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牡丹亭》与澳门宗教文艺*

2014-07-14黎羌

艺术百家 2014年3期

黎羌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062)

在澳门回归祖国前，其历史上的文化事件有两件值得大书特书，一是公元1552年夏，葡萄牙伟大民族诗人路易斯·瓦斯德·贾·梅士从里斯本借道印度被放逐到澳门，在这小城居留时完成了著名长诗《葡园魂》;二是公元1591年，即明万历十九年，我国明代著名戏剧家汤显祖因抨击朝政，被贬谪南下至琼州海峡的徐闻县，绕道澳门，并在此地停留游览。在此后他将对澳门宗教文化的新奇印象，写成四首吟咏澳门的优美诗篇，以及加工为《牡丹亭》数出精彩的戏曲场面。上述一中一西两位文化伟人在澳门的驻步，并创作出流传百世的鸿篇巨制，无疑对澳门早期文化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且给中西合璧、多姿多彩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学艺术增添了灿烂的光辉。

一、明代万历年间的澳门与中西戏剧交流

“澳门”在历史上一直是中国广东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资深学者邓开颂、吴志良、陆晓敏主编的《粤澳关系史》一书曾提出“自古粤澳本为一体”的学术观点，对我们研究中国与欧洲古代文学交流颇有启发。此书论述:澳门“不论从历史沿革、地理区域、社会经济、宗教种姓、文化和民情风俗等方面，均与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各县基本相同。”其“文化和民情风俗”中就包括本文要讨论的“民间戏曲文化”在内。另外此书还高屋建瓴地指出:

粤澳之间而有关系问题，乃是从16世纪中叶，即在明代嘉靖三十二到三十六年间(1553－1557)开始的。……对于葡人租住澳门，明清朝廷不过是将其视为另类“蕃坊”，绝未认为是已将之与广东省分割，更丝毫未认为是存在一个相对立的政治实体。不过葡人既可以在租住范围内拥有一定的自治权……粤澳遂从一体演变为比邻，粤澳关系问题于是出现。①

追溯历史，澳门地区在远古时期，只是位于珠江河口的几个岛屿，距离逐渐淤积和延伸陆地面积的珠江三角洲距离还很远。自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在岭南一带设南海、桂林、象郡等三郡，而在南海郡下又设番禺、博罗、龙川、四会四县，澳门才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秦汉时期此地归属番禺县管辖;唐朝时期在岭南道设置都督府，澳门隶属东莞县;南宋建置香山县，则将澳门划入此县，隶属于广州府。据元邦建、袁桂秀考证，澳门地区曾为南宋流亡朝廷人员重要的栖息地，此前曾有一批败落的宋室军民漂泊到这里“栖身落户，澳门开始有人定居”。②

另据《澳门记略》记载:元代，澳门一带海岛曾成为流寇的巢穴:“横琴二山相连，为大小横琴，元末海寇王一据之。”于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明军平定此地海患，“诏虚其地，岁令官军”千人防守。另据《明世宗实录》卷二十四“嘉靖二年(1523)三月”记载:

佛郎机国人别都户寇广东，守臣擒之。初，都户恃其巨同铳利兵，劫掠满剌加诸国，横行海外。至率其属疏世利等千余人，驾舟五艘，破巴西国。遂寇新会县西草湾，备倭指挥柯荣、百户王应思率思师截海御之。

据查考，上述历史文献中“佛郎机”为阿拉伯语“Frangi”之意译，源于“法兰克”(Frank)，系东方人对西方基督徒的统称。明代典籍沿袭马来人专指，而狭义对应于“葡萄牙人”之称谓;“满剌加”则指明代藩属汉廷的马六甲诸国;“西草湾”之地，据明万历九年(1581)刊行的《苍梧总督军门志》之“南海图”中的标志，为“香山澳”(后简称澳门)西南一带海域。明军曾在此抗击过葡萄牙流寇乌蒂纽，以保障中国南海与安南、满剌加等国的海路畅通。此据明嘉靖年间(1521－1566)《广东通志》卷六中记载:

布政司案查得递年，暹逻国并该国管下甘蒲、六坤州与满剌加。顺搭占城各国夷船，并湾泊新宁广海、望峒，或新会奇潭、香山浪白、蚝镜、十字门，或东莞鸡栖、屯门、虎头门等处海澳，湾泊不一，抽分有定例。

