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山

摘要：20世纪70年代，由台湾留美学生发起的保钓与统一运动持续了十年左右。这期问，丰富的钓运和统运刊物得以出版。其中，揭露日本侵略中国领土钓鱼岛列岛是保钓刊物文章的主要内容，对国是问题发抒己见和报道中国建设成就是统一运动刊物的主要内容，办刊经费来自捐赠和发行。在这场运动中，保钓和统运刊物起到了宣传、联络和募捐作用。

关键词：留美学生；保钓运动；中国统一运动；刊物

钓鱼岛列岛为中国的固有领土，明、清两代的册封使去当时中国的藩属国琉球进行册封，钓鱼岛列岛都是必经之地，对于该列岛是中琉分界都有确切的记载。甲午战争期间，钓鱼岛列岛被日本窃占。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规定，二战结束后，作为台湾附属岛屿的钓鱼岛列岛应归还中国。20世纪60年代末，在钓鱼岛列岛附近海底发现蕴藏丰富的石油，引起了日本的觊觎。1969年，美、日双方就归还冲绳问题及即将到期的《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保障条约》进行谈判时，称钓鱼岛列岛是“南西诸岛”的一部分，拟将钓鱼岛列岛随冲绳一并归还给日本。美日之间将中国领土私相授受的非法行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美国的台湾留学生与当地的华侨、华人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保卫钓鱼岛运动。他们举行各种形式的集会、示威和游行，向世人宣示钓鱼岛自古就是中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揭露了美、日将中国领土私相授受的阴谋，要求美国将钓鱼岛列岛归还中国。中国留学生的保钓运动引起了当时各界的关注，产生了很大影响。

然而，台湾当局对中国留美学生的保钓爱国行动不仅不予支持，反而进行各种干扰和压制。台湾留学生认识到，要想收回钓鱼岛列岛，指望台湾当局是行不通的，必须两岸统一，国家富强。于是他们开始将目光转向社会主义新中国，保钓运动转化为中国统一运动。台湾留学生主动认识社会主义新中国，向美国社会和华侨、华人宣传社会主义新中国，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走出学校，深入社会，并在侨社进行服务工作。由台湾留美学生发起的保钓与统一运动持续了十年左右，对于这场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运动，周恩来总理曾给予很高的评价，称之为“海外的五四运动”。

一、保钓统一刊物与运动同行

1，保钓刊物百花齐放

在保钓运动极盛时期，全美出版的保钓相关资料性和报道性刊物，为数五十种以上。这些刊物有些是伴随钓运的发展出现的，有些则是在钓运的下一阶段——中国统一运动阶段产生的。不管是钓运还是统运刊物，它们并不完全都是由左派所主导，比如，有右派痕迹的有美东的《自由人》、美西的《清流》、美中的《野火》《芝加哥通讯》、美南的《长城》和《美南通讯》、波士顿的《波士顿通讯》以及洛杉矶的《中国人》等。这些刊物一般都有国民党党部的补助，他们办杂志的目的是与左派进行“文攻”。还有些中间派的刊物如《野草》《桥刊》《联合季刊》，台独的刊物如《台独月刊》《望春风》《乡讯》《乡音》等。不过，不管是右派、中间派还是台独所主导的刊物都在少数。

随着钓运的发展，全美中国留学生界编辑、出版的各种刊物呈现百花齐放之势，比较有影响的钓运刊物有运动初期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保钓会的《战报》、芝加哥大学保钓会的《钓鱼台快讯》、纽约地区的《纽约保卫钓鱼台月刊》《美国东区钓鱼台简报》、奥克拉荷马大学保钓会的《钓鱼台快讯》、匹兹堡保钓会的《钓鱼台月报》等。其中《战报》和《钓鱼台快汛》是公认的钓运刊物“双璧”：《战报》文风犀利，往往有战斗檄文的意味，但只出版了三期，所以《战报》是个好的吹鼓手；《钓鱼台快讯》以信息报道为特点，多为其他各地区高校所转载。北京清华大学图书馆所藏《钓鱼台快讯》最早一期是1971年3月2日的第3期，然后一直到1977年2月28日的第152期，由此可推断第1期应在1970年底或1971年初出版，前后办刊历时六年。不少同学因为全身心投入钓运、参加刊物编辑工作而占去了大部分学习时间，因而推迟了获取博士学位的时间。马英九就说：“如果不是参加《波讯》（《波士顿通讯》）工作，大概可以早一两年拿学位。”。留学生为办刊所付出的代价可见一斑。

揭露日本侵略中国领土钓鱼岛列岛是保钓刊物文章的主要内容，纽约保卫中国领土钓鱼台行动委员会出版的《纽约钓鱼台简报》第六期社论《钓鱼台事件是偶发事件吗？》指出，钓鱼台事件的发生是在美国扶植其在亚洲的代理人日本这样一个大的政策背景下产生的，在这样的美国政策下，日本军国主义者开始扩充军备，妄图重温其“东亚共荣圈”的迷梦，而石油更属首屈一指的必需资源，如果钓鱼台侵略阴谋得逞，日本军国主义者必将大受鼓舞，下一步将是台湾、澎湖，世界和平将游丝一发。《战报》“一·廿九专号”《钓鱼台事件：“民族性重于政治性，还是政治性重于民族性？”》一文认为钓鱼台事件后有人认为此次事件的发生是“民族性重于政治性”，其实不然，日本侵占我国领土钓鱼台，是日本政府走军国主义路线的具体结果，而不是日本大和民族与中华民族之间存有势不两立的民族仇恨。

