为“一部闹热《牡丹亭》”。可见，洪昇的三易其稿，简言之，即是:康熙十六年秋，偶感李白之遇，写成《沉香亭》，其中有李杨故事，有李白之遇;康熙十八年仲秋，改成《舞霓裳》，其中的李杨故事，尽删秽事，也有李泌之遇，而删除李白之遇;康熙二十七年，改成《长生殿》，删除李泌之遇，李杨诸多情感纠葛中，专写其钗盒情缘。这与《自序》《例言》所说，完全吻合。

四、《长生殿》乃一部闹热《牡丹亭》

洪昇《例言》云:“棠村相国尝称予是剧乃一部闹热《牡丹亭》，世以为知言。”显然同意将己作《长生殿》比作《牡丹亭》。但未说这位官至大学士的梁清标(作有《棠村词》，故称“棠村相国”)，在什么情况下如此评论《长生殿》的，也未指出“闹热”究竟何义。而今之论者，主流意见是将“闹热”理解为“热闹”，将“予是剧乃一部闹热《牡丹亭》”解释为“《长生殿》较之《牡丹亭》写的更为热闹”。窃谓此论，未必符合作者之意。

诚然，“闹热”一词，于《长生殿》之前的诗文中，确实不乏以之形容文章写的如何的例句:《朱子语类》卷七十八，有朱熹弟子杨道夫在信州(今江西上饶)鹅湖寺向吕祖谦(字伯恭)询问如何解释《尚书》的一段记载:“向在鹅湖，见伯恭欲解《书》，云:‘且自后面解起。’今解之《洛诰》，有印本是也。其文甚闹热。”《文献通考》卷二百三十五，记朱熹语录:“东坡文字明快……晚年不衰。盖是夹杂些佛老，添得又闹热也。”意谓苏轼之文闹热的原因，乃是其中夹杂有佛老故事、语录。明李昌祺《运甓漫稿》卷二《传奇美人才貎歌》:“安排閙热浓妆扮，演习新鲜妙传奇。”是指剧中排场闹热。若照上述三例，那么，“予是剧乃一部闹热《牡丹亭》”，就等于说，《长生殿》比《牡丹亭》写的更热闹，因为夹杂“佛老”。不错，《长生殿》中，李杨钗盒情缘与安史叛乱互为因果，叙演情缘与兴亡变乱之戏，分合交错，冷热兼济，场面果然闹热;生动细腻，又不乏波澜迭起;夹杂佛老，特别是道教仪式，下卷尤多，使全剧更加丰富多彩。然而，《牡丹亭》何尝没有这些特点!既有杜丽娘由生至死、死而复生的至情的讴歌，又有溜金王夫妇的骚乱内应;既有杜宝下乡视农场面的热烈欢快，也有杜甄、杜柳夫妇朝廷争辩的激烈对立。其中，皇帝依靠道教斋醮之物宝镜判断丽娘是人非鬼的独特情节，石道姑在剧中作用不可忽视因而多次出场，特意将识宝使苗舜宾资助柳梦梅安排在澳门多宝寺里进行等等，都能分明看出佛老在剧中的深刻烙印，也增加了是剧的闹热。有人称《牡丹亭》乃一部闹热《西厢记》与此也不无关系。而且，洪昇本人，曾高度评价《牡丹亭》，说此剧“肯綮在死生之际。记中《惊梦》《寻梦》《诊祟》《写真》《悼殇》五折，自生而之死;《魂游》《幽媾》《欢挠》《冥誓》《回生》五折，自死而之生。其中搜抉灵根，掀翻情窟，能使赫蹄为大块，逾糜为造化，不律为真宰，撰精魂而通变之。”⑮意谓在《牡丹亭》中，作者能以搜抉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的灵性根本，将情窟掀起天翻地覆的狂涛巨澜，能使不大的书写之纸变化成万物的创造者;小小一方墨，变化为天地造化;不大一管笔，变为天地主宰。既能撰写精魂，又能通晓变化，不拘常规俗格，变化腾挪，自由驰骋，何尝有不“闹热”的意思?而且此评乃是洪昇之女洪之则亲自听父亲说的，亦毋容置疑。而且，正是在其《例言》中，明明洪昇还说过，“予自惟文采不逮临川”，怎么能说出《长生殿》较之《牡丹亭》写的更加热闹、生动的话呢?“予是剧乃一部闹热《牡丹亭》”当有他意，不是这般解读。“闹热”，乃“牡丹亭”三字的定语，没有“较之《牡丹亭》更加闹热”的意思。也没有说《牡丹亭》不闹热或不甚闹热的意思。而且，《例言》所说“闹热”，也不应解作“热闹”“生动”“场面热烈”，而是“热衷情缘”。“予是剧乃一部闹热《牡丹亭》”，应该译为:我这部《长生殿》就是一部热衷情缘的《牡丹亭》，或者“我这部《长生殿》就像《牡丹亭》一样热衷情缘”。之所以如此新解，自有以下理由:

第一，《牡丹亭》与《长生殿》都写的闹热，热闹，生动，场面热烈，彼此不存在谁比谁更如何的差别，洪昇本人已经高度评价《牡丹亭》能以“掀翻情窟”的闹热，“更”式理解，于事实不符，已如笔者以上所述。

