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重华

摘 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作为一种“普照的光”，使中国劳资关系形成跨越了残酷的原始积累阶段，避免了劳资关系发展初期易发的尖锐冲突，使中国劳资关系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协调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不仅需要而且可以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并使市场经济的作用得到有益发挥。必须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积极发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势，更好更快地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关键词：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劳资关系；改革开放；市场化；工业化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2-0034-04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改造的重大成果，它被作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得以建立。当时的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在二十二年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会对劳资关系的形成发挥出积极的影响。历史就是这样神奇，并再次证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一、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使中国劳资关系形成跨越了残酷的原始积累阶段

什么是原始积累？马克思指出：“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1]这里所说的生产者是直接生产者，拥有自己土地和劳动工具的小土地所有者，即自耕农。“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1]在最典型的原始积累样本——英国原始积累之前，自耕农人数众多且过着怡然自得的小康生活。“用自己双手耕种自己的田地并满足于小康生活的小土地所有者……当时在国民中所占的部分比现在重要得多……至少有16万个土地所有者靠耕种自己的小块Freehold[自由地]（Freehold是完全自由支配的财产）为生，他们连同家属在内要占总人口的1/7以上。这些小土地所有者的平均收入……估计为60～70磅。根据计算，耕种自己土地的人多于租种别人土地的人。”[2]正是这种惬意的小农生活使农民根本不愿意背井离乡进城受人雇佣，于是一部“血与火”的历史上演了：整个乡村在圈地运动中遭到灭顶之灾，“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3]农民流离失所，无以为生，沦为城市流浪汉，而英国政府为了迫使这些不习惯城市生活和工厂严格纪律的流浪汉接受雇佣劳动剥削，他们披着法律的文明外衣炮制了“流浪汉”的罪名，采取了毒辣而血腥的酷刑——鞭笞、监禁、割耳、烙印和处死等来迫使农民就范，“在亨利八世统治时期（1509—1547），就有72 000人因流浪汉的罪名被判处死刑。”[3]

改革开放后，中国非公有制经济从无到有、蓬勃地发展起来，而其雇佣的劳动者也主要是同样处于国有经济体制之外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劳资关系于是在中国大地上得以形成，而这些进城打工的第一代农民工就构成了当代中国第一批雇佣劳动者的主体。同样是从农村走入城市受人雇佣，但中国农民与英国农民的境遇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半工半农，在农村有土地作为根基，而后者是从土地上连根拔起地被赶向城市。两者的差异在于中国实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1956年底，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废除了自耕农土地私有制，建立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没有改变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它不是重新回到土地改革时期的土地制度即恢复自耕农土地私有制，而是在所有权不变的情况下给予农民耕种土地的自主权和收益权。外出打工的农民没有被剥夺作为集体一份子拥有土地、耕种土地和居住的权利，农民工只要愿意随时都可以返乡种田和居住，家乡永远是他们最后的避难所，不存在像英国农民那样离开土地后一旦在城市没有工作就只能流离失所的情形，这样就使得中国劳资关系的形成没有经过或者说直接跨越了工业化初期残酷的原始积累阶段。虽然近些年来，一些地方出现了强制征收农民耕地作为工业和城市发展用地的做法，但这种做法主要集中在城乡结合部的近郊农村，不具有全国范围的普遍性，在政策上也是受到否定的，而且得到了较快地纠正。

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使中国劳资关系避免了发展初期易发的尖锐冲突

世界工业化先发国家的劳资关系无不经过了一个发展初期的尖锐对抗，而后逐步走向合作的过程。美国学者Harbison和Coleman于1951年提出了劳资关系发展连续带理论，即劳资关系会经历一个冲突（confrontation）、对峙（armed truce）、协调（working harmony）、合作（Cooperation）连续演进的过程[4]。劳资关系之所以在发展初期易于产生尖锐对抗的局面，从内部原因看是因为企业正处于创业期，资金和技术力量都比较薄弱。资金薄弱导致资本积累欲望特别强烈，企业总是千方百计地降低成本，不惜牺牲工人的利益、健康、生命来获取绝对剩余价值；技术薄弱使得社会财富创造能力较低和缺乏劳动安全的防护手段，这时工人工资和劳动安全保障都很低。从外部原因看，在劳资关系发展初期，社会还有形成一套完备的管理和规范劳资关系的制度体系，这时资本的剥削性表现得最为露骨、也最为残酷，导致劳资尖锐对抗。而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物质财富大量增多，技术水平大幅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大为提升，尽管资本剥削的本性没有改变，但是剥削的方式文明许多，从获得绝对剩余价值转变为获得相对剩余价值，阶级矛盾开始趋向缓和。随着社会民主法制意识提升和制度健全，劳资关系在政府、雇主组织、工会三方协商机制下逐步走向合作。

