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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谈论生死,我们在谈些什么
——论《生死十日谈》

2014-07-05申霞艳

当代作家评论 2014年3期

申霞艳

当我们谈论生死,我们在谈些什么

——论《生死十日谈》

申霞艳

在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和我相关。

——鲁迅

无论是生活还是写作,孙惠芬都是善解人意的。慈母情怀使她的作品亲切、温暖、踏实,有特别的亲和力。她的创作倾注着地母精神,超越了狭义的女性主义。

她的《生死十日谈》不仅是对逝者的纪念,也是对转型时代的纪念,是对延续千年的乡村历史的纪念。这“十日”让我们重新面对新时代的“乡土中国”,面对民族国家的真实处境。逝者的眼睛和一种农药名“百草枯”在我脑海中交替闪烁,有十五岁的花季少女、有正当年的少妇、被力比多折磨的男子汉,还有可以当父亲、母亲的老人和身体衰弱的病人……他们的生命迅速融进大地,但是他们还将继续活在爱他们的亲人和认识他们的朋友心里,也会在这些本来无关的访问者记忆里活上一些时间;现在,他们将随着孙惠芬的文字散布到广大读者的集体记忆里。那些劫难依然留在人间,将人类导向自杀之路的合力越发引人深思。

这是一个极具普遍性的话题——自杀。心理学、哲学、社会学均已有很深的研究,文学对自杀的描述也可谓汗牛充栋。“少年维特之烦恼”人皆有之,那么,这个古老得泛黄的话题在全球化、城市化进程中到底还能产生什么新意?除了兔死狐悲的痛苦、“人非草木”的唏嘘之外,还可引出何种思考?

在《生死十日谈》里,孙惠芬首先表明了自己的“被”卷入状态。这也袒露了当代作家的某种普遍现状:作为既得利益者躲在象牙塔中“生活”,多数作家背对现实的苦难与沉疴,民间疾苦已是老掉牙的词语。要在深入到具体的情境和个体的苦难时,叙事人才会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文本中“他人”范畴较大:既有亡者这些“缺席的在场”,也有在场者——健在的亲人、朋友们。马克思曾预见“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透过这些“关系”和声音,作者探触到人生的秘密和人类灵魂的深广、忧伤和绝望。天地如此辽阔,希望如此渺茫。

开篇的引子呈现了三种视角:社会学的科学调查视角、作家的情感视角和她先生张申的纪录片的画面视角,这三种视角构成内部的冲突与对话;每位自杀者后面都藏着一串悲摧的故事,每个故事又有谜面和谜底的不同面相,与此相间并叙的是“我”、丈夫、社会调查组的研究生们、介绍我们的村里的组织者与这个世界的对话。叙述人尽量忠实地记录各种不和谐的声音,呈现不同角色的立场和叙事者之间的张力。

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作为终点,死乃生之完成,事实上并不存在没有死的生,生一直面朝死而去。死也不是一瞬间来的,而是一个漫长累积起来的结果,每一个此刻都在死亡,死去的今天成为昨天,死去的明天成为今天,此乃中国式循环时间观的经验基础。我们会从自身衰老的过程中,从每个器官依次告老还乡的环节中慢慢体验死亡的怀抱。死神在生命的边缘安详地呼吸,慢慢地等待。自杀却以主体的意志让死亡提前降临,让慢节奏的生之表演骤然中断,不过主体意志的力量也是一天一天蓄积起来的,决绝的勇气由一连串隐蔽的失望、挫败、痛苦等负面因素积淀而生。探寻“人的内心深处”成为孙惠芬切入自杀的通道,这也是文艺唯一的正途。只有踏上通往内心深处的幽径,逝者的选择才变得符合情理。每个具体的死亡再次与温热的生命、湿润的土地相连接。荒冢之前的存在重新真实可触。

一、城乡差距与伦理危机

作者以采访时间作为叙事结构,并以新鲜、扎实的细节尽可能地重现访问现场。随着对逝者生活的回放,一幅曾被打包卷进现代性行囊的中国乡村生活图景慢慢展开,那些吞噬生命的黑洞露出狡黠的面貌。

