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的历史上举足轻重，但不能否认，他也是一个热衷政治的人。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近代最有影响力的文化出版机构，为王云五带来了崇高的声望，也积累了可观的政治资本。

1937年8月，蒋介石发表著名的“庐山谈话”，宣布要抗战到底。王云五以无党派社会贤达的身份第一次和国民政府首脑见面，这成为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他渐渐淡出出版界。

王云五真正从商务印书馆全身而退是1946年。从1921年他进入商务印馆算起，足足25年，这其中有7年时间做编译所所长，18年时间当总经理。在这漫长的四分之一世纪里，王云五多次挽狂澜于既倒，于商务印书馆功不可没。如果没有他，商务印书馆或许早已经面目全非。尽管在政治观点上，王云五是蒋介石坚定的支持者，但是他在中国文化传承方面的功绩，是无法磨灭的。

从1938年7月到1946年6月，王云五连任国民参政会四届参政员。虽然他是无党派，但实际比国民党还国民党，是蒋介石的拥趸，所以很受蒋介石器重。抗战中，商务印书馆遭遇困顿的时候，蒋介石特意派王世杰、陈布雷到商务印书馆慰问，准备为商务印书馆提供300万元额度的贷款，王云五因为文化机构不方便接受政治势力的帮助，婉言谢绝。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二届二次会议，王云五坚决站在国民党一方，说“参政员出席与否，除病假事假外，不应有其他理由，更不应提出条件”，并在会议期间联合56名代表，提出临时动议建议案，提请大会对中共参政员未能出席本届大会进行调查。

王云五的一系列积极态度，蒋介石看在眼里，当然很高兴。随后，王担任了国民参政会休会期间的驻会委员，相当于现在的常务委员，他的政治地位显然提高了。1943年11月，既非国民党员，也没担任国民政府职务的王云五，却以国民政府官员身份出访了英国。所以，他虽还没有入阁，却以实际行动入阁了，正式加入政府只是时间问题。

而王的这些做法在共产党方面看来，完全是另一种感觉，王被称为“国民党之前哨”。

1944年，在舆论压力下，国民参政会决定组织一个五人的延安视察团，王云五名列其中。此时抗战胜利的曙光已经显现，共产党的势力明显增强。心机颇深的王云五决定以身体不适的理由推掉这次视察。他认为共产党善于造势，万一自己被当成统战对象会极不合适，同时因为商务印书馆的老员工里，有很多人都是延安的重要官员，见面交谈也多有尴尬，于是，他决定不去。

王云五这个决定，表明他将全部的希望放在了国民党身上，也为他的政治生涯加分了。

抗战胜利后，是回到上海继续主持商务印书馆，还是留在南京国民政府任职，王云五心中已经想清楚了。

当张元济催促他回沪工作的时候，一向尊重张元济的王云五此次并没有听从，在他看来，“上海的商务印书馆馆厂，经过长期的沦陷，其人事与工作均与战前迥不相同，如从事整顿则断非短时期所能收效，且非以全副精神亲自留沪监督进行不为功”，相比政治上的得势，王云五如何选择已不言而喻。

1946年5月，抗战胜利八个月后，王云五终于回到上海，不过他不是回商务印书馆工作，而是来递交辞呈的。长时间不回，商务印书馆早已料到他要辞职，所以很快就批准了。王云五转身便赴南京，就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同时兼任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

這时王云五已经58岁。他以经济管理专家自任，标榜自己“不是去做官，而是去做事”。但因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经济萧条，物价飞涨，经济部无力管制，王亦束手无策。第二年，他又升任为行政院副院长。

1948年5月，“行宪内阁”成立，王云五参加“ 行宪国大”，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财政部长。当时，国民党军事、政治和财政经济面临全面崩溃之势。为挽救濒于崩溃的经济，他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提出币制改制方案，以金圆券代替法币，限制物价，并获通过执行，但不久即遭到失败。金圆券大幅贬值，成为历史上最不值钱的纸币之一。

王云五本非最高决策人，但却是这一改革的始作俑者，故一时成为众矢之的，遭到各方面的弹劾，被迫引咎辞职，悄然离开南京去了广州。

从做财政部长到辞职，不过半年时间，可谓春风得意地来，狼狈不堪地走。

由于王云五从政时位居国民政府高官要职，且一贯支持国民党和蒋介石、积极反共，加之他设计的金融改革方案又闹得天怒人怨，因此在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发布的43名战犯名单中，他被列为第15号战犯。

无奈之下，王云五继续南迁，到了香港。这时，蒋介石不断带信让他去台湾，1949年4月，王云五飞赴台湾，面见蒋介石，他表达了继续做出版社的意愿，蒋同意，并且拨款15万元新台币，作为新出版社华国出版社的开办费。