第二，从《长生殿》之前的古代诗文例句中，可知“闹热”有“热衷情缘”之意。首先，“闹热”有“热烈”之意。《朱子读书法》卷五“(朱熹曰)史书闹热，经书冷淡。”此处“闹热”指热烈、热闹，与冷淡、冷清相对。再者，“闹热”有“喧闹”之意，常与“尘世”紧密联系，认为“尘世闹热”。佛教的前世、今世、来世的“三世”说，未必能为人全部接受，但将“今世”或“现世”称为“尘世”、“红尘”，却极为普遍。白居易《雪中晏起偶咏所怀兼呈张常侍韦庶子皇甫郎中杂言》:“君不见，南山悠悠多白云。又不见，西京浩浩唯红尘。红尘閙热白云冷，好于冷热中闲安置身。”⑯意谓尘世中的京都喧闹，出世隐居之地南山则冷清。明人魏濬《易义古象通》卷二云:“廊庙而怀江湖之思，市朝而抱山林之想，心肠冷寂，全不见闹热意思，故曰幽人。”既然身居朝廷而心怀隐逸江湖、山林之思、心肠冷寂之出世者乃是幽隐之士，那么，身处朝廷却没有隐居之念而是热情入世者则是“闹热”之人。同时，“闹热”也有“热衷人世情缘”之意。《湖广通志》卷七十五:“静觉，六祖高弟，亦称七祖，面壁静坐，六祖谓曰:‘汝不结人缘，纵然成佛，必定冷淡’。今俗呼冷淡佛。”人缘，就是人世情缘。既然，冷淡就是不结人缘，那么，与冷淡相反的闹热，就是热衷人世情缘。另外，“闹热”也有汲汲于求、忙忙碌碌之意。明张仲次《周易玩辞困学记》卷十四中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便是“闹热”。意谓熙熙攘攘地热衷追求，即是闹热。不过，杜丽娘、柳梦梅、唐明皇、杨玉环热衷追求的不是利，而是情。而康熙时期，有的也把经世、入世之人，称为追逐“情缘”，亦即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六所说，“今世……语及经世，辄曰此逐情缘耳”。尘世情缘是难以舍弃的，除非成神成仙，断绝情缘，但仙境又是虚无缥缈难以到达的。故元人侯克中《悼女》诗云:“尘世情缘渠易舍，蓬莱仙阙我难寻。”⑰《牡丹亭》《长生殿》正是写的此类情缘，故谓之闹热。

第三，《牡丹亭》与《长生殿》的主角生旦，都是“热衷情缘”之人，两剧都是“热衷情缘”之作亦即“闹热”之剧。

《牡丹亭》主角杜丽娘，本来就是“热”情之“至”的“尘世”之女，其“至情”的颂歌，是“由生至死”和“由死至生”两部曲组成的。父母要其在深闺中课女工、读诗书、“略识周公礼”而成为“贤德夫人”的严厉训诫，却又不无对其“未议婚配”终身大事的拳拳关注;塾师要她“收起放心”的迂腐教训以致不惜曲解《孟子》，要其学习后妃之德“有室有家，宜其风化”却又讲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毛诗》首章，既揭示了封建礼教严厉禁锢的生活环境，又昭示了封建卫道者出乎意外的教育效果，那就是这位才貌端妍、聪慧过人、年方二八、尚未成婚的青春少女被“讲动情肠”，决定游园，乃是叛逆者青春朦胧的觉醒。离经叛道意识正是在现实的封建礼教堡垒内部产生的。游园惊梦的核心情节是杜丽娘与梦中情人交欢。往昔作品中男女爱情实现的终端正是杜柳的起点，正是情之禁锢愈厉、发泄愈猛愈速的必然，实乃往昔千百年来多少才子佳人爱情渴望和憧憬的继续，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现实基础。所以于梦中一旦爆发，便一发而不可收拾。初尝爱情禁果的心惬意得，对两情和合的无比珍惜，虽是虚幻的甜蜜，却又是现实中日有所思的真实。尽管卫道者将这美满爱情斥之为“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钻穴穿窬”的“野合”勾当，而予以挞伐斥责，竭力将其变为叛逆者囿于心底的梦想，但叛逆者却偏要将虚幻的梦想视为现实的真实，非要将梦境寻回。“寻梦”不只是丽娘对梦中与才子云雨交欢的幸福陶醉与沉溺，不只是“教人抓不到梦魂前”的一腔遗恨，而是决心死后葬于梅树之旁，“守的个梅根相见”所体现的至死不渝、矢志不移、为爱情哪怕抛弃生命的牺牲精神，是对现实中礼教阴霾的挑战。而“写真”中自画真容且题诗梅边柳边，是为留于世人，留于情人，这种敢于公开梦中亦即理想情人姓氏的勇气，足见丽娘在追求幸福爱情的艰难跋涉中，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丽娘视梦为真，独去寻梦，当是情痴，因为梦本虚幻;自画真容，欲寄情人，真容非真人是虚，情人不知何方何人，更虚。以虚为实，以幻为真，《写真》较之《惊梦》《寻梦》，丽娘之情痴，尤进一步。但“写真”却是她“点活心苗”⑱之良法，其锲而不舍的苦苦追求，亦即咬住梅根、一灵不放的痴情之至，正是其执著现实的继续努力。按说，因情入梦，情痴寻梦，不见而病，伤情而死，原是现实中或然可信的事实，《牡丹亭》本来就是作者“传杜太守事者，仿佛晋武都守李仲文、广州守冯孝将儿女事。……稍微更而演之”⑲的。但是，《冥判》《魂游》《幽媾》《冥誓》《回生》亦即杜丽娘的死后三年而复生，于理却是根本不现实的，其时仿佛她已是“出世”之女。然而，就情而言，却又是合乎逻辑的必然。既然判官已为杜丽娘的真情打动，同意她跟寻柳梦梅，一旦见到对着画像日夜呼唤“想杀俺”盼望“相会”亦即同样痴情的柳郎时，自是一拍即合当即做了人鬼夫妻;既然杜丽娘追求的并非虚幻而是实际的现实婚爱，自然不会满足于“只管人鬼混缠”而要求起死回生。作者写其“由生至死”，不是为了言其由“现世”到“出世”，而是为“由死至生”、由“出世”到再度“入世”过渡。回生之后，杜宝仍不承认事实已就的婚姻，于是官司打到朝廷。贯穿其间的动力仍然是生旦执著现实、弥深愈笃的痴情、至情。这确实如作者汤显祖《牡丹亭还魂记题词》所说:“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于手画形容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漠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必因荐枕而成亲，皆形骸之论也。”杜柳的团圆结局，正是生生死死一灵咬住的至情的胜利。是“热情入世”的胜利，是不愿、不想“出世”成鬼亦即否定“出世”的结果。此之谓情，就是情思、情欲、爱情。是“人欲”的内容之一。当然与“天理”相格、相悖，因而也是“人欲”战胜“天理”的胜利，是“入世”战胜“出世”的胜利，确实也迎合了明代中晚期张扬人性、人欲以反对天理的新思潮。而且，汤显祖自己在其《牡丹亭记题词》中也说过:“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耶!”意谓“值得嗟叹的是，人世中的诸多事情，并非是人世所能穷尽的。任何人都不是通晓一切之人，通常是以之与‘理’有无矛盾来衡量其有无。岂不知从‘理’上来衡量必定没有之事，又怎能知晓就‘情’而言却是必定会有的呢?”而《牡丹亭》所写就是这种于理没有于情却有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说，《牡丹亭》乃是社会现实中一曲情定胜理的颂歌，杜丽娘乃是“热烈追求尘世情缘”之人，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如此。