当今的中国已经出现了北上广这样的大都市,但是,依然必须直面乡村问题,因为那里至今生长着沉默的大多数,那片土地里有我们祖先的血肉,那是我们的来处。“那天高地远的寂静里,蕴含着春种秋收的希望和生机,但更多的,是日月漫长的无奈与无助……”现在面临的问题要比开放初期更复杂、更纠结,手机、电视和网络等现代通信和高科技已经将消费社会最新的生活方式逼真而即时地传播。封闭的前现代社会,人们往往只能关心身体的需求;如今开放让压抑已久的欲望得到张扬,甚至被刺激成滚动式的几何倍增。城镇、楼房等词语多次活跃在受访者口中,听起来稀松平常,细想却发现这甚至也是自杀潜在的诱因。新世纪以来,房地产的飞速发展迅速地提高了杨柱这类成功人士的生活质量,同时却使更多的底层人民陷入窘境和绝望,绝对贫困减少并不能弥补相对贫困加剧带来的心理“失衡”,群体生活质量的提高也不能掩盖像万家这样极度贫穷的个体的存在。社会学家孙立平将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诊断为“断裂”,今天这种状况越发严重。

贫困与疾病弥漫在底层社会,疾病往往与贫困互相缠绕,每一例自杀者背后似乎都能追踪到贫困这个元凶的印迹。乡村普遍的绝对贫困要比改革开放前好得多了。比如“第一日”自杀的那对婆媳,她们有新建的大房子,媳妇还有属于自己的电脑(在乡村,电脑是生活的奢侈品而不是必需品)。可是她们还是因为孩子的一泡屎发生争吵而双双服毒。这对婆媳的选择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婆媳关系乃中国千古难题。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在《自杀论》中对“自杀率”进行了非常具体的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社会条件而不是物理环境影响自杀率。关于一—七月自杀比例大于八—十二月,涂尔干的解释是白昼的延长使集体劳动变得频繁,由此带来的矛盾成为自杀的诱因。他的研究同样适用于此,事件发生在五月,正值北方乡村耕耘季节,媳妇去河边洗衣裳,将孩子托给婆婆,勤劳的婆婆要在五月抢时间打芸豆架,没能照看好孩子。这就是死神光临的前奏。后文也提到婆婆对媳妇很好,愿意将她当女儿娇养。但婆婆悉心维护的婆媳关系轻易地破裂了,她性格刚烈,受不了曲解;但临死她仍保持理性,怕媳妇跟着服毒而将百草枯倒掉了。可见,婆婆的举动并非一时冲动,而是长期的乡村生活的郁积所致。婆婆的妹妹的解释提供了侧面佐证:在和于吉良一起生活的几十年时光中,姐姐没有得到爱、理解和尊重。是在城镇买房子给儿子当新房,还是在乡村砌大房子两代同住问题上,老两口发生了很大的分歧,这直接决定了两代人的生活方式。所以当婆媳发生冲突时,婆婆不能不联想到这一决策,进而想到这么多年夫妻生活累积起来的矛盾。事后于吉良乘车去城市看“远离毒品,珍爱生命”的荒唐举动,也显示了这对夫妻精神上可能存在的距离

自古文学作品反映的是媳妇受婆婆的虐待,媳妇熬成婆后即成为男权文化的帮凶。今天儿媳妇打婆婆严重地冒犯了婆媳伦理,媳妇也担负不起自己是凶手的罪名,“熟人社会”的舆论力量本身具有“吃人”的力量;乡村寂寂长日无法给金色年华的她演示人生希望。电脑可以看出新媳妇对生活仍抱着少女般的梦幻态度,梦幻是黑夜的现实一种,是对白天经历的外部生活的否定。网络这个全球化的虚拟空间与乡村生活的巨大对比加深了她的痛苦和不满。网络中充斥的是脱离人间烟火的消费社会,是刺激、诱惑,而围绕她的现实只有寒暑易节的枯燥循环。鼠标就像仙人点石成金的手指,而她却要用点击鼠标的手指去搅和油盐柴米。儿子的屎、婆婆的死触目惊心地提醒儿媳乡村人生的逼仄不堪。她从婆婆毫不犹豫的自杀中看透了乡村女性的人生:生养孩子、婆婆妈妈,她们的劳动得不到相应的认可,她们在家庭的重大事情上缺乏决策权,尊严、自由、价值无处可谈。当今的乡村,婆媳关系已经掉了个儿,走向年迈的母亲如果不能“母凭子贵”,大抵要接受语言暴力的伤害。周长波的母亲就因为受不了儿子常被媳妇辱骂和他自身的麻木而自杀。中国女性的意义来源不是丈夫就是儿子,日复一日的劳作不能提供根本的慰藉,这一点至今仍在闭塞的乡村延绵。