2，统运刊物充满锋芒与个性

著名统运刊物有纽约的《群报》、水牛城的《水牛》、匹兹堡的《统一通讯》、芝加哥的《钓鱼台快讯》、柏克莱的《柏克莱快讯》以及《柏城青苗》、密西根的《国事简讯》《密西根月报》，华盛顿的《华府春秋》、耶鲁的《新港》等。

《群报》是保钓统一运动中发行量最大的刊物之一，北京清华大学图书馆所藏该杂志从1971年8月1日第l期到1977年8月30日第156期（中间有缺），可知该刊出刊至少在六年以上。《群报》以消息报道为主，对内地和台湾的报道都很详尽，因是双周刊，一半铅印，一半手抄，有一定的时效性，因而各地转载比较多。当时因内部发生意见分歧，很多人退出，人手不够，总编辑尹梦龙忙不过来，就把《人民日报》的一些新闻剪下来，直接贴上去复印出版，所以有人说《群报》是《人民日报》海外版。当时在花旗银行任职的许登源和在布朗大学读完博士、身在纽约的林盛中看到此种状况，对《群报》的状况深感痛心，便主动请缨加盟，参与编务工作，并撰写社论，把《人民日报》的新闻重新改写为旅美台胞能理解的内容，使《群报》能吸引更多的读者，并发表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评论。由于地处钓运的中心纽约，《群报》的许多社论都很犀利、一针见血，质量也高，这是其不同于其他钓（统）运刊物的一个特点。《群报》每期都不少于四个大的版面，与很多手抄刊物不同，它是打印的，在报刊的外观上完全与正规发行的刊物无异，内容有新闻报道，有各地钓（统）运信息汇总，也有高质量的有关台湾社会问题和祖国建设成就的评论。

《群报》发刊于钓运和统运之交，因而最初的社论都是以钓运为主题。由龚忠武撰写的发刊号《向伟大的钓运致敬》就具有战斗檄文的作用，该文称，伟大的钓鱼岛运动像一声舂雷，震醒沉睡了二十多年的海外学界和华人社会。群众是钓运的灵魂，必须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笔者在采访龚忠武先生时，他对这篇文章至今仍然记忆犹新，认为该文对钓运起到了宣传上的声势作用。第2期社论《替钓运看病》可谓忠言逆耳、直刺心脾，该文指出钓运虽发生于异国，存在群众基础不广泛和国民党破坏这两个客观局限，但钓运目前最大的障碍是参加钓运的人自己“得了病”，表现在：第一，政治幼稚病，虽然很多人是具有博士学位的高级知识分子，但政治看法和观点很幼稚；第二，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这主要体现在各个地区的钓委会中；第三是较左倾的专家主义，直指部分钓委会负责人不相信群众和认为“钓运应该慢慢来、走快了群众跟不上”的观点。正如文章结尾所说：“忠言逆耳，上面的一番话，钓运的当权派听了也许不是滋味，你们既是前进分子，就得有听取这个坏话的雅量。”

从第3期开始，《群报》的社论逐渐进入统运的主题上来。第3期《向全美性国事大会的一个具体建议》、第4期《向联大进军——兼谈爱国与爱党》、第8期《中国统一问题讨论会的中心课题：台湾的解放》、第12期《二月华府“统运”游行的意义：身在海外，胸怀祖国》、第16期《热烈欢呼祖国的外交大跃进》、第17期《蒋介石何去何从》、第36期《一定要把钓运进行到底》等都是对国是问题发抒己见的重要篇章。《群报》到了50期以后社论相对少了一些，即使有也言简意赅，还因经常转载《人民日报》的内容，更像是一份新闻刊物，似乎少了前期的“锋芒与个性”。

二、办刊的经费与发行

1.捐款是办刊经费主要来源

留学生创办刊物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经费问题，当时每种刊物的开头或结尾都有类似“请批评、请投稿、请订阅、请捐助”之类的字样。《西雅图钓运通讯》1971年6月30日第4期给出的财务报告显示：收人部分共计742.70元（包括电影、徽章、个人捐款等），而支出部分却高达608，29元（包括电影开销、游行、影片拷贝、长途电话、邮费、印刷文具费、付纽约胸章费、购纽约简报第6期费用等），于是马上呼吁乐捐。刊物办得深得读者之心，也会带来捐款的增加，如《桥刊》陆续收到读者来信，有的认为其文章“言之有物，立场客观，很能说出大家心里的话”、“阅后觉得贵刊报道问题客观而忠实，这种态度可说是今日报刊界里人们评价的依据。希望贵刊继续保持此种不偏不倚的观点”等等，这些评价不可谓不高。仅仅一期（第十期），该刊所收捐款为无名氏5美元、汪慎叔15美元、傅信佑20美元。