由此可知，明朝时期此地已逐渐与南海一带各国邻邦恢复了正常的友好往来关系。直到明万历年间(1572－1620)，才有可能容许葡萄牙人借租澳门并客居此地。借其风水宝地，外国人才有机会与当地中国居民混融一体，共同感受着东方国度的传统文化生活，以及一起欣赏岭南地区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古典戏曲与乐舞艺术。与此同时，欧洲一些传教士遂将天主教文化，以及相关的西方演艺形式介绍至澳门。

自明初开始至明末清初，中国地方戏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特别是明中叶万历年间，随着国力的强盛，文运气脉的畅通，明代传奇日益走向成熟，涌现出许多优秀的传奇剧作家与地方戏作品。另外则是昆山腔与弋阳腔戏的崛起与盛行，而使中国民间戏曲出现极为活跃的历史时期。此种大好局面逐步拓展，始从中原、江南和东南沿海地区一直波及到南海北部湾，以及澳门、雷州半岛一带乡村渔岛。

对明代戏曲有着精深研究的卢前先生在《明清戏曲史》中有这样一段睿智言表:“明清二代，剧曲之富，迈越胡元。然一创一因，未可并。就因言创，亦有足称。……明人于戏曲最大之贡献，其有异于元贤者，惟在传奇。”③对于中国沿海地区更是如此，并且于传奇作品中有机融入一些西方宗教与异地胡人文化，可谓当时难得的文学创新之举。

回顾历史，明代异军突起的传奇文体的兴起确实是国运昌盛的重要标志，此种大型古典戏曲形式只有在久无战乱的和平时期才能诞生与发展。特别是明代中期嘉靖到万历年间，相继出现的李开元的《宝剑记》、梁辰鱼的《浣纱记》、张凤翼的《红拂记》、屠隆的《昙花记》、沈璟的《义侠记》、汤显祖的《还魂记》、梅鼎祚的《玉合记》、孟称舜的《娇红记》、阮大铖的《燕子笺》等优秀传奇作品堪称精品。上述剧作以其宏大的篇幅，众多的人物，丰富的曲牌，复杂的故事而“异于元贤”，并“迈越胡元”杂剧与南戏。尤其是汤显祖的“临川四梦”或“玉茗堂四梦”即《紫钗记》、《还魂记》(《牡丹亭》)、《南柯梦》、《邯郸梦》等四部传奇名著更是中国古典戏曲的登峰造极之作。

二、发配岭南的汤显祖身世及人生机遇

翻阅中国文学史和戏曲史，毋容置疑，汤显祖是明代最有成就也是最有知名度的戏曲剧作家。他因为编撰了著名的“临川四梦”传奇而扬名四海，尤其是创作了《牡丹亭》(《还魂记》)而名垂千古。与其同时也因为他敢于抗拒朝廷，弹劾昏君，被贬官边地，而受到后人的尊敬与爱戴。正是因为汤显祖此段大喜大悲的人生经历，曾使他的命运一度与岭南雷州半岛与澳门紧密相连。由此而引发出他的传奇代表作《牡丹亭》有数场戏与澳门的佛教、天主教，以及域外世俗文化产生神奇的联系。

虽然国内文学理论界对汤显祖及其代表作《牡丹亭》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涉及到他在《牡丹亭》中关于澳门与域外宗教文化的文字评介却微乎其微。介入此学术领域的较早的可见徐朔方先生所编著的《汤显祖集》、《汤显祖年谱》等著述，其中收录的四首汤显祖贬官广东雷州半岛徐闻县作典史时，顺便去澳门所写的诗词。另散见业已出版的中国文学史、戏曲史中收录的些许他在剧作里杂糅域外胡语的一些文字片段，但多为不知所云的敷衍文字。遗憾的是至今鲜见对此名剧与澳门宗教文化联系进行较深层面缘由的探索文章。

若对此作以深究，有必要大致了解一番汤显祖的独特身世和不凡经历。汤显祖，字义仍，号海若，或海若士，晚年号茧翁，自署清远道人。为江西临川人，所居名玉茗堂、清远楼。汤显祖生于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卒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享年六十七岁。自隆庆四年(1570)中举人，万历十一年(1583)始中进士，万历十九年(1591)被贬为广东徐闻县典史。万历二十六年(1593)升浙江遂昌知县，万历二十六年(1598)弃官归家，由此可知他的主要人生经历与戏曲文学创作活动基本在明万历年间。