而剧中柳生，本来就是“学而优则仕”的“尘世”才子，但从其《言怀》中情梦“美人”便改名的痴情初露，《惊梦》中幽媾的主动与大胆，《玩真》中面对丽娘真容画像狠呼“美人”“姐姐”，“玩之，拜之，叫之，赞之”的情不自禁、如醉如痴，《幽媾》中的喜出望外，《冥誓》中愿做人鬼夫妻“生同室，死同穴”的信誓旦旦，《回生》中冒死启坟的无所畏惧，《硬拷》中被高吊刑拷却对丽娘的念念不忘，《圆驾》中与权高势重之杜宝的奋力抗争等等，都能显示其情之热之诚之至，堪足匹配杜丽娘，所以才能与之珠联璧合、齐心协力高奏一曲现世中情定胜理、人欲战胜天理的美妙二重唱。柳生始终立于现实，从科举，到艳遇，到人鬼夫妻，到高中团圆，封官加爵，始终是“热烈追求尘世情缘”之人。

剧作之主旨，主要是通过主要人物形象体现出来。歌颂“热烈追求尘世情缘”之人的传奇，当然是“热烈追求尘世情缘”的剧作，亦即“闹热之作”。且不说徐朔方先生还曾经指出，《牡丹亭》与当时时局不无关系，譬如杜宝招降李全夫妇与俺答的举兵犯明、倭寇骚扰，封建礼教对歌儿舞女、名门闺秀不少女子的摧残与杜丽娘的不幸等等，不无联系;且不说曾经评注《牡丹亭》的“三妇”之一的钱宜认为“言情之书都不及经济”时，吴人当即反驳说:“不然，观《牡丹亭》记中‘骚扰淮扬地方’一语，即是深论天下形势”⑳;即使仅从《牡丹亭》之所以为“热情之至”的杜柳二人高唱一曲情定胜理的凯歌，让杜丽娘踌躇满志地引亢高歌“则普天下做鬼的有情谁似咱”以画龙点睛、结束全剧，就是旨在惊醒和号召“现世”中深受天理束缚的不幸女子，以杜丽娘为榜样，挣脱封建礼教的枷锁，争取幸福美满的婚姻爱情。正像孔尚任所说:“临川谱《四梦》，虽梦之好恶有别，然皆足以警难醒之人也。”㉑“热烈追求尘世情缘之书”亦即“闹热”《牡丹亭》之伟大正在于此。

同《牡丹亭》一样，《长生殿》也是“言情之文”，其中的主角生旦，也是热衷情缘之人。与《牡丹亭》不同者，杨妃之情，不是经过了“由生至死”和“由死至生”亦即“人→鬼”“鬼→人”的转化;杜柳之情，是从“人人之恋”到“人鬼之恋”回到“人人之恋”，李杨之情则是经过了钟情、悔情、幻情三个阶段的演变，从“人人之恋”到“人鬼之恋”再到“仙仙之恋”。《定情》出中，唐明皇将杨玉环册封为贵妃，且以金钗钿盒定情，乃是帝妃之爱的伊始，生旦一唱四叹的“惟愿取，恩情美满，地久天长”，亦即“惟愿取情似坚金，钗不单分盒永完”的恋情，还只是彼此的憧憬和期盼，唐明皇不无宫中能否“三千粉黛总甘让”的疑虑，杨玉环也有“不胜陨越之惧”的担忧。宫廷婚姻的特殊性所造成的“泛情”与“专情”的矛盾冲突，三千粉黛之间争宠邀赏的明争暗斗，确实也曾导致虢国夫人的夺宠幸恩，梅妃的旧情重续，但是，杨玉环凭着截发表衷的真情，制谱舞盘的才艺，勇闯翠阁当面质问明皇移情别恋的无所畏惧，却使其钗盒情缘，弥笃愈深。从“位列贵妃，礼同皇后”，到将梅妃迁置冷宫、破壁逃走、活活气死;从自己被遣返到复召，“恩情更添十倍”;从唐明皇爱其“风姿秀丽”，到喜其美人韵事、风流占尽，再到赏其千古奇音，视为知音绝调佳人;从怨其娇妒，到视为“情深妒亦真”;因而，从与之月夜情深，到白昼温存，到投其所好，为之做生日，进荔枝，到三千宠爱在一身，再到七夕密誓:世世生生，共为夫妇，永不相离。果然是“情真至也”，已经是尘世之爱的极致。《定情》《献发》《复召》《制谱》《舞盘》《絮阁》《密誓》等出，正是李杨爱情三部曲的第一部“钟情”。