中国的非公有制企业大多起点低、规模小，技术水平落后；而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里，在非公有制企业的管理和规范上出现了不少的空白区，加上受到自身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的制约，农民工遭受到了很不公平的对待，尤其是基本上被排除在社会保险之外。据北京市1999年的一份调查，私营企业参加养老保险的占31.3%，参加失业保险的仅占13.4%，参加工伤保险的仅占7.5%，大部分企业没有医疗保险[5]。北京尚且如此，其他地方的情况可想而知。劳资冲突也时有发生，如“1989年6月至1990年10月，仅深圳、珠海两市，发生工人罢工、停工、怠工事件达74起，参加职工近万人，这些事件绝大多数都发生在‘三资和私营企业。”[6]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些劳资冲突的程度和范围都比较小，没有发生像19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三大工人运动那样规模浩大、时间持久的劳资冲突。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有学者认为，农民工“之所以能承受这种工资水平，并且不享有任何的社会福利和养老保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并没有和农村的土地割断联系。土地在当前的打工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背后支撑作用，虽然离开了农业，但很多农民工并没有离开土地的保障。”[7]的确，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农民提供了基本生活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一定时期社会保险制度的不足，增强了农民工对劳资关系形成初期相对恶劣状况的耐受程度，从而在劳资关系发展初期避免了易发的尖锐冲突。endprint

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使中国劳资关系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协调发展

一边是现代气派的城市，一边是城市周边大片的贫民窟，这是拉美、中东的许多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普遍现象。这些工业化后发国家与英国等先发国家不同，后者是在技术层次低、人口高死亡和可以大量海外殖民的情况下发展工业化的，而当前者发展工业化时所处的境况是技术层次高、人口低死亡而又无海外殖民空间，因而面临着人口过剩特别是农村人口严重过剩的问题。当农村剩余人口向城市迁移的速度快于工业化城市化的速度，那些不能被工业和城市吸纳的农村人口只有在城市边缘地带生存，于是就形成了大片大片的贫民窟。而造成贫民窟问题的最根本原因是土地私有制。尽管拉美国家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进行了土地改革，让部分农民得到了小块土地，但是没有改变土地集中于大、中地产者的状况，更没有改变土地私有制度，甚至农村土地在私有制和市场化作用下向外国人手中集中，“新的土地外国化的浪潮将造成大量土地集中的进程，使土地的价格失去控制，比如乌拉圭的土地最近十年价格上涨了6倍。”[8]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户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无法与大、中地产者相抗衡，破产后的农民只有拖家带口地流落城市，住进贫民窟里苟且求生，造成城市人口过量，进而造成就业形势严峻、工资低下，使劳资分配长期向资本倾斜，也许一次解雇就可能使一个家庭遭受毁灭性打击，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着劳资关系的紧张度。