人生的意义危机还表现在身体的困扰得不到解决。比如疾病,文中有诸多病人因疾病自杀。关于疾病的隐喻,桑塔格有很深入的研究,她对于艾滋病、梅毒和肺结核的研究理论流传广泛。糖尿病,是近年来比较流行的一种遗传性病症。它“三多一少”(多尿、多饮、多食、消瘦)的症状属于消耗型,与消费社会对环境的无节制的索取、耗尽、摧毁同质,与我们对环境持续加速的采伐多么相似。如果说癌症是工业社会的疾病,那么,糖尿病是典型的消费社会的疾病,是我们对外部世界的无度要求在身体上的投射和反作用。生活表面的“糖衣”日积月累地沉淀入血液中,并通过体内循环从内部摧毁我们的身体和意志。面对自己从母亲身上传下来的糖尿病,开着药店的大夫刘开顺提出的不过是葬到一个“视线开阔、远离村庄”的风水宝地。甚至连他愧疚的太太李燕也从风水中得到巨大的安慰,认为“阴宅主大事,有好风水主着,后人肯定会有好前景”。同刘开顺一样因糖尿病自杀的案例还有李琴的母亲,她为了自杀颇费心机,既不能连累家人,也不能连累他人,属于典型的“利他型的自杀”。城市里普遍用于对付糖尿病的胰岛素在乡村依然可望不可及,类似的因各种顽症自杀的病人数不胜数。乡村医疗、养老的步履之艰由此可窥一斑。

弗洛伊德认为,人有爱与死两种本能,并且伴随生命的始终。“爱本能”让我们与世界建立积极“关系”、一种建设性的意义关系;而“死本能”取消了这种关系,并消解人生意义。爱本能让我们从母亲黑暗的子宫中孕育,死本能让我们回到黑暗的墓穴中去。但二者也可能相互转换,情欲的煎熬可能成为致命的导火索,即“死本能”战胜了“爱本能”。在“第四日”采访的万家,三个儿子依次自杀了,父亲随后自尽。这一家的悲剧很大程度是由于愚昧和贫穷,穷使四个儿子未能成家,好不容易有人为小儿子介绍了傻媳妇,母亲与邻家老人商量的结果是让四十岁的大儿子入了小儿子的洞房,这导致兄弟和父亲接二连三地走向自杀,傻媳妇也因为多个兄弟共用而精神分裂。情欲、道德、贫苦、愚昧、绝望多重因素交织,催逼他们接连走上绝路。在这次采访中,万家的贫困可能是触目惊心的,要比患糖尿病用不起胰岛素更让人悲伤,此后的悲剧则让人无语。这使我联想到前几年曹乃谦的小说集《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只有从生命本身的复杂性出发,而不是服从简单的道德判断,我们才能理解黑夜的现实和乡村的政治,理解困苦与欢乐并存、单调与诗意同在的“乡土中国”,才能理解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和绵绵不绝的生命力从何而来。

二、男权文化的宰制与女性主体性的建构

回顾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社会转型期的作品往往与女性的境遇忧戚相关。《伤逝》、《莎菲女士的日记》、《青春之歌》、《致橡树》等作品都与女性的启蒙、解放相关。马克思认为女性的解放可以看作社会解放程度的标志。男女不同的境遇也表现在城乡差别上,城市化让农民获得了新的人生契机,女性担负着养育儿女的重任,男性更容易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去拥抱城市。