不过，洪昇《长生殿》与汤显祖《牡丹亭》中，对情的态度，却不尽相同。汤氏对杜柳至情始终是热情歌颂的，原是一曲情定胜理的赞歌。而洪氏对李杨之情的肯定是有分寸、有限度的。生旦伊始，尚能任人不二、从谏如流、因而能有贞观盛世的有道明君唐明皇，将“德性温和、风姿秀丽”的宫女杨玉环册封贵妃，作者认为乃是“宿缘正当”的帝妃姻缘，是正当的“人欲”。但是，一旦超越此限，由“受宠”变为“争宠”，由情生妒，变为“专宠”而悖理，亦即“逞侈心而穷人欲”，就会“祸败随之”。因为，帝妃之爱，与兴亡变乱，互为因果。《传概》出所谓“借太真外传谱新词，情而已”的“情”，既包括“人间儿女”之情，也包括“臣忠子孝”之情。这两者并非风牛马不相及而是紧密联系的。由于李杨定情，环兄杨国忠官居右相，“穷奢极欲，无非行乐及时;纳贿招权，真个回天有力”，才为其后的安史叛乱埋下祸根;唯是杨玉环得宠，姊妹俱封，才有同游曲江的豪奢，兢盖新第的荼毒“血膏”;唯是玉环专宠，故有进献荔枝的马踏庄家、劳民伤财;正是李杨沉迷情爱之时，亦是安史走马换将、阴谋叛乱之际，当年明君如今已成昏君，“反把告叛的人，送到禄山军前治罪”。所以，正当“三千宠爱在一身，从此君王不早朝”之际，“渔阳鼙鼓动地来”。这才导致京城陷落，马嵬驿的悲剧。确实是“占了情场”便“弛了朝纲”。对此，李杨难辞其咎。作者正是要以这种“乐极哀来”“逞侈心而穷人欲，祸败随之”的历史悲剧，“垂戒来世”、因而继之要写第二部曲“情悔”。

《牡丹亭》与《长生殿》都写到了女主角的“由生至死”，但前者还有之后“由死至生”的实现，后者却只有“由死至生”的努力未果而是“由死成仙”。两剧都强调了其“热衷尘世之情”在命运转化中的动力作用。虽然，马嵬之变，明皇“已违夙誓”，但杨妃对自己“为国捐躯”的“信誓捐”毫不遗恨，反倒“只有痴情一点、一点无摧挫”，而意欲追随“圣驾西行”，之所以却未成行，与其说是黑风阻隔，勿宁说是其姊妹兄长为乱兵所杀的罪恶报应触发其自己悔罪的危惧;虽然她也像赢得判官同情而可以随风追寻柳郎的杜丽娘一样，在土地神颁发路引之后，杨玉环也曾到西宫，追寻昔日荣宠，于长生殿重温钗盒情缘旧梦，但贯穿其间的却主要是对自家“弟兄姊妹，挟势弄权，罪恶滔天，总皆由我”的尽情忏悔;尽管她得知皇上“犹在蜀中”之信，念念不忘与之会面的真情，也曾使她有过“飞将过去”的努力，但“不合迷恋尘缘，致遭劫难”的神灵警告，却束缚了她的奋争。而惟其如此真心实意地情悔，才赢得了土地乃至天孙娘娘、玉皇大帝这一道教系列神祗的赦免和同情，完成了由死成仙的转变。相比之下，杜丽娘是“雋过言乌，触似羚羊，月可沉，天可瘦，泉台可瞑，獠牙判发可狎而处;而‘梅’‘柳’二字，一灵咬住，必不肯使劫灰烧失”㉒，主要是通过自己的主观奋争和尘世亲友例如柳梦梅、石道姑等人的帮助，取得了由鬼至人的胜利，而回到现实尘世;杨玉环却主要是听从土地、天孙、玉帝等道教系列神祗的旨意，赢得其同情和帮助，在时时不断、真心实意地自我忏悔情欲罪过中脱离了尘世;杜丽娘与杨玉环，同是热烈追求尘世情缘之女，其人欲至情同样与天理相隔、相悖而尽皆“由生至死”，由人成鬼，但杜之至情不夹杂“孝子忠臣”之情，乃纯然生旦爱情，唯靠此情，实现了于理不能于情必然的尘世的回归;而杨妃之至情，既包括男女之情，又与“孝子忠臣”之情杂揉，两者既互为因果，又不无对立矛盾。依靠此情，无法复制昔日钗盒情缘的美梦，即使其于情必然于理必无的至情真情无论怎样热烈执著，也没法回归去而不返的尘世。因为作者本来对其“情”，就是既有肯定其“宿缘正当”的一面，同时又通过其“情悔”否定其“逞侈心而穷人欲”的一面。

