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敦煌文学对地域文化的认同缺陷反思

2014-07-02朱斌肖寒玥

西部学刊 2014年5期

朱斌+肖寒玥

摘要：当代敦煌文学对地域文化的认同一直存在诸多缺陷，这主要表现为片面化、虚假化、肤浅化、雷同化和非审美化。实际上，这在当代文学对其他地域文化的认同与书写中也普遍存在，因而应该正视它们，并努力克服它们。唯如此，当代文学的地域文化书写才能获得长足发展。

关键词：当代文学；地域文化；敦煌文化；认同局限

I206.7

“相对于变幻的时代风云，地域文化显然具有更长久的意义……它能够经受住时间的磨洗，战乱的浩劫，昭示着文化的永恒生命力”。[1]15而且，“只要有作家，只要有文学，文学作品都会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打上地域的印记，古今中外，概莫能外”。[2]2因此，地域文化特色常成为文学中最富文化意味的景观。我国当代文学也不例外，许多当代文学作品，往往都以其浓郁的地域文化风貌而显得独具一格。无疑，这体现了当代作家对地域文化往往都怀有一种普遍的认同。对此，樊星先生在其专著《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中曾做过具体、翔实而充分有力的论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当代作家对地域文化的认同与书写就完美无缺，实际上，其中一直都存在诸多缺陷与不足。当代敦煌题材的文学作品也如此，它们在认同敦煌地域文化的时候，既表现出了浓郁的地域文化风味，又存在诸多明显的缺陷和不足。

在此，我们拟集中精力，认真探讨这么一个问题：当代文学对敦煌地域文化的书写，究竟存在怎样的缺陷？或者，当代作家对敦煌地域文化的认同，究竟留下了哪些方面的遗憾？

一

当代作家对敦煌地域文化的认同与书写，一直存在单一化和片面化的倾向。这主要表现为：许多当代敦煌文学作品，对敦煌地域文化景观的书写，无论是自然景观的描绘，还是人文景观的书写，从其中流露出的，常常都是作家们对敦煌地域文化的单纯认同倾向，而极少有对它的必要反思与批判。他们往往沉溺于对昔日敦煌的各类盛景、盛况和盛会的追忆，沉溺于对敦煌博大精深的各类艺术奇观的赞叹与推崇，甚至也沉溺于今日敦煌的各类人事物象的美好与可爱。因此，敦煌在当代作家的笔下，往往成了他们安放自我理想的寻梦之地，成了他们抚慰自我心灵的皈依之地，成了一方充满神圣、美好而自由的精神家园。这样，当代敦煌文学作品总拥挤着难以计数的“敦，大也；煌，盛也”之类的繁荣昌盛，总堆砌着难以计数的壁画、经卷、遗书和汉简之类的稀世之宝，也总充斥着难以计数的虽衰败残破却总能引发人思古之幽情的历史遗址。

因此，“历史名城”、“艺术宝库”、“美神故乡”、“旅游胜地”、“沙漠奇观”、“世外桃源”和“美丽绿洲”等，这类令人陶醉而神往的称谓，天花乱坠一般，点缀在当代敦煌文学作品的字里行间。因此，“名闻遐迩”、“声振寰宇”、“绚烂多姿”、“璀璨夺目”、“匠心独运”和“伟大辉煌”等，这类闪闪发光的词语，密密麻麻地连缀成了当代敦煌文学作品的句段与篇章。于是，在当代敦煌文学作品中，我们随处可见对敦煌地域文化的单纯肯定与褒扬，也随处可见对敦煌人事物象的美化、纯化和神圣化，其中尤为常见的是：将敦煌纯化为当今消费时代、物欲时代的一片人间净土。所以，有人在论及当代敦煌题材的小说叙事时，曾颇富洞见地指出：当代有关敦煌历史的宏大叙事，往往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出发，以虚假的艺术想象制造国人保护莫高窟的神话，把土匪、敦煌百姓塑造成保护国宝的民族英雄，歌颂中国人前赴后继保护文化的精神，暴露出了粉饰敦煌历史的硬伤；个人化叙事则借敦煌意象建构审美人生、理想爱情、自由人性；通俗叙事则发掘敦煌意象的传奇性与神秘性以吸引眼球。[3]