“第二天”,徐大仙的女儿孔淑梅的自杀证实了乡村城市化给妇女带来的伤害,这是“陈世美”故事的当代版,城市、事业成功替代了传统的朝廷和科举。当男性闯入城市,新的发展与爱情机遇结伴而至,男权文化使抛妻别子变得理直气壮,而妻子感染性病间接赦免了丈夫的罪行,妻子自杀也不能让流言沉默,死去的她仍被置于道德的旋涡中煎熬。孔淑梅是随母下堂的养女,母亲再婚时她十岁了,童年的艰辛使她很早就学会了察言观色,亲热地叫后父为爸爸。她没念过书,母亲成大仙,从未给她足够的爱和关怀。从心理学来看,这种童年时爱的匮乏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心理阴影,她在寻找伴侣的时候难免带有补偿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丈夫带来了压力。丈夫的离去抽走了她的人生意义,染上性病和儿子的不争气对她更是釜底抽薪,这一切共同将她推向绝路。在访问孔淑梅的家属时,叙事分别呈现了“大仙”、继父的爱与自责、丈夫的“无毒不丈夫”立场,同时作家也表达了自己的女性立场。关于孔淑梅的性病来源让访问者十分纠结,当成功者杨柱以此推卸自己的责任时,作家知道这必然让亡人陷入不道德之境,发出自己的追问:“一个女人十几年二十几年看不见自己的男人,难道就不可以有一次越轨、一次背叛?”但我私下里却有一个猜测:在封闭的乡村,以孔淑梅有限的视野,染上性病的几率并不太大。是不是有一种可能,绝望的孔淑梅有意染上性病,想传染给丈夫以此报复抛弃自己的丈夫,这是否也是一个不识字、认死理的弱女子以伤残自己的方式对世界提出报复的一种方式?纯属姑妄言之。

不管真相如何,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孔淑梅一生凄寒,从童年开始就处于匮乏和饥渴中。她头脑中存留的是乡土社会的价值观,她没有掌握任何武器来应对这个快速变化的现代社会。她既没有力量留住变心的丈夫,也没有任何力量寻觅自身的价值依托,她的“只要人、不要钱”显得多么不合时宜,与女大学生的父亲不追究真相、不要求责任人赔钱有某种内在的同质性。回看孔淑梅的人生路,简直是条死胡同,从她童年品尝的冷眼和辛酸开始。她的人生在大家都“到城里去”的今天是非常有代表性的,留守妇女无法控制渐行渐远的丈夫,沉湎于祥林嫂式的哀怨又成为她教育子女的阻碍,就像螳臂无法阻挡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旧女性固守的乡土伦理无法与日益变幻的都市价值交锋。

与孔淑梅形成鲜明对比却殊途同归的是女大学生耿小云的自杀,她毕业于云南大学数学系,是全家乃至村庄的骄傲。她有明确的人生目标,制定了具体可行的《回乡A计划》;同时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坚强的意志,她能在院子里种下海棠,剪下自己的头发来慰藉父母的相思。这样一个体贴、孝顺的耿小云却因为爱情抛却父母而去,命运跟她开了个玩笑,让一个素朴美丽的乡土灵魂生活在变化无穷的城市。她爱上了公司的办公室主任,他是个有婚约的男人,他的女友在知情之后闹到了公司。耿小云敏感、多情、自尊,现代大学教育并没有改变她血液中继承来的陈旧的道德观,没有用“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这样伟大的理论来武装她温柔的心,相反,只是使她更加向内克制自我,更讲廉耻和名声。尽管她的爱人并没有正式结婚只具婚约,她还是觉得自己不对,她受着传统乡土伦理和现代教育的双重制约。她既无法克制住自己的爱情,又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与另一个女子争风吃醋。当然最关键的是她本性善良,回顾她短暂的一生,她从来都是克己的、利他的,她希望以自己的奋斗来改变父母甚至乡村的前景,她从来没有想到将来有一天自己的肉身会从内部提出爱的要求,一个真实的渴望爱与被爱的自我赫然出现在她面前,让她羞愧难当以至崩溃的程度。耿小云既不想让自己所爱的人为难,也不想伤害另一个无辜的女子,所以她只能消灭自己的肉体。

老实巴交的父母甚至不知道自己女儿自杀的真正原因,他们默默地承担着巨大的悲痛和内心的煎熬:“人死了,问有什么用?要弄大了,不是弄坏了孩儿名声?”名声让家属哑巴吃黄连,不敢追究原因。文化和情感又让他们不愿追究责任:“好,你找到人家,人家赔你钱,把你贷款的钱都给了你,可你握一把钱,那不等于你没供孩儿念大学,你没生这个孩儿,有意思吗?”这就是耿小云父亲的心声,这中间蕴藏着古老的价值观,爱的付出永远不能简单地被金钱替代。后文中耿春江同样不能接受大哥来付儿子留学法国的费用。耿家案例最为复杂,邻居妇女早年追求耿春江未成因爱生恨;耿家内部价值观交战,在城里当领导的大哥始终以家族的远景来安排侄子的出国,这和在乡村当过放映员的弟弟的人生决策有内在的分歧,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兄弟对人生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世俗的外部风光与内心的诗意宁静产生巨大落差,耿春江不堪重负结束人生,表面看他是死于口角和债务,往深处看他死于自身对尊严和诗意生活的执著,耿春江想要的不过是一个人的、闲适宁静的生活。