如果说第二部曲中亦即“情悔”的唐明皇，乃是由负心而悔转变成的“真心”人，而《牡丹亭》中柳梦梅则是一以贯之、始终不逾的志诚种;面对危及生命、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柳梦梅是“宋人不知大明律”，冒死使情人死而复生，唐明皇却是以“做不得主”为借口，使“一代红颜为君尽”，自是“情之所钟，在帝王家罕有。马嵬之变，已违夙誓”的有力证明。唐明皇也与同是“情悔”的杨玉环明显有别。她明明是马嵬之变的牺牲品，却在真诚忏悔中几乎承担了“弛了朝纲，占了情场”的全部罪责，对负心薄情之李，极少怨恨之意，甚至为其辩解，却不乏念念不忘与之重会的一腔真情。而唐明皇之悔，则不免逊色。马嵬之变时，他虽有“宁可国破家亡，决不肯抛舍你也”“拚代你陨黄沙”“我便不去西川也值得甚么”的大话，但那“我一谜妆聋哑”的内心独白却是最好注脚，因为朕即国家社稷，牺牲杨妃，乃是“为国捐躯”;当西逃途中、剑阁避雨闻铃时，他虽然也有“只悔仓皇负了卿”“我独在人间，委实的不愿生”的悔恨;他虽然面对杨妃雕像痛哭不已，表白当时未曾“将身去抵搪”的悔恨，有愿与之“同穴葬”的决心，但即使此时，其悔恨中仍然是惋惜“鸳帏绣幕芙蓉帐”的失而难返占了不少成分;虽然他之悔恨、思念，与日俱增，弥笃愈深，有言有行，刻骨铭心，思之不见则雕其生像，哭祭生像则声泪俱下;生不能阻挡跋扈武将逼杀爱妃，则梦中斩杀“乱臣贼子”;生死幽隔则招魂相见，生难团圆便欲死结连理，也未必不是情真意切。但是，自始至终他念兹在兹的仍然是“俊弯弯一钩重睹，暗濛濛余香犹度。袅婷婷记当年翠盘，瘦尖尖稳逐红鸳舞。还忆取，深宵残醉余，梦酣春透勾人觑。”恋恋不舍的仍然是富贵温柔乡的容貌之爱、纸醉金迷的豪华奢侈。所以，连天孙织女也指责说:“以天下之主，不能庇一妇人，长生殿中之誓安在?李三郎畅好薄情也。”并进而将此个案推广为普遍性规律，“从来薄性男儿辈，多负了佳人意”。

至于唐明皇对自己用人不明、皇亲国戚纳贿招权、只顾朝欢暮乐、弄坏朝纲等罪责的忏悔，则更为勉强和肤浅，即使其无奈传位而居于二线之后，其“逞侈心而穷人欲”也未完全结束。只是作者写其所悔之情的重点不在于此，而在于对爱妃负情的忏悔缠绵不断、情真意切而已。但他同杨妃一样，仅以此情，难以复制尘世中的钗盒旧梦，也不能回归逞侈心而穷人欲的现世。而传奇大都曲终奏雅，应是团圆收煞，于是要继续其第三部曲亦即“重圆”中的“情幻”。

如果仅从故事情节来看，在第二部曲中，杨玉环是通过情悔，由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鬼魂，到终于恢复了仙籍，永远脱离了尘世;唐明皇也是通过情悔，由生不如死、因思成疾、到终于坐化成仙，也永远离开了红尘。这是生旦“重圆”的前提和基础。且不说这前提和基础本身就是虚幻的，即使真的如此，他们的“重圆”也是“太虚幻境”。首先，杨妃所居仙山是虚幻的。天孙织女所说“世界之外，别有世界，山川之内，另有山川”，也就是“世外山川”，乃现实世界之外的子虚乌有，即剧中所谓“山在虚无缥缈间”。再者，由死而仙的李杨第一次相会是在“月宫”，却并非是现世的月亮，而是“身如梦里”的虚幻天空，因为正如道士杨通幽所说，李杨的月宫相会，本来就是“情一片，幻出人天姻眷”，显系由至情幻化出来的人在天上的姻缘，原本是不现实不存在的。另外，李杨二仙月宫相会之后，何去何从?那就是按着玉帝旨意，“居忉利天宫，永为夫妇。”不管这所谓“忉利天宫”是指佛教的佛祖所居须弥山顶，还是道教的三十三天亦即大罗天，从全剧收煞《重圆》中天孙织女的有关解说，可知忉利天宫具有迥异人世的明显特点:人世是“红尘碧海须臾变”，充满“痴云腻雨”的“旧情缘”，忉利天则是“永成双作对，总没牵缠”，意谓尘世之中，即使情缘犹如痴云腻雨，连绵不绝，但是却会变化无常，瞬息万变，犹如碧海青天，转眼云飞雨打，而忉利天宫却没有这些牵缠;亦即人世是“尘缘倥愡”“悲欢和哄，恩与爱，总成空”，忉利天却是“有天情更永”。既然，忉利天宫如此美好，“不比人世”，因而生旦在结尾的合唱中号召世人:“跳出痴迷洞，割断相思鞚。金枷脱，玉锁松。笑骑双飞凤，潇洒到天宫。”亦即跳出痴迷不悟的洞穴，割断相思相爱的缰绳，摆脱金玉良缘的束缚，双双笑骑凤凰，潇潇洒洒地到忉利天宫去。然而，如此美好的忉利天宫究竟何在呢?其实，在同出中，月宫嫦娥已经不厌重复地明确指出“总空花幻影当前，总空花幻影当前”，忉利天宫原本就是虚无缥缈的幻影，是根本不存在的。既然并不存在，何以还要这第三部曲“情幻”?为何非要让李杨“重圆”?其《自序》说的明白:“第曲终难于奏雅，稍借月宫足成之。要之广寒听曲之时，即游仙上升之日。双星作合，生忉利天，情缘总归虚幻。清夜闻钟，夫亦可以蘧然梦觉矣。”《重圆》意在曲终奏雅，圆满收煞，乃是传奇惯例、结构需要。实际上，无论是忉利天，还是尘世情缘，尽皆虚幻。因为这种情缘，乃是逞侈心而穷人欲的表现，无论怎样的真挚，怎样的感天动地，也是虚幻的，应该予以否定，世人应该以此垂戒。所以《尾声》云:“旧《霓裳》，新翻弄。唱予知音心自懂，要使情留万古无穷。”作者意谓，我之所以将其旧作《舞霓裳》重新修改为《长生殿》，就是要使知音之人心里明白，要将逞侈心而穷人欲的尘世情缘留在那万古无穷、虚幻不存的忉利天宫中，换言之，也就是将这种尘世情缘彻底抛弃、斩断，因为那原是痴迷洞，相思鞚，是金枷玉锁。显而易见，作者对这种逞侈心而穷人欲的情缘是否定而非歌颂的，与《牡丹亭》中对战胜天理的情缘的歌颂明显有别。全剧最后一句唱词“要使情留万古无穷”，绝非“要让李杨矢志不渝的爱情，流芳百世，万古无穷，永垂不朽!”那只是恪守真正爱情说的论者的片面理解，而不是洪昇之知音。并没有弄懂作者垂戒“逞侈心而穷人欲”的苦口婆心、忠厚之意。与全剧所层层揭示的题旨有所轩轾。