年底，华国出版社在港、台两地同时开业，王云五任社长，另聘了几个人做助理。这个出版社尽管是民营的，但因为有蒋介石的拨款，因此必然在出书方针上坚持反共立场，这一点王云五本人也不讳言。王云五的多种译著由该社出版，大多是一些适应冷战需要的宣传性读物，没有多少学术价值。

王云五在香港期间，除了做出版社，还领头成立了“自由人”组织和《自由人》杂志，这些“自由人”均为反共人士，本想在王云五领导下大干一场，不成想他却走了。王云五于1951年1月离开香港，去往台湾定居。

虽然到了台湾，香港的事王云五也管着。1952年3月15日，在台“自由人”举行全体会议，由王云五主持，将《自由人》刊物的立论态度定为：“除积极地主张民主自由，消极地反共抗俄外，并须维护现行宪法倡导议会政治”，“凡外界对台湾有恶意攻击影响国本时，应予驳斥”，并增加刊物的新闻性和趣味性，以增加销路。

1955年3月，《自由人》又捅了娄子，其所刊载的文章论及扬子公司在上海时期的贪污案，批评了孔祥熙。国民党当局大为光火，决定直接干涉。在当局的威逼下，王云五写信给《自由人》刊物在港负责人左舜生，通知停刊决定。不料左舜生等人对国民党的专制行为颇为反感，明确表示反对停刊。从此，香港“自由人”自行其是，不再受王云五、阮毅成等约束。

《自由人》刊物坚持到1959年9月13日才宣布停刊。在台“自由人”内部也发生分化，雷震等人抨击专制统治，与台湾当局关系紧张；亲台湾当局者仍保持相互间的联系。

20世纪50年代，王云五先后出任“考试院副院长”和“行政院副院长”，达到人生的权力顶峰。

在此期间，王云五先后参加了第一届“国大”的六次大会，而且都是主席团成员。其中他在一届三次“国大”上表现最为抢眼。这次“国大”于1960年2月19日在台北开幕，原定的主要任务是选举“总统”、“副总统”。因为蒋介石和陈诚的任期已满，根据“国大”通过的“宪法”规定，“总统”只能连任一次，而蒋介石已连续担任两届，按“法理”没有再度竞选的资格。另一个问题是，民社党、青年党、部分无党派代表和部分国民党代表，在会前提出要实施创制、复决两权，其实质是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而要获取创制、复决两权，前提是要否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因此，一届三次“国大”主要讨论三个问题：所谓的“动员戡乱”的名称是否还有必要维持？创制、复决两权应否由“国大”行使？总统能否连任一次以上？这些问题首先在“国大”第一审查委员会修改临时条款整理小组讨论，然后提交大会讨论、表决。3月7日，在国民党操纵下，推定47人的整理小组，王云五为召集人。王云五以主持人的身份，提出“动员戡乱”名称不变，“总统”可以连选连任，创制、复决两权留待以后解决。整理小组的这次会议，意见颇多分歧，勉强达成一致意见，通过王云五所提建议。3月11日大会开始后，反对意见仍然激烈。这时，王云五突然起立，朗声发言，重点在于说明创制、复决两权必须拖延行使，但到时候必定能够行使，并以自身来自工商界，说话向来算数为保证。

王云五的发言让与会代表大吃一惊，众人面面相觑，知道再争吵也不会有结果，他们明白这位“矮个子白发老人”代表的是国民党当局的观点。既然创制、复决两权还有“研究行使”的一丝希望，于是持不同意见者也就缄口不言了。3月11日的会议修改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对“总统”连任问题作出新的规定：“行宪首任总统，不受宪法第四十七条连任一次之限制，连选得连任。”这一条显然是特地为蒋介石而修改的。3月12日，国民党临全会推定蒋介石和陈诚为“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3月21日蒋介石再度当选“总统”，3月22日陈诚蝉联“副总统”。由于“行宪首任总统”可以不受限制地连选连任，蒋介石先后共连任五届“总统”。而第一届“国大”1948年在南京举行过一次，此后在台北举行了多次，一直没有改选代表，被台湾人民讥称为“万年国代”。

由此可见，王云五虽然不是国民党员，他的表现却比很多国民党员还积极，堪称蒋介石的挚友。

尽管反共立场坚定，但王云五有一个观点是不动摇的，那就是“两岸统一，一个中国”。对于“两个国家”，“一中一台”，他一直表示反对。尽管出于政治立场的考虑，他经常谈到“反攻大陆”，但身为高官，他明白台湾的军事力量和防御体系都很薄弱，根本没有“反攻”的能力。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台湾“立法院”一些人喋喋不休地要求台湾当局马上“反攻大陆”，让“行政院”院长陈诚不胜其烦，常托故不去“立法院”面受质询。不得已，王云五以“行政院”副院长的身份去代行这份苦差事。久而久之，王云五觉得很无趣，也就滋生了离开政坛的想法。