众所周知，汤显祖先后作剧五种，其剧名与创作时间分别为《紫箫记》(1575－1579)，即万历四年至七年;《紫钗记》(1587)，即万历十五年;《牡丹亭》(1597)，即万历二十五年;《南柯梦》(1600)，即万历二十八年;《邯郸梦》(1601)，即万历二十九年。因《紫钗记》改自《紫箫记》而将弃之，合称四剧或四梦，遂以他家乡与居室为名，或称“临川四梦”或称“玉茗堂四梦”。

汤显祖因出生在书香世家，年轻时在仕途上遇挫之际，故常常在宗教世界中寻觅慰藉。他开始受其祖父汤懋昭、父亲汤尚贤影响笃信道教，后来逐渐信奉起域外佛教。遂在高僧达观的指导下，潜心钻研佛学，于而立之年在南京清凉寺登坛说法。接着与紫柏禅师结为挚友，经常在一起切磋佛教玄理，陆续撰写过不少有关佛学方面的诗文序跋。

诸如他为南宋大山普济禅师编撰的《五灯会元》所写的序文，即将自己所熟知的文学戏剧观有机地融进禅宗佛理之中:“达摩西来，扫减文字。《五灯会元》出，文字复为崇矣。”“故曰《五灯》支子，不过用一翻字法门。既有强项魔王，痴心调达，跳出五灯之外，不殊一鼓之琵琶。乃知文学盛则律严。”显而易见，他以特有的方式将自己的文学思想轨道延伸至佛教禅宗世界之中。

据汤显祖在《牡丹亭词》中自述其戏文本事之出处:“传杜太守事者，仿佛晋武都守李仲文、广州守冯孝将儿女事，予稍为更而衍之。至于杜太收拷柳生，亦如睢阳王收拷谈生也。”可知此剧作中首当其冲借用的是“晋武都守李仲文”之本事。记晋时武都守李仲文之女，年仅十八岁而亡，葬于郡城北之事。据考，其故事原型实出于唐僧人世海编撰的佛经故事集或佛典类书《法苑珠林》，后被《太平广记》卷三一九引徴而广为流传。其他诸如“广州守冯孝将儿女”、“谈生”之事分别出自《幽明录》、《列异传》等志怪小说，亦不同程度夹裹一些中外宗教佛道文化之色彩。

据清代陈继儒在《王季重批点牡丹亭题词》中论述，其剧作“基本上是在佛学语境中阐述《牡丹亭》思想主旨的，因此，虽然他一方面将《牡丹亭》确定为一部宣讲自然情欲的杰作，但另一方面，他又以佛教的‘空无’、‘觉迷’等观念为依托，对个体自然情欲的合理性作了最终否定。”④这说明汤显祖的剧作混融了佛教的许多成分，旋而他将文学触角伸入澳门地区，有机地接纳一些天主教文化因素也是在情理当中的举措。

追寻汤显祖的坎坷身世，他自幼结交社会名流，饱读四书五经，接连考中秀才、举人与进士，本可以坦走仕途、飞黄腾达。然而在明万历十九年(1591)闰三月，却因秉直举报贪官污吏申时行、杨文举、胡汝宁等之丑闻，奏上一道《论辅臣科臣疏》，而惹怒朝廷。致使万历帝将他由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贬谪广东徐闻县作典史。正因为此桩人世变故，使他开始厌恶官场，而亲近民间戏剧文学与域外宗教文化。

于雷州半岛的两度春秋中，汤显祖四处游走，求神拜佛，瞻仰古迹，搜寻民间传说故事，甚为勤奋和快乐。他为《玉茗堂四梦》后三部传奇，特别是《牡丹亭》写作养精蓄锐、积累了丰富的口碑资料，作了大量行之有效的文字准备工作。对此段特殊经历与收获，我们可参见张庚、郭汉城先生主编的《中国戏剧通史》有关评述:

历史上有名的《论辅臣科臣疏》这道本章，既弹劾了申时行及其爪牙杨文举、胡汝宁等人，同时对皇帝的昏愦也以惋惜的方式做了大胆的非议。为此，汤显祖被贬为徐闻县典史。徐闻在广东的雷州半岛，靠近琼州海峡，遥对海南岛。这次被贬，却意外地使汤显祖漫游了很多地方，开拓了诗人的胸襟，也使他较广泛地接触了一些民间生活。⑤