综观“十日谈”,男性自杀多因外部的具体的苦难;而女性,有多少是死在无望的爱情上?!女性在爱情婚姻方面总是如此无助,无论是一字不识的孔淑梅,还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耿小云,都会无路可走?说到底,仍是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在作祟。杨柱之类的不义者可以用“无毒不丈夫”为自己开脱,事实上,他也在新的城市社会阶层中找到了新身份认同和意义源泉。而耿小云这样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却仍被自身的女性身份所宰制。女性很难从爱情之外找到生命的根基,主体性建构的道路上依然障壁重重、任重道远。

在这种语境下,“百草枯”这位女性形象就格外突出,这种女子在乡村相当罕见,值得大书。她经历过诸多不堪言说的苦难,她带着儿子跟姜立修来到乡村,准备过安分守己的生活,可是她与丈夫的堂兄姜立生一见钟情。姜立修得知真相当即喝药自杀,可是在自杀之后抢救又经历了诸多波折,死不瞑目。姜立修死后七天,姜立生就和“百草枯”结婚了,然而他们再也没有发生肉体关系,临死前压在姜立修身上的铧犁永远地压在姜立生胸口。“百草枯”也不愿意再接触任何人,她凭意志坚韧地活着,独自活着!爱情使内心强大。尽管这份爱铸就了终生难以释怀的错误,但爱本身应该被承认和理解,这是生命最真实最本能的要求,爱本能是人类得以繁衍存在的基础和意义源泉。中国乡村是宗族制的“熟人社会”,对乡土秩序的维护以禁锢爱为代价,正如作者所言:“乡村生长爱情,可是不在道德范畴内的爱情甭想得到正当的理解。当然乡村从未给不正当的爱情以正当的理解,却也从未妨碍不正当的爱情发生。”

不正当的爱情得不到理解常常导致悲剧,文中“女强人”杨萍的母亲就因为老头子外遇被女儿逮住而羞愧得自杀。杨萍执意捉奸是由于自己的婚姻陷入危机,她无法理解爱和生命的复杂性。这位父亲的倔强和“百草枯”一样让我们感动,这是对自我、内心和感性经验的忠诚。改革开放和乡村城镇化使爱情与婚姻的冲突更加频繁、剧烈,古代“一夫多妻”制在今天变相存在,金钱在中间扮演了暧昧而重要的角色。

三、大仙、风水、教堂与乡村的精神出路

死往往是一瞬间,但留给亲人们的不只是长长的痛苦,还有愧疚和无穷的折磨。加缪曾说:“报纸上常常谈到‘内心的忧伤’或‘无法医治的病痛’,这些解释是对的。但似乎还应知道,如果在同一天里,有个朋友对那丧失希望的人以一种漠然冷淡的语调说话,那这个朋友就负有罪责。因为他的话足以加剧失望者的痛苦,加剧他悲观厌世的情绪。”“罪责”就是刺激自杀的社会条件,是化学反应中的催化剂。考察文中涉及的“罪责”,不过是日常生活中的一场口角、一次冲突,甚至一句平常莫过的责备。但来自内心法庭的谴责却从此不绝于耳:那位没给孙女二十元钱直接诱发了孙女的自杀行为后的奶奶、没将两千元的存折交给孔淑梅的继父、因为错乱的情欲而致使堂弟喝农药的堂哥、让长子首先进弟媳洞房的母亲、为了让丈夫顾惜身体说错一句话的妻子……亲人的离去让他们受尽“罪责”的惩罚,良心的困扰和煎熬将伴随他们此后的生活并抽空他们的人生。终生不能摆脱的懊悔和自责最终迫使死者家属认命。认命的背后既是无奈,也有东方文化的制约,不能以消极为由简单对待。