改革开放时，中国面临的农村人口过剩问题比拉美等国家严重得多，可谓世所罕见。中国历来就是一个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的国家。英国地广人稀，允许存在大量的自耕农，就是那些受雇于地主的佃农“实际上也是自耕农，因为除了工资，他们还分得四英亩或更多一些的耕地和小屋。”[1]而中国在解放前，人均耕地面积就只有2.8市亩[9]，仅相当于英国在工业化前一个佃农所拥有的私人土地的10%，因而已经积蓄了大量的农村剩余人口。建国后，中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可是重工业有机构成高，吸纳劳动力有限。然而，计划经济体制又不允许私人投资，导致吸纳劳动力较强的轻工业企业严重匮乏。为了制止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中国用城乡二元管理的户籍制度筑起了限制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的闸门，农村人除了考学、参军和少量招工是很难进入城市的，大量农村剩余人口不得不继续滞留在农村。由于没有得到工业文明的洗礼，农村延续着“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的传统生育观，在长期相对和平的环境下农村人口激增，从1949年的4.84亿增加到1978年的7.9亿。而据推测，中国农业生产实际需要的劳动力大约只是1.14亿[10]。此时，中国还有1 700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等待回城，而且公有制企业里也积累了6 000多万冗员。很显然，这时城市容纳能力十分有限。如果中国农村剩余人口也像拉美、中东等国在短时间内举家搬迁到城市，那么贫民窟的规模将是超级巨大的，必然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这种可怕的情景并没有出现，原因就在于中国实行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允许土地所有权市场化买卖，只能转让经营权，农户都能基于村庄成员资格获得土地经营权。在中国人地矛盾十分突出的情况下，土地细碎化使小土地所有者无力抵抗天灾人祸等自然灾害，更无力抵抗市场风险，如果实行土地私有制，那么变卖土地成为佃农或者颠沛流离是绝大多数农民必然的宿命。由于有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中国农民向城市的流动是以土地为保障、以农村为基地的，这不同于拉美国家农民单向不可逆的进城方式，而是一种可进可退、适时而动的候鸟式的农业人口流动。一些能力较强的农民先让自己在城市里安定下来，然后再将家眷带进城里，老人们则大多选择待在农村。而一些能力相对较弱的农民即使不能在城市定居下来，但他们随时可以回到农村的栖身之地，也不用担心家眷是否有容身之地。这种农村剩余人口的转移保持着与城市化同步，解决了城市短时间无法吸纳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难题。在人口最多的中国，迄今为止没有出现拉美式的城市化问题，在国际上被称为“可同美国科技进步并论的21世纪最伟大的两项成就之一”，而这个成就的根基就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也正是有了这个制度，中国劳资关系在形成时不是西方国家在工业化初期的那种一无所有的劳动者与资本的关系，而是拥有一定生产资料的农民工与资本的关系，然后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劳资关系进一步发展为不断增多的有较强的城市生活能力的农村转移人口与资本的关系，这大大降低了劳资关系这个新生的社会关系对社会的冲击，实现了平稳过渡和发展。

四、结论

第一，社会主义改造使土地农民私有制转变为土地集体所有，这是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沧桑巨变，一举消灭了土地食利者阶层，彻底地扭转了农民千百年来的历史宿命。改革开放前，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的原因是计划经济体制，而不是这个制度本身。改革开放以市场化为取向，在市场条件下推进工业化，必然产生劳资关系。马克思曾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他们的特点。”[11]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作为这种“普照的光”，对中国改革开放后迅速形成并发展壮大的劳资关系发挥了积极的影响作用。市场化改革使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作用充分显现出来，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又在较大程度上消解了市场化改革易于引发的利益冲突和社会动荡。尽管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作用的完全发挥还需要其他体制机制的完善，但是这项基本制度不能改变。

第二，社会主义公有制不仅需要而且可以同市场经济相结合，而克服市场经济的弊端需要积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劳资对抗、社会动荡、经济危机等“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12]比作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对劳资关系形成的积极影响使马克思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猜想得到了证实。这说明，工业化后发国家，尤其是中国，必须走出一条不同于先发国家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就是社会主义道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endprint

第三，任何事物的作用及其作用的大小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本文探讨的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对中国当代劳资关系形成过程的积极影响，而当前新一代农民工已经不满足于候鸟式的流动，他们要求在城市居住下来，进入城市主流生活。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作为一种基本生活保障，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新一代农民工的要求，因对劳资关系的积极影响也逐渐变弱。因此，要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实行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险制度和公租房制度，通过积极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提高农民工工资待遇，加快城市化步伐，更好地保障农村转移人口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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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赵凌云.以深刻变革赢得未来——学习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EB/OL].http：//www.hbllxx.com/typenews.asp？id=4503，2010-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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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431.

Abstract：Collective ownership of rural land as a“shining light”，makes the labor relations in our country is formed across the stage of the cruel primitive accumulation，avoids the sharp confrontation that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labor relations prone to greatly，makes the labor relations in our country coordinated develop along with the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process.Socialist public ownership need to but also can be combined with market economy，and makes the role of the market economy beneficial to play.We must not to move or retreat to take the socialist road，and actively exerting superiority of socialist basic system，better and faster to promote Chinese modernization，realizing the great revit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rural；land collective ownership；labor relations；reform and open；marketization；industrialization

[责任编辑 刘娇娇]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