汤显祖当时被贬官出发的临川即今江西抚州，前去的徐闻县在广东的西南角，与居于珠江口的澳门距离甚近。如此难得的人生变故，只会给他带来许多文学采风难得的机遇，使他“漫游了很多地方，开拓了诗人的胸襟”，“广泛地接触了一些民间生活”。尤其是曾多次考察雷州半岛和澳门民俗风情，其中亦包括他颇感兴趣的宗教文化与民间文艺活动，以及受其家乡弋阳腔影响的粤西地方戏。实可谓“塞翁失马，福兮祸兮”。由此而有力地开拓了诗人的国际视野，也有效地锤炼与提升了这位杰出的戏剧家深刻的生活观察力与编剧技法。

三、汤显祖关于澳门诗歌与宗教文化的记载

根据著名学者徐朔方编著的《汤显祖年谱》与黄竹三教授编著的《牡丹亭》“附录”之“汤显祖年表简编”中记载，汤显祖于明万历十九年(1591)因呈《论辅臣科臣疏》指斥执政被贬，官迁广东徐闻县典史。但因祸得福，在基层获知许多民间文化，以及西方传入的一些宗教艺术滋养。尤其是于翌年(1592)在广东肇庆与入驻澳门的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的世纪性会面，使得双方互相了解了不少中西戏剧文化信息。对此《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有如下记载:

我相信这个民族是太爱好戏曲表演了。至少他们在这方面肯定超过我们。有些人组成旅行戏班，他们的旅程遍及全国各地。另有些戏班则经常住在大城市，忙于公众或私家的演出。……有时候戏班班主买来小孩子，强迫他们几乎从幼就参加合唱、舞蹈以及表演和学戏。几乎他们所有的戏曲都起源于古老的历史和小说，直到现在也很少有新戏创作出来。凡盛大宴会都要雇佣这些戏班，听到召唤，他们就准备好上演普通剧目中的任何一出。通常是向宴会主人呈上一本戏目，他挑他喜欢的一出或几出。客人一边吃喝，一边看戏，并且十分惬意。以致宴会有时长达十几个小时，戏一出接一出也可连续演下去，直到宴会结束。⑥

依上所述，汤显祖很早就接触到旅居澳门的西方宗教文化人士，并向入华传教士介绍了广东地方戏班所经常上演的传统历史剧目。其中或为“一出或几出”，所谓“折子戏”;或者为“一出接一出”，甚至长达十几个小时的明传奇作品。兴许在交谈之中也会涉及到在此之前他所创作的《紫箫记》与《紫钗记》;也少不了商议去澳门考察欧洲输入的天主教文化，为准备筹写的《牡丹亭》搜集些许相关资料。

据王俊彦著《澳门的故事》记载，以此为机缘，汤显祖确实几次光临此南海港口:“汤显祖1591年上了一道《论辅臣科臣疏》，不仅尖锐地指责严嵩和张居正两任宰相，还牵涉到皇帝本人，明神宗大怒，把汤显祖贬到雷州半岛南端的徐闻县去作典史。广东徐闻县距离繁华的大商港澳门不远，汤显祖慕名做澳门之游。”⑦此种特殊的游历我们亦可从下述一些相关诗作中得到印证。

据章文钦先生在《澳门历史文化》一书中收录的“明清时代澳门诗所反映的中西文化交流”一文中介绍:汤显祖被贬官赴任去“徐闻途中他来到香山澳，在诗集中留下吟咏澳门风物的七绝四首。即《玉敬堂诗》卷十一所收汤显祖所作《听香山译者》(二首)、《香山验香所采香口号》、《香岙逢贾胡》。

其中如《听香山译者》第一首云:“占城十日过交栏，十二帆飞看溜远。握粟定留三佛国，采香长傍九州山。”生动叙述了异国海舶在我国南海各地辗转贸易的情形。另外还有一首其诗句为:“花面蛮姬十五强，蔷薇露水拂朝妆。尽头西海新生月，口出东林倒挂香。”叙述了葡国少女(花面蛮姬)的美丽动人。这首诗据有学者查询认为是中国古代诗歌中描写南欧异域少女较早的一首。