王云五在仍然身居高位的时候，开始进军学界。他对台湾的博士教育起到关键作用。自1954年起，他受聘为“国立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兼任教授，1963年3月底起改聘为专任教授。任教期间，他在硕士班开两门课：现代公务管理和现代行政问题研究；在博士班开一门课：中国历代政治典籍研究。由于他对政治学和行政学有独到的研究，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所以上起硕士班的两门课来，内容十分充实而且生动。在政治大学，王云五是主要的论文指导教授。从1955年到1964年，政大研究所毕业的博士共13位，他一人就担任了9位博士生的论文指导。据说，他在政大一共培养了30名硕士、15名博士，由此赢得了“博士之父”的雅号。

1963年，已过古稀之年的王云五向蒋介石和“行政院”请辞，终于获准。他辞去所有公职，只保留“总统府资政”这样一个虚职。蒋介石对这位忠于“党国”的党外人士关怀有加，在王云五八十寿辰的时候，还亲至府上，赠送“弘文益寿”的寿屏。

此时的王云五被社会尊称为“云老”，退了休的“云老”把大量精力投入著书、译书方面，这些作品包括回忆录、演讲集、学术专著等，累积数百万字，可见他虽至晚年，却精力充沛，笔耕不辍。凭借《中国政治思想史》和《中国教学思想史》两部著作，他的学术水平得到业界的认可。

不过“云老”晚年还有一件值得称道的事就是出任台湾商务印书馆的董事长。1964年，辞别政坛的王云五回到商务，成为业界美谈。对于商务印书馆，毫无疑问王云五有极深的感情，毕竟是自己工作时间最长的地方，那种情怀难以割舍。从台湾商务印书馆方面说，经营正遇到困难，这时“云老”愿意出山，真是再好不过，因为无论是他的声望还是经验都是宝贵财富。

当然，台湾商务印书馆已经是独立的出版机构，和原先的商务印书馆的概念大不相同。王云五做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后先复刊了商务的王牌杂志《东方杂志》，又再版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些丛书，怀旧之情表露无遗。他在任上也出版了一些新书，其中不乏《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王云五新词典》之类把名字嵌在书名里的工具书，1967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建了一座大楼，命名为“云五大楼”。王云五重视名声由来已久，到了晚年更为严重。

说起王云五的家庭生活，也很有意思。他有两位夫人，九个子女，除長女学文去世较早，其余八个孩子都很有出息，王云五定居台湾后，其子女大多在美国安居乐业。

王云五的两位夫人是亲姐妹。1910年，王云五与广东香山同乡徐净圃结婚，七年后与妻妹徐馥圃结婚。说起来王云五家人众多，作为一家之长，王云五开支不算小。不过王云五似乎从未将经济支出当回事。从他初入商务印书馆的时候，月薪就有大洋250元，这和北大清华名教授的收入差不多，是一般员工的10倍，绝对属于高工资。正式出任编译所所长后，一下又提高100大洋，用今天的眼光看，属于企业拿高薪的高管。

除了月薪，他还有花红和股息。花红相当于今天的年终奖，每年商务的收益不同，花红也不一样。就这一项，王云五每年都能拿上数千元。股息则只有高层才有，一般员工不持股，当然也就没有。此外，只要是挂他名主编的书，他都要抽取版税，这笔钱数量之大绝不可小觑。所以，精明过人的王云五可以说从来就不缺钱。

王云五是高寿之人，活到1979年，虚龄92岁。纵观他波澜壮阔、纵横捭阖的一生，做得最出色的还是出版人。商务印书馆几次艰难时刻，都是这个其貌不扬的当家人领导众人想方设法摆脱困境。他没有前辈张元济那样超脱，在声望日隆的时候，不能免俗地投身政坛。可惜时机不佳，他与蒋介石亲密接触的时候，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已是强弩之末，尽管他费尽心力想效力一番，国家大势终非他所能改变。

无论怎么说，王云五仍是民国时代的一个传奇，他以无党派身份做到国民政府高级官员，又在出版界留下一个个传奇。虽然因为政见不同，今天很多人对他已经感到陌生，但是他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始终无法湮灭。

王云五曾说：“人生如斯，好像一次壮游。”他的壮游无论可否用“成功”二字来做注解，都毫无疑问是一次精彩的游历。

（选自《舆论领袖：民国报人出版人小传》/鲍丹禾 著/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