《生死十日谈》让我们发现乡村的精神困境比物质的贫乏严峻得多。用现代文明的启蒙视野来打量,田园牧歌般的乡村诗意是不存在的,相反,意义来源的贫乏乃乡村生活、农民命运的一部分,认命成为老实巴交的农民普遍的精神状况,鲁迅的小说对此有非常深刻的描绘,艾青在长诗《我的父亲》中对一眼望到尽头的乡村人生有所揭示,“家”成为罪恶的渊薮。反抗无法提供深层意义的人生成为那一代知识分子离乡背井、叛亲离众走上革命道路的潜在原因,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今天,农民“到城里去”既有金钱的诱惑,同样也有反抗枯燥贫乏生活的成分。

在相对闭抑的环境中,日复一日的劳作、周围人相似的命运可以产生暂时的麻痹作用,让人搁置意义追问。一旦温饱问题得以解决,意义就会自动浮出,追逐意义的诱惑乃人和动物的区别之一。在社会日趋多元、变化急剧的当下,城市生活在前方充当向导,成为机会、自由、梦想乃至新生活的代名词。金钱游戏、数字、效率等让维护几千年乡土不变的乡村伦理不堪重负。乡村城市化的转型为乡土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几千年来“超稳定结构”受到了重大挑战,乡村生活的意义危机空前严重。家庭、宗族对于个体都失去了往昔的约束力,我们已经很难仅仅因为责任去忍耐生活,既定的乡土社会秩序失效。当农民进城变成农民工乃至市民的时候,他们在身份认同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惑。祖祖辈辈生活过的乡土大地黯然失色,无法让进过城的内心骚动的农民获得意义。

大仙与西方的基督教在乡村并存,给人们提供了中西合璧的精神抚慰。基督教牵涉更复杂的信仰问题,作为西方最重要的文化、精神资源,具有普适性,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有强势文化和经济实力的支持。就像当年佛教传入中国一样,基督教在新世纪的中国乡村盛行必定与具体的时代环境相关。宗教的确能给人提供人生庇护。采访中那位讲着“怎么办,没办法”的口头禅的老母亲就很典型,如果不是宗教的力量,她很难给自己孤苦无依的生活九十分的评价;但是基督教毕竟是外来事物,很难迅速地与乡土的心灵契合,所以她的口头禅仍然是“怎么办、没办法”,而且政府、国家这类宏大的词语也飘荡在她的言辞中。后文专门花了不少篇幅描绘大家唱赞美诗的庄严盛况,也大段引用了赞美诗的歌词,其中“主把大爱藏在患难里”确实包含着超越性的智慧,比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更具形而上的思考。基督教虽然不能解决乡亲的疾病和身体的痛苦,但的确能够从心灵层面提供援助。人活着不仅要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难题,还要面对精神虚空建构意义、价值和尊严。这也给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提供某些借鉴,一所“春暖花开”的房子是身体与灵魂共同的居所。“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同样二者皆重,安身与立命并立显示古老的智慧。

通过十天的采访,这些逝者亲属的声音展示了沉默的死亡背后乡村的灵魂。孙惠芬用自己的观察呈现了今日乡村的迷惘、混沌、痛苦,生死之间的落差。她不是为了在这些个案调查中得到某种结论,而是为了引人深思。当她与我们谈论生死的时候,她同时也在谈论今天的社会转型和自古至今的人生难题:一方面是城市化进程给乡村带来的机会和变化,另一方面是古老的伦理与现代价值之间的撞击,自杀本质上就是常与变较量的结果。

孙惠芬没有从玄虚处探讨“临终的眼”,她脚踏实地地取证、设身处地地解读,她从生命的困境出发去思考今日的乡村。高楼、疾病与医疗、愚昧与教育、环境、资源、代际关系,人与人之间沟通和理解之困难,信仰的建设以及生命本身携带的诸多命题都被整合到这“十天”中。她时时温情地穿插自己的乡村生活和童年经历,将自己无保留地置入此情此境之中。每位读者都可以调动自身的经验和想象参与、延续这场开放的谈论,思考民族国家的前景和乡村的命运,探询生命永恒的奥秘。

〔本文系教育部青年课题“文化消费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研究”(项目编号:12YJC751065)成果〕

(责任编辑 李桂玲)

申霞艳,文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