汤显祖的另一首《香岙逢贾胡》，诗中不仅对葡国商人、少女进行了生动的描绘，而且对当时中葡贸易繁荣之状也进行了更为精彩的描述。诗作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明代中叶葡占初期绮丽的澳门地区风情:“不住田园不种桑，圭珂衣锦下云樯。明珠海上传星气，白玉河边看月光。”还有一首是《香山验香所采口号》，诗云:“不绝如丝戏海龙，大鱼春涨吐芙蓉。千金一片浑闲事，愿得为云护九重。”历史地记载了当时此座南海之滨国际商埠的经济繁荣与景色的壮美。

据查阅中华书局1962年编辑出版的《汤显祖集》“诗文集”，徐朔方先生笺校汤显祖所描述澳门的诗歌均为“一五九一—一五九二年，四十二至四十三岁贬官徐闻作。”毋容置疑，诗作真实地记载了此位著名诗人、剧作家游历澳门的所见所闻及他经历的传奇故事。

根据上述诗歌词语所知，诸如“西海”、“占城”、“贾胡”、“蛮姬”、“三佛国”等或指国外地名，或在描绘外族人形象，其独特的称谓，多是针对澳门外域宗教与世俗文化所指述，由此亦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他的戏曲创作。

对此王俊彦在《澳门的故事》中专设有“汤显祖游澳门使巨著《牡丹亭》增辉”一节，向读者介绍汤显祖“敏感地抓住澳门与中国内地的相异之处，留下描写葡萄牙商人的诗篇:‘不住田园不种桑，圭珂衣锦下云樯。’”另外出于剧作家的艺术敏感性，他对“身穿葡萄牙民族服装的葡萄牙少女极其注意，曾写诗以证之:‘花面蛮姬十五强，蔷薇露水拂朝妆’”。⑧

需要关注的是徐朔方先生曾为《汤显祖集》中澳门诗文所出的两条重要注释，即一，“香奥”:“香山，今广东中山县。”奥，实为香山澳。徐先生后来在汤显祖著《牡丹亭》中为“香山(奥)”出注:“今广东省中山县境内，是古时对外贸易港，明代为洋商聚居处。”显然是指“明代”葡萄牙“洋商”所经营的澳门“贸易港”。二，“香”:“阿芙蓉，一名鸦片。”则从中可知最初入华的葡萄牙人曾靠贩卖鸦片而获暴利。“三佛国”则浸染着浓厚的宗教色彩。

《听香山译者》诗中所叙述的帆船，并非通常人们所知的一桅，只有一帆的中国海舶，而是一桅数帆、桅多帆众的西洋蕃舶。据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卷十八《舟语·洋舶》条所记载，此蕃舶上专设有神楼，以供奉耶稣、圣母及其他具有航海保护职能的神祗所用。此艘西洋蕃舶惯常先在南海古国三佛齐的港口寄碇停留，然后驶往马来半岛霹雳河口外的九州山，采购龙涎香及其他香料。从诗中可知明代来自西洋的航海者，与信奉妈祖等神祗的中国航海者一样，依靠存在于冥冥之中的航海保护神来指引航路。

据国内有些学者考证，汤显祖在雷州半岛滞留时曾与一些入华传教士有所交往。特别是在他卸职归途路过端州肇庆时，遇到了两位西方传教士，曾与他们进行了历史性的会见，其中就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利玛窦，其情境和内容有幸均保留在汤显祖流传于世的两首七绝之中。

其中如《端州逢西域两生破佛立义·偶成二首》，其一云:“画屏天主绛纱笼，碧眼愁胡译字通。正似瑞龙青甲错，香膏原在木心中。”其二云:“二子西来迹已奇，黄金作使更何疑。自言天竺原无佛，说与莲花教主知。”

据徐朔方考释，汤显祖在广东沿海地区对外来宗教文化非常关注，除了前去韶关寻访禅宗六祖惠能大师弘扬佛法的南华寺，又从徐闻北上路过端州(即今肇庆)，还巡视了此地的“仙花寺”，并偶见来此“西域两生”，所谓“碧眼愁胡”，其中就有西方传教士利玛窦。他当着“汤显祖面前颂扬天主”，自称为“破除佛教的一次传教活动”⑩。

