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常培杰

编 辑:孙明亮 mzsulu@126.com

1969年8月6日，在瑞士度假的阿多诺，突然心脏病发作，与世长辞。他的去世十分突然，以致他手头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美学理论》尚未杀青，而且他还有许多重要的论著尚在规划之中，只能成为不会到来的“尚未”。此前，他虽然像艺术家力求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一样，与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保持着距离，但是他与学生运动还是产生了诸多龃龉。他曾让警察清理了擅自闯入自己研究所的学生，为此，他的1969年4月的“辩证思想导论”课程遭到几个年轻女学生的扰乱，甚至可以说羞辱。一个一直强调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因为自己的“拒绝介入”遭到了实践中“造反派”的羞辱，不可谓不讽刺。阿多诺心脏病的突然发作与离世，也与这一事件有着密切的联系。时移势迁，我们再来回顾阿多诺的立场，却能够看到一番不同的景象。

就思想史的发展来说，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概念的发生，与左拉等介入的“德雷福斯案”密切相关。正是以左拉为首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振臂高呼，才改变了德雷福斯案的走向，维护了公平正义，也使得知识分子获得了社会良心的美誉。可以说，“知识分子”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带有“公共性”因素的概念。当代社会，知识界不断学院化和体制化，“知识分子”也不得不在自己的名号前加上“公共”二字，来标榜自己的“公共性”。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这样一个同义反复的概念，恰恰表征了知识分子“公共性”的丧失和危机。但是，这一概念对“专业知识”和“公共性”的强调，却可以成为我们思考知识分子在大众媒介时代如何言说，以及重新定位阿多诺的知识立场的重要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