其实，敦煌地域文化，其具体内涵是丰富多彩的，并非单一而片面的美好、神圣与自由，相反，它也内蕴了值得作家们认真反思的地域性丑陋、卑俗和禁锢。但当代敦煌文学却极少有这方面的认真反思。因此，刘士超在其散文中描绘的一幅贫瘠而荒凉的敦煌地域文化景观，就显得颇为难能可贵：这是敦煌西北的戈壁滩，“荒凉接着荒凉”；这里的生命稀少、萎缩而可怜；这里的生活寒碜、贫瘠而艰辛；这里的老妈妈，“燥结的眼屎被泪液润”，“她们祖祖辈辈生活在漠野环抱的水洼边，生活在《古兰经》或《大乘涅槃经》所勾勒的虚幻的精神世界里，默默忍受痛苦生活的折磨而不知鼎新”；这里的年轻母亲虽觉醒了，但“在南方物质文明的强光中，她们睁不开眼睛，慌乱中挠挠头发，悄悄低下头哺乳自己的小‘巴郎，为他们祈祷一个甜美的明天。实在尴尬时，她们只好拿出祖先的岩画、碑刻和莫高窟来遮遮羞”；因此，作者急迫地希冀这里的人们能够“走出荒漠”，走出“那种忍辱负重、苟且偷安、循例从众和循规蹈矩”的传统习惯。[4]256这就展现了处于偏远、荒凉和封闭状态的敦煌自然环境和人文景观，展现了敦煌地域文化中那种恒定不变的消极性存在。令人遗憾的是，这类对敦煌地域文化消极面的书写，在当代敦煌文学作品中显得形单影只，极其短缺。

然而，这并不是说当代敦煌文学作品缺乏反思，实际上，当代敦煌文学也有不少颇具反思性的作品。但当代敦煌文学中的反思，要么是余秋雨散文《道士塔》那样的对中华民族那段“伤心史”的反思，要么是邵振国小说《月牙泉》那样的对当下物欲主义的时代性反思，而极少有对敦煌地域文化本身的反思。民族性的“伤心”，消解并遮蔽了敦煌地域性的“伤心”；而时代性的物欲主义的丑陋、卑俗和身心不自由，则反衬了敦煌地域性的美好、神圣与自由，因而，其体现的依然是对敦煌地域文化单一而片面的认同。这样，当代敦煌文学中对物欲主义的时代性反思，常常都反感时代文化中泛滥的低俗文化，反抗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对敦煌地域文化的强势扩张与侵蚀，而且常常以夸大本土文化优越性的方式而努力拒斥物质主义，甚至对抗时代文化。这就必然会导致对敦煌地域文化的片面认同：只偏激地强调其美好、神圣和自由。

二

当代作家对敦煌地域文化的认同与书写，还一直存在虚假化的明显倾向。敦煌地域文化实际上是一个极富包容性、也极富弹性的文化大容器，它从来都不是单一或单纯的，而是复杂多样的：就内涵而言，它不但有美好、神圣等积极的一面，而且也有丑陋、卑俗等消极的一面；就层次来说，它既包括敦煌地域环境所形成的传统文化层面，又包括敦煌地域环境所形成的现实文化层面，还包括进入敦煌地域环境的诸多“他者”文化层面。然而，当代文学对敦煌地域文化的认同，明显忽视了其包容性、丰富性和复杂性，是以诗意想象对敦煌地域文化的极度缩减：只片面凸显了其积极而美好的一面。这样，当代敦煌文学往往无法直面敦煌地域文化中落伍于时代的诸多方面，习惯于用诗意的想象取代活生生的现实，因而对于敦煌地域的历史重负、现实愚昧，对于其中的衰败、保守、苦难和灵魂挣扎等，关注得远远不够。所以，当代敦煌文学往往难以揭示出敦煌地域文化复杂的存在真相，因而缺乏足够的可信度，总给人一种虚情假意的浮夸感。

这种虚假化倾向，使当代作家对敦煌地域文化景观的描绘，往往充斥着矫情的感叹和浮夸的抒写。于是，我们常常看见他们面对敦煌沙漠或戈壁上的沙枣花、胡杨林和骆驼刺之类的植物而大为感动，总要赞叹一番生命的顽强；我们也常常看见他们面对敦煌各地的烽火台、古城堡和关隘之类的历史遗迹而大为感动，总要抒发一番思古之幽情和沧海桑田之感慨；我们也常常看见他们面对敦煌莫高窟艺术殿堂而大为感动，总要激情难抑地称颂其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和天下无双。我们也常常看见他们离开敦煌时都收获了各种人生感悟，因而都丰富、完善并提升了自我，以至于都要激情难抑地表示自己已经焕然一新了。这类矫情与浮夸，在当代敦煌散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譬如：“我掬起一口湖水往嘴里送，……似乎渥洼池是一缸浓烈的酒。连脚步都有些踉跄，哎呀！我竟醉了”。[5]153再如：“敦煌，是人类文明之树的根部，是人类精神的最后家园。敦煌之旅，是对人生的重新熔炼和铸造，对此，我深信不疑”。[5]176最后看：“如今，敦煌人扬眉吐气，意气风发，励精图治，艰苦创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历史为这里再次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敦煌必将从历史的辉煌走向未来的更加辉煌”。[5]105实际上，这类矫情而浮夸的敦煌抒写，不仅在当代敦煌散文中随处可见，而且在当代敦煌诗歌、小说和报告文学中，也并不鲜见。