洪昇虽有家难，曾经怀才不遇，但是，他始终不是康熙的逆子贰臣;虽然处于满族入主中原而建立的清朝统治之下，剧中不无些许兴亡之感，但始终不是清廷的离经叛道者，剧中情缘不是“双主题”的表现。《长生殿》也只是垂戒世人“逞侈心而穷人欲”的一曲悲歌。而今之论及《长生殿》者总好引用剧之首出《传概》中那支《满江红》:“今古情场，问谁个真心到底?但果有精诚不散，终成连理。万里何愁南共北，两心那论生和死。笑人间儿女怅缘悭，无情耳。感金石，回天地。昭白日，垂青史。看臣忠子孝，总由情至。先圣不曾删《郑》《卫》，吾侪取义翻宫徵。借太真外传谱新词，情而已。”并且以此为据，说明《长生殿》乃是继承和发扬了《牡丹亭》的“至情”，也是歌颂情定胜理的一曲赞歌，因此，再联系全剧结尾那句“要使情留万古无穷”，便理解为洪昇热情歌颂至情能以万古流芳。其实，《传概》只是概述全剧内容大义，而并非以之点明剧之主旨，将内容等同主旨，乃是误读误解《满江红》的结果。事实是，《长生殿》是用先扬后抑的写法，意在说明:本来李杨之爱，是宿缘正当的帝妃之爱，因该肯定。但是，其情逾限，其欲至穷尽，逐渐成为逞侈心而穷人欲，于是导致情场与朝纲的矛盾，造成安史叛乱和马嵬之变，祸败随之，李杨势必付出惨重代价。其后，尽管他们无论是怎样痛心疾首地悔恨忏悔，即使此情能以感天地，回金石，他们能以死而成仙，能于月宫再会，能以在忉利天宫永做夫妻，但是，蓬莱仙境也好，月宫也好，忉利天宫也好，全都是心造的虚幻，“情缘总归虚幻”，因此必须斩断这种导致逞侈心而穷人欲的情缘的枷锁，否则你也会重蹈李杨的悲剧覆辙。对此，你还不“清夜闻钟”“蘧然梦觉”“知音心自懂”吗?这才是洪昇的本来意图。

既然仅是如此，那么，《长生殿》还有何意义?其明清传奇“压卷之作”的地位不是要彻底颠覆吗?

五、《长生殿》“深得风人之旨”

《长生殿》乃言情之文，却是劝惩之作。其《自序》中所谓“要诸诗人忠厚之旨”“垂戒来世”;《例言》中所谓“恐妨风教”“义取崇雅”，都是旨在使世人汲取李杨悲剧的历史教训，明确“古今来逞侈心而穷人欲，祸败随之”的前车之鉴，悔恨改过，“蘧然梦觉”，幡然醒悟。所以，其好友徐麟才于《序》中说“予爱其深得风人之旨”，吴人亦于《序》中赞其“是剧虽传情艳，而其间本之温厚，不忘劝惩。”这都并非无的放矢之言，而是当时社会现实为之提出了亟待解决的命题。