著名学者章文钦在澳门《文化杂志》发表重要论文设“利玛窦与汤显祖的肇庆之会”对此进行考证:“利玛窦这次肇庆之行，值得大书一笔的是东西方两位文化名人，他与汤显祖在这里相遇。……在这次中西对话中，利玛窦这位来自‘天竺’的‘西僧’，在汤显祖面前抨击佛教，阐扬天主教，使汤显祖在瞻仰天主画像的庄严肃穆气氛中领略‘天竺原无佛’的新知，而实现中西文化的初次交融。”⑪

但也有学者对汤显祖与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的会面持怀疑态度。如龚重谟著文指出:“从笔者所看到的利玛窦进入中国传教文献，‘证实’的不是‘汤显祖与利玛窦在肇庆会晤’，而是徐先生这一说法不符史实，不合情理，难以立足。”据他根据罗光著《利玛窦传》所述推断:汤显祖在肇庆所遇到“西域两生”的时间是1590年春天，“有可能就是从印度调来的苏如汉和罗如望。他俩受范礼安神父派遣。”入华登陆“直接到广场和大街小巷宣讲‘福音’。”而与汤显祖“邂逅相遇”。⑫

实际上，汤显祖在肇庆遇见的传教士是不是利玛窦，对我们研究这位伟大的剧作家的生平和作品并不很重要。不管他会面的是利玛窦、石方西，还是苏如汉、罗如望，或者是范礼安等，都证实汤显祖已与西方传教士及其西方宗教文化发生了直接的实质上的联系。

四、《牡丹亭》对异域文学的接纳与改造

对上述中葡两国的经济、贸易、文化方面的交流之史实，我们可更多地从汤显祖戏曲名著《牡丹亭》中所获悉。该剧作有数出专事描写男主人公柳梦梅去澳门旅行，而兴奋地接触奇异的天主教文化之事。受此维系，戏曲舞台上断断续续展现了香山澳门许多风光名胜，这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可为凤毛麟角之稀奇事。汤显祖相关诗歌与戏曲的宗教文学片段描述，无疑是对中西交通历史文化的重大贡献，更是研究澳门传统文学艺术的幸事。

田本相、郑炜明主编的《澳门戏剧史稿》中“牡丹亭·还魂记与澳门”一节中对此历史事件予以确认与高度评价:“澳门与戏剧的关系，应自明朝的汤显祖起。汤显祖于1598年完成了《牡丹亭·还魂记》的写作，在剧中就提到澳门。”⑬并且指出重点戏反映在第六出《帐眺》与第二十一出《谒遇》之中。根据此线索笔者再行查寻，另外又发现在第二十二出《旅寄》、第四十八出《遇母》等也不同程度地存有相关的宗教文学描述与人物戏剧情节。

由此剧作所显示，汤显祖前去澳门的游历曾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在他的传奇名著《牡丹亭》的相关文字中可以找到充分的佐证。诸如剧本的第六出《怅眺》，描述书生柳梦梅到澳门求见钦差苗舜宾;第二十一出《谒遇》，他着意安排书生柳梦梅在澳门参观赛宝会。所谓“赛宝会”，相当于今日的宗教庙会或经贸文化展销会。他曾把香山岙(澳门)比作“真珠窟”。汤显祖通过戏曲中婀娜华丽的唱词，描绘香山岙和多宝寺的多姿多彩。《谒遇》一开头即写道:“一领破袈裟，香山岙里巴。多生多宝多菩萨，多多照证光光乍”。另在〔亭前柳〕吟诵:“三宝唱三多，七宝妙无过。庄严成世界，光彩遍娑婆。”从此可知汤显祖对澳门佛教与天主教文化的交融抱以何等欣赏的态度。

汤显祖在《帐眺》、《谒遇》、《旅寄》戏曲场次中多次出现“香山澳里巴”与“香山澳多宝寺”。据徐朔方先生考证:“巴——指寺庙。明代澳门耶酥会教堂sanpaolo译为三巴寺。”“多宝——多宝如来，宝净国的佛名。”对“巴”，黄竹三先生在《牡丹亭评注》中亦有相类似诠释，不过他特地加了一句:“这里因押韵以此作寺庙的代称。”另外他对“多宝”进一步详解:“菩萨名，即多宝如来，东方宝净世界之佛，入灭后，以本愿为全身之舍利。”⑭不管专家学者如何注解，汤显祖笔下的“巴”即为现在澳门的大三巴牌坊，过去的圣保禄大教堂，是华夏域外西方基督教与东方佛教文化的混合物。