当代文学对敦煌地域文化的书写之所以普遍显得矫情、虚假而浮夸，其根本病症应该归因于作家们那种毫无节制的敦煌情结。因此，在他们看来，敦煌是“一种故土的亲情，难舍的依恋，温馨的回忆，无尽的相思”[6]3；而一旦来到敦煌，他们便“像是一个游子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亲切，熟悉，依恋，不愿再离开一步”；甚至觉得“前世就在这里呆过，以至于狂欢不累，豪饮不醉”。[7]正是在毫无节制的敦煌情结驱使下，当代作家对敦煌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往往难以保持一种必要而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因而常常喜欢对其中的人事物象，都进行一种滥情式的诗意美化和虚夸性的审美升华，而对其中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复杂性，则往往毫不用心，甚至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就难以把敦煌地域文化的真实情状令人信服地揭示出来。他们对敦煌地域文化的书写，自然就缺乏足够的可信度，因而难免显得虚假、矫情而浮夸，缺乏优秀文学作品所必需的那种情真意切的动人力量。

此外，这种虚假化倾向也常常根源于一种跟风赶热潮的隐秘心理。敦煌在外地人的想象中，往往是一个遥远、神奇而美好的所在，是地处大西北深处的一方世外桃源般的净土，故吸引了诸多带着猎奇心理期待的外地人到此浮光掠影般地一游。正是在此背景下，当代作家才将眼光转向敦煌，掀起了敦煌题材文学书写的小小热潮。[8]许多外地作家，也浮光掠影般地到此一游，然后根据自己的旅游见闻和大众传媒上的常识性介绍，随意点染，仓促为文，便炮制出了一篇篇关于敦煌的诗歌、散文和小说。在这些作品中，敦煌往往就是他们猎奇心理所期待的形象：遥远，荒凉，但又美好、奇特而神圣。这既满足了作家自己对敦煌的猎奇期待，又迎合并强化了诸多外地人对敦煌的猎奇性想象。许多甘肃本土作家也如此。为了迎合“他者”对敦煌的猎奇期待和想象，他们甚至不惜抛弃自我真切的本土体验，也随波逐流地把敦煌打扮成美好、奇特而神圣的样子，把丰富而鲜活的敦煌地域文化风貌，演变成千篇一律的“敦煌地域文化奇观”，以换取“他者”的廉价喝彩。因此，他们往往也抓住一点敦煌文化的皮相，就随意点染，敷衍成篇，也难以呈现其本真的丰富性。

可见，许多进行敦煌书写的当代作家，虽然时常论及自己对敦煌的深情、痴情和钟情，但这多半是一种故作姿态。他们通常只对敦煌的知名度感兴趣，想借其极高的知名度来吸引读者眼球、推销自己作品，因而根本无意深入敦煌文化的核心，也就根本无法呈现其本真。简言之，这其实只是在跟风赶热潮，投机取巧：利用文学方式，兜售或贩卖目前尚算红火的敦煌文化。这样，他们作品中敦煌地域文化的虚假、矫情与浮夸，就在所难免，而且往往无法掩饰。

三

当代作家对敦煌地域文化的认同与书写，还一直存在肤浅化的明显倾向。当代敦煌文学片面而虚假的敦煌地域文化书写，往往只停留在敦煌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皮相层面，而极少触及敦煌地域文化环境所形成的独特情感、心理和性格等深层，因而显得极其肤浅，难以产生震撼心灵、启迪灵魂和愉悦身心的艺术效果。其实，文学作品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不仅根源于它描绘了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这只是表层与皮相的描摹，而更在于它揭示了人们在此背景中独特的情感态度、心理反应、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等——这才触及了地域文化的深层核心。这样，书写地域文化的作家，不应该只沉溺于对特定地域自然风貌和人文风俗的描绘，而应该努力通过这一切来把握特定地域独有的情感、心理和性格，具言之，应该塑造出具有地域性情感和性格的鲜活人物形象或作家自我形象。

然而，在这方面，当代敦煌文学往往显得力不从心，无论是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还是作品隐含的作家自我形象，常常都显得苍白、空洞，虚假而扁平，大多缺乏令人信服的地域性心理反应和行为反应。我们看散文中的敦煌人形象：“阳关人，有着大漠一样浩瀚宽广的胸怀，骆