洪昇自康熙十六年到二十七年创作《长生殿》期间，有清大一统局面业已形成，继平定准葛尔叛乱之后，镇压了三藩叛乱，收复了台湾，建立了领域庞大的封建帝国，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民生相对安定，出现了所谓“康熙盛世”，史家往往以之比为“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但是，康熙承平盛世外衣掩盖之下，却是各种矛盾的危机暗流时起时伏，连康熙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属下官僚，贪污受贿，奢侈腐败，求田问舍，聚敛民财，耽于声色，轻浮侈靡，“朕观今时之人，不敦本务实，轻浮奢侈者甚多，汉人为甚。今满官田舍俱在畿辅之地，人皆知之。汉官内或有自称道学，粉饰名节，而本乡房舍几至半城者有之，或多置田园者有之。且群会宴集，流于邪僻嬉戏。若不禁止，则渐至于放纵。或身为大臣，沉湎之色，形于顔面者，实非人类矣。着严行禁止。”㉓其实，康熙囿于满汉有别的民族偏见，不愿也不敢承认满族达官贵族之贪贿奢侈、腐朽堕落，尤甚于汉族官僚，大学士明珠、索额图专权数十年，所贪污受贿财产，能有明代一号贪官严嵩的数十倍之多。他如徐乾学、高士奇、朱一贵、温代、额奇、金雋、穆尔賽等等，都曾大肆巧取豪夺、贪污纳贿，其中既有汉官，亦不乏满官。满族官僚，有恃无恐，尤为贪残。正是由于吏治腐败，上行下效，所以世风败坏，土豪劣绅，横行不法，“近见风俗日敝，人心不古，嚣凌成习，僭滥多端，狙诈之术日工，狱讼之兴靡已，或豪富凌轹孤寒，或劣绅武断乡曲，或恶衿出入衙署，或蠧棍诈害善良，萑苻之刦掠时闻，讐忿之杀伤叠见，陷罹法网，刑所必加诛之，则无知可悯;宥之则宪典难寛，念兹刑辟之日繁，良由化导之未善。”㉔“帝王致治，首在维持风化，辨别等威，崇尚节俭，禁止奢侈，故能使人心淳朴，治化休隆。近见内外官员军民人等，服用奢靡，僭越无度，富者趋尚华丽，贫者互相效尤，以致窘乏为非，盗窃诈伪由此而起，人心嚣凌，风俗颓坏，其于治化所关非细。”㉕“朕见言行不相符者甚多，终日讲理学，而所行之事，全与其言悖谬，岂可谓之理学?”㉖因此，黎民百姓，流离失所，穷困不堪，“近闻直隶各省，民多失所，疾苦顚连，深可悯念。或系官吏贪酷，朘削穷黎，抑或法制未便，致民失业。”㉗再加河工靡费巨资而成效甚微，水涝干旱，天灾人祸，接连不断;南北党争，勾心斗角不已;百姓更是水深火热、饥寒交迫。有人称康熙盛世，却是饥饿之世。而八旗贵族，聚敛无度，争奇斗富，欲壑无穷。世风败坏，争名夺利，逞侈心，穷人欲，腐败享乐为荣，纵情恣肆为幸，连名为国家培育人才的最高学府国子监，也是“近闻司教之官不将监生严加约束教诲，纵之游戏。又有甚者，闲杂之徒，任行出入，竟以国子监为游戏之地矣。”㉘逞侈心而穷人欲之风，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而洪昇于创作《长生殿》的十余年期间，曾游学、客居京都数年，又数次往返于杭州京都之间，足迹大半个中国，也耳闻目睹了一些康熙盛世的阴暗之面。京城是“嗟嗟长安内，往来多高轩。俳优厌梁肉，士不饱饔飡。后房曳罗纨，短褐无人存。”㉙贫富悬殊，对比鲜明;往昔富庶之地衢州，见到的是“枯查断树橫残堞，瘦日酸风冷废墟”，“濯缨亭废只荒丘，古迹茫茫不可求。”遇到的是“荒村野老暮相逢，为说今年洚水冲。”听到的是一片“哀猿与断鸿”，因而“听罢踟蹰堕双泪，可能入告免租庸?”㉚连往昔繁华不亚京城的京东郡，兵荒马乱之后，如今也是“草枯连赤地，城坏折黄沙。巢燕全无树，流民只数家。”“惟余旧村落，鸡犬似新丰”，“君看芦中月，哀鸿夜夜鸣”㉛;与友人登君山时，他想到“莫问侯门珠履事，残杯冷炙是怜才”㉜;经过寇恂故里，面对其荒凉残破，他愤而质问权贵“中泽几哀鸿?”㉝当此之际，洪昇不可能如其外祖大学士黄机于《啸月楼诗集》序中所说:“自此海宇清晏，歌咏功德，非昉思孰任之?”即使洪昇于肄业国子监初期确实写过为康熙歌咏功德的诗文，但其后也不能不于其诗作中流露指责时弊之意。名为海宇清晏的康熙盛世，何以会出现那些贪贿侈靡、世风败坏的事实?洪昇认为原因之一就是“逞侈心而穷人欲”。

“逞侈心而穷人欲”，早就见于宋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九:“秦王世民观隋宫殿，叹曰:‘逞侈心，穷人欲，无亡，得乎?’命撤端门楼，焚干阳殿，毁则天门及阙，废诸道场。城中僧尼，留有名徳者，各三十人，余皆返。”《资治通鉴》本来就是历代帝王引以为鉴的通史，影响甚大，所以，其后，历代帝王、名臣、儒家名士，引用此段记载者，屡见不鲜。明代白沙心学的主要继承人湛若水于其《格物通》卷七十九对此评曰:“《书》以峻宇雕墙，未或不亡。故侈靡宫室，亡国之兆也。卑宫恶服，兴王之基也。废兴存亡之机，茍不至于昏愚者，皆能辨之，而况于秦王世民乎!鉴隋之亡，而去其侈，可称贤主矣。其后渐不克终，何耶?《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若秦王者，岂非精一之学未之讲哉!”他如:明大学士杨士奇等人奉敕编写的《历代名臣奏议》卷四十、清代《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四十九，都曾记载唐太宗李世民这段名言。家中藏书如海、自幼博通经史的洪昇，认识“逞侈心而穷人欲，祸败随之”的道理，并以传奇形象地阐释此理，乃是顺理成章之事。而如何才能避免“逞侈心而穷人欲，祸败随之”?洪昇开出的救世药方，那就是首先“情悔”。

“情悔”说的立论溯源乃是孔子的“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而直接的影响则是来自清初三大儒之一的李顒的“悔过自新说”。此说宗旨在于“救正人心”。因为，明末清初，天崩地坼，舆图换稿，明亡清兴，原因何在?李顒认为，“天下之治乱，由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学术之明晦;学术之明晦，由当事之好尚。所好在正学，则正学明;正学明，则人心正;人心正，则治化醇。”㉞“治乱生于人心。人心不正，则天下不治。学术不明，则人心不正。故今日急务，莫先于讲明学术，以提醒天下之人心，严义利，振纲常，戒空谈，敦实行。一人如是，则身心康平;人人如是，则世可唐虞。此拨乱反治、匡时定世之大根本、大肯綮也。”㉟从匡时定世、救正人心出发，才提出“悔过自新”之论的。此论的基本内容是主张复故反本，恢复自我善性。因为人乃天地所生的最为可贵，与天地同其大，与日月合其明，本性至善无恶，纯粹无瑕，先天固有，只是大多数人，为气质所蔽，情欲所牵，习俗所囿，时事所移，物诱所化，迷失本性，犹如明镜蒙尘，好在善性仍存，只要复故反本，改过自新，就能恢复自我善性。其具体做法那就是“先检身过，次检心过，悔其前非，断其后续”㊱。李顒本是无师自通、自学成才的清初名儒、“真儒”，主张将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结合起来，认为批此尊彼，都是偏颇，两者犹如车之左右两轮，缺一不可。因此，很难将李顒划归理学或心学哪派，其师承关系亦无从谈起。而与洪昇交游较多因而对其影响也较为明显的师友是陆繁弨、毛先舒、朱之京、沈谦、柴绍炳、张丹、张兢光、徐继恩、钱开宗、陆寅、正严等人。其中有尊崇程朱者，亦有尊崇陆王者，亦有两者兼从者，同样，也很难将洪昇划归理学或者心学的何派弟子门徒。但是在救正人心、悔恨罪过一点上，洪昇之“情悔说”与李顒之“悔过自新”说，不无相通之处。只是李顒是在其儒学著作中直接论述，而洪昇则是通过传奇形象揭示的。