乳腺癌乳房发生异常性变化，如摸到包块，有胀感，出现微凹（“酒窝征”），皮肤变粗发红，乳头变形、回缩或有鳞屑等，乳房疼痛或压痛，非哺乳期妇女突然出现单侧乳头溢液（乳样、血样、水样液体）。

引征此剧文字所言“这寺原是番鬼们建造”，亦可证明，此座貌似佛道寺庙的古建筑实为一座西洋教堂，当时入住“番鬼”系指澳门的葡萄牙人。汤显祖因为历来崇尚佛教，故将澳门天主教改换为佛教，把洋教堂变成了中国寺庙，将天主教士变成了佛教僧人。这显然是文学艺术家的天才创新之举，亦因他长年宗教信仰所为和世俗戏曲需求所致。

如上所述，汤显祖与利玛窦在肇庆相遇时，二人各自坚持自己的传统文化立场。虽然利玛窦曾竭力劝导他“破佛立义”皈依改宗，然而汤显祖始终没有接受，他本能地对西方天主教持有既接纳又拒绝的矛盾的态度。在《牡丹亭》中汤显祖将澳门的天主教的形式改为佛教形式出现在舞台上，亦可反映汤氏对天主教的排斥心理。对此汤开健先生在《汤显祖与澳门》一文中亦持有相似观点:

汤显祖因为崇尚佛教，故将澳门天主教全部改为佛教，洋教堂变成了寺庙，将圣保禄译成多宝寺，即采《妙华莲花经·宝塔品》“多宝如来”之意，将教堂供奉的耶稣变成了“多宝菩萨如来”，将天主教士变成了“僧”、“和尚”。汤显祖与利玛窦肇庆相遇时，虽然利玛窦曾极力“破佛立义”，而汤显祖始终没有接受，可以表明汤氏对天主教的拒绝。《牡丹亭》中汤氏将澳门的天主教的形式改为佛教形式出现在舞台上，亦可反映汤氏对天主教的排斥。⑮

在《牡丹亭》中受到异化的佛教文化渗透在各个场次与宾白、曲牌之中，诸如第六出《怅眺》宾白之中:“自家韩子才，俺公公唐朝韩退之为上了破佛骨表，贬落潮州”。“丑曰:比如我公公柳宗元。你公公韩退之……错题了佛骨表，贬职潮阳，边海烟瘴地方。”第二十一出《谒遇》，出现“老僧”、“袈裟”、“菩萨”，“善才天女”、“喇麻”等宗教称谓，以及“听梵放海潮音”、“婆娑”、“南无”、“刹那”、“抽珠”等佛教字眼。第二十二出《冥判》〔北点绛唇〕净判官云:“十地宣差”。第二十五出《忆女》〔苏幕遮〕:“愿得杜丽娘皈依佛力”。第四十八出《遇母》，旦云:“合着油瓶盖，踏碎玉莲蓬”。〔香山虎〕:“则道你烈性上青天，端坐在西天九品莲”。〔前腔〕:“空和他做七做中元。……这样奇缘，打当了轮回一遍”。字里行间更是充满了浓郁的佛教文化气息。

与上述宗教文化描写相得益彰的是《牡丹亭》中的胡族文化的显示，充分体现了汤显祖恢弘的汉胡文化接纳气度。他在此剧中，把许多到中国来“献宝”或买卖珠宝的外国人称作“番回”、“番王”、“胡儿”、“夷虏”、“番家”等，并生动形象地描绘了他们带来的“胡腾”、“胡旋”之舞，“铁琵琶、铁绰板”之乐，以及“梵呗”、“唱赞”之文。证明汤显祖的国际文化视野的开阔。

另如第十五出《虏踪》〔一支花〕(净番王引众上):“静鞭儿替了胡笳哨。……鼻凹儿蹻，脸皮儿鲍，毛梢儿魋。自家大金皇帝完颜亮，身为夷虏，俺祖公阿骨都”。第十九出《牡贼》〔北点绛唇〕:“世扰羶风，家传杂种。野马千蹄合一群，眼看江海尽风尘。汉儿学得胡儿语，又替胡儿骂汉人。”〔番卜算〕(丑):“百战惹雌雄，血染燕支重”。第二十一出《谒遇》，提到“靺鞨柳金芽”、“波斯国”。第三十出《缮备》〔番卜算〕(贴、净):“边海一边江，隔不断胡尘涨”。