上述资料表明，读者及各界的捐款是保钓和统一运动中中国留学生办刊经费的主要来源。当然，一种刊物要生存下去，完全依赖社会各界捐款是不行的，办刊目的是为了宣传保钓与统运思想，但刊物也是市场化的，必须按市场规律办事，形成买卖关系，最终盈利。这样不仅能为刊物提供必需的经费来源，也能提高办刊人员的积极性，从而最终达到宣传钓统运的目的。

2，刊物发行形式多样化

首先，免费赠阅是刊物在形成自身风格、有一定读者群之前的通常方式。这种方式虽然开始阶段没法盈利，但随着广告效应，很多接受赠阅的读者就会主动联系编辑部要求订阅。例如，一位与周本初熟识的人在给其写的私信里说：“多谢屡次赐寄保钓专刊、特刊，每次都经好多人读过，总算没有让你们白寄过。”

为了扩大刊物影响力，一些大学的国是研究会用会费给会员订购一些热门刊物，来扩大这些刊物的影响力，在让会员增进知识的同时，更能让会员了解这些刊物，然后自己去订阅，比如奥克拉荷马大学国是研究会给13位会员订购了《群报》《水牛》《芝加哥快讯》《华府春秋》等刊物，而后会员们自己订购刊物也形成了习惯，效果很不错。

其次，零散发售是营销的最直接方式。一份署名“PENINSULA BOOK COMPANY”公司的何宝意写给《星火》杂志社的私人信件要求订阅该刊从1973年元月份开始的一年期刊，并用航空邮件邮寄到该公司。署名“T.Y.T ACTION COMMITTEEWATERLOO BRANCH”的单位对《西南通讯》评价很高，希望按时收到该刊，并给出了邮寄地址。显然，这些读者中有不少接受过编辑部的免费赠阅，觉得内容不错，于是开始订阅，这就等于进入了市场化阶段。虽然钓统运留学生办刊的初衷并非为了赚钱，而是宣传必需，但养活一份刊物又需要一定经费，因而进入市场、接受订阅是必经之路。

最后，刊物间相互代销也是一种营销模式。比如《东风》杂志社就请《新中国》杂志社代销第三、四期各10份，所得款项的40%作为前者给后者的一点补助。《新中国》作为定期出版的推动统一运动的大型刊物，由中部四校合办，为了得到其他各校的支持，爱荷华大学作为四校代表在1972年1月1日“麦迪逊中西部统运会议”上将《新中国》的编务、经费分担、印刷等问题报告给与会各校，希望得到支持。该校代表随后在1月7日给四校的回复信件中说，最先愿意经济上帮助《新中国》的是西北大学，他们愿意从第3期开始每期订阅20份，作为《新中国》发行总部的堪萨斯大学应尽快与西北大学谭荣安先生联系。

各个刊物一般都是高校保钓会（国是研究社）成员编印的，这些成员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潜在读者群。相对社会上的一般读者而言，这些成员由于要从事钓统运工作，因而对于以钓统运为宗旨的刊物是非常感兴趣的，他们自己可能也在编印刊物，能够阅读到兄弟刊物对办好自身刊物、扩大知识面是有好处的，因而这个读者群不容忽视。实际上，今天的北京和新竹一两家清华大学收藏了很多保钓刊物，而当初给这两校捐赠的老保钓人士很多都保存有近乎全套的钓统运刊物，这也印证了笔者的上述观点。

三、保钓统运刊物的三个作用

保钓和统运刊物在保钓统一运动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首先是宣传作用。保钓运动中保钓人士搜集了大量有关钓鱼岛列岛属于我国领土的历史资料，这些资料散见于这些刊物的文章之中，这些证据的搜集要比现在学者的研究早了很多年，是中国人较早对钓鱼岛列岛属于我国的历史、地理和法理证据进行整理研究的“大汇演”。同时，他们把日本侵占钓鱼岛列岛这个事实尽量传播给留学生和华人，并把台湾对此事件所采取的立场、行动、当地民间舆论以及此地留学生、华人的反应报道出来。进入中国统一运动阶段后，这些刊物又大量介绍了内地自1949年以后社会变革的各种情况，立场鲜明地歌颂了内地1949年以后的社会变革，歌颂祖国在西方的包围下，自力更生建设家园的动人事迹。虽有善意的美化，然其历史作用不可抹杀。其次是联络作用。各地纷纷成立保钓会，举办讨论会，感到有互通讯息、团结起来共同采取行动的必要，也正是通过这样的联络工作，中国留美学生才能在华盛顿、纽约、芝加哥、洛杉矶、旧金山、西雅图等各大城市举行集会、示威和游行。最后是募捐作用。筹办示威游行、举办讨论会或其他活动都需要经费，要募集这些费用也是透过各地的刊物向大家劝捐。为了将钓鱼岛事件真相公诸世人，让外国人也了解事情的经过，他们甚至曾在《纽约时报》刊登广告，最后募集到了近两万美元，留学生编印的刊物在其中起到了显而易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