洪昇于康熙二十七年写成《长生殿》之前，亦即康熙二十四年，根据武则天《织锦回文记》作有《织锦记》传奇。洪剧已逸，武记仍存。记述前秦刺史窦滔，字连波，文武多才，娶妻苏蕙，字若兰，秀丽能诗。因苏蕙嫉妒窦滔宠姬赵阳台，将台苦加捶辱，阳台亦谗毁苏蕙。后窦滔镇守襄阳，邀苏同往，苏氏愤而拒绝，于是窦滔携台之任，断绝苏氏音问。苏氏悔恨自伤，乃织锦回文之诗，令人交予窦滔，滔自悔过，遂别置阳台，盛礼迎归苏氏，恩好愈重。武则天站在女子苏蕙立场之上，赞美窦滔悔过自新，因而特作《苏氏织锦回文记》。洪昇据以所作《织锦记》传奇，基本情节，应该如同武后之《记》。但是，以洪昇《织锦记自序》观之，他之识见却与武后同而有辨:对苏蕙如何虐待阳台，阳台如何以如簧之舌谗毁苏蕙，以及其间战乱因而窦滔职位变迁，武后未费多少笔墨，旨在赞美窦滔之悔过，洪昇亦对“苏之虐焰，赵之簧舌，皆略之不甚写;戈矛之事，风雅出之”，却是“皆为后来三人复合之地，亦要诸诗人温厚之旨耳。”窦、苏纠葛，武后视为过在窦滔，洪昇则认为，推本求源，过在苏蕙嫉妒，苏氏“首祸”，拒绝同窦滔赴任，不符合夫唱妇随之义，之所以特作织锦回文诗，乃是“怨且悔矣”，窦滔“怜其怨而许其悔。因而复合，亦道之宜也”，洪昇之所以创作《织锦记》传奇，就是旨在“于阃教有小补”，亦即维护闺门礼教，肯定苏蕙的“情悔”之举。到其将《舞霓裳》改为《长生殿》的康熙二十七年，其“情悔”说，继续在剧中着意表现，以为之垂戒“逞侈心而穷人欲”张本。

尽管“天理人欲之辨”由来已久，但康熙时期，不管是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者，还是肯定人欲正当者，在节制人欲一点上，并无根本区别。程朱理学、陆王心学、清初三大儒孙奇逢、李顒、黄宗羲，都不满人欲横流的现实，没有一个主张“穷人欲”是对的。与洪昇交游较多对其影响较大的师友诸人，也是如此。洪昇也是如此。长期以来，对于“天理人欲之辨”，有一种简单、机械、绝对、偏颇的“凡是”论，将天理与反动、人欲与进步等同。其实，天理与人欲的关系错综复杂，难以一言以蔽之。即使垂戒“逞侈心而穷人欲”与康熙的意愿相和，或者康熙本人也有过类似言论，譬如《圣祖仁皇帝圣训》卷五康熙十二年十月，“上谕讲官等曰:人主势位崇高，何求不得!但须有一段敬畏之意，自然不致差错。即有差错，自能醒改。若任意而行，漫不加谨，鲜有不失纵逸者。朕每念及此，未尝一刻敢暇逸也。”也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因为垂戒“逞侈心而穷人欲”，即使能以有利于康熙盛世的延续，黎民百姓相对于乱世衰世，毕竟要稍稍好些，“乱离之民不如太平之犬”!而且，《长生殿》所选择的李杨故事，更为典型，更为有利于说明垂戒“逞侈心而穷人欲”的现实意义。在他看来，即使曾经开创过“贞观之治”的仁君贤帝唐明皇，即使他册封德才无瑕的杨玉环为贵妃，无论是怎样的夙缘正当，是天经地义的人欲正当要求，但是，一旦将此发展至“逞侈心而穷人欲”的地步，就会弛朝纲、国破家亡、祸败随之，马嵬之变的教训可证，康熙盛世奢侈腐败世风败坏的出现，同样是为明证。尽管李杨的真心情悔，使其于理想境界实现了虚幻的重圆，显示了悔过自新的威力，但是他们因为逞侈心而穷人欲所造成的惨痛后果，却永远没法弥补。其实，今之贪污腐败者，以权谋私者，假冒伪劣以巧取豪夺者，败坏世风以追名逐利者，以及必然遭到严厉惩治，不同样也是“逞侈心而穷人欲、祸败随之”的有力证明吗?今世之人，难道不应该对《长生殿》的历史悲剧引以为戒、清夜闻钟、蘧然觉醒吗?即使仅此一点，南洪的贡献岂可小覷!

① 刘辉校笺《洪昇集》卷五《传奇〈长生殿〉》附录徐麟《序》，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42页。

② 同①，第743页，吴舒凫《序》。

③ 同①，第1页，《前言》。

④ 同①，第564页，《例言》。

⑤ 详见《浙江通志》卷一百五十八。

⑥ 《国朝杭郡诗辑》卷七。

⑦ 《吴梅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版，第456页。

⑧ 江兴祐《〈长生殿〉“三易稿”创作时间考》，《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⑨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下。

⑩ 《新唐书》卷二百二。

⑪陆次云《湖壖杂记.湖心亭》。

⑫洪昇《至日楼望吴瑹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