第三十八出《淮警》〔霜天晓角〕净:“忠心赤胆向胡天”。第四十六出《折寇》〔尾声〕外:“戌楼羌笛话匆匆”。第四十七出《围释》〔出队子〕:“明助着番家打汉家。倒喇。”〔北清江〕:“呀，哑观音。”亦显示出一代文学大师汤显祖在中华民族语言文字交融方面所做的重要贡献和有益尝试。

自魏晋南北朝至辽金元朝，我国历史上许多少数民族政权相继更迭，陆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使得中外宗教与世俗文化得以空前的发展。由此也深刻地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学及其戏曲艺术的发展，汤显祖的《牡丹亭》即是受惠此国际大环境影响的文化结晶。但是因为受各种因素的制约，时值明代，远离少数民族文化土壤的一些剧作家不同程度地存在哗众取宠、食古不化的文字通病。

对此弊病的产生原因，方贵龄先生在《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中曾指出:“元明戏曲中有一些源于契丹、女真、蒙古、突厥和波斯、阿拉伯语的借词，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而其中最多的还是蒙古语……读元明戏曲而不懂其中的蒙古语，往往不免隔膜，有时连剧情、文义也难以弄清。”⑯

由此道出了中国传统戏剧文学在此阶段出现的特殊历史现象，即明朝时期的戏曲作家喜欢在其剧作中鑲嵌大量外来语，汤显祖的作品也不例外。方贵龄评述:“总的看来，明初作品收录的蒙古语较多，释义也比较确当。如黄元吉的《黄廷道夜走流星马》，朱有燉的《桃花景》就是很好的例子。”但他又尖锐地指出:

返观明代中叶以后的作品，所收蒙古语就比较少，且多误解。如汤显祖的《牡丹亭》(一名《还魂记》)就是如此。大家知道，汤显祖系万历进士，《牡丹亭》乃是他传世的杰作，但该剧第四十七出《围释》中所收的一些所谓蒙古语，有的显然是错的。——周贻白先生对此早已有文辨正过了。其所以致此，料是明初去胜国未远，一些蒙古语仍得流传，故黄元吉、朱有燉以之入剧，得心应手，及汤显祖的《牡丹亭》完稿时(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距元朝灭亡已二百而有三十年。时过境迁，除少量蒙古语被汉语借用外，真正懂得蒙古语的文人学者，谅来已经不多了。⑰

依上所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样式，一个作家有一个作家的文学特点。虽然受历史种种因素的牵制，中国传统戏曲在反映国际宗教与民族文化上存在许多问题和局限。但更重要的是作家与作品不能墨守成规，只有积极开拓与探索才有前途。因此，戏曲语言大师汤显祖在戏曲文学上尽管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但他对外域宗教文化和民族戏剧艺术的积极探索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他的涉外戏曲文字的瑕疵毕竟遮挡不住《牡丹亭》历史文化的光辉。

① 邓开颂、吴志良、陆晓敏主编《粤澳关系史》“序言”，中国书店，1999年版。

② 元邦建、袁桂秀《澳门史略》，香港中流出版社，1988年版。

③ 卢前《卢前曲学四种》，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2页。

④ 程芸《汤显祖与晚明戏曲的嬗变》，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5页。

⑤ 张庚、郭汉城主编《中国戏曲通史》(中)，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年版，第91页。

⑥ ［意大利］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4页。

⑦ 章文钦《澳门历史文化》，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90页。

⑧ 王俊彦《澳门的故事》，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页。

⑨ 徐朔方《汤显祖和利玛窦》，《文史》，1981年第10辑。

⑩ 徐朔方《论汤显祖及其它》，《汤显祖和利玛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⑪章文钦《澳门与西江流域的历史文化联系——利玛窦等在肇庆传教活动剖析》，澳门《文化杂志》，2005年中文版，第56期。

⑫龚重谟《汤显祖在肇庆遇见的传教士不是利玛窦》，《汤显祖研究通讯》，2007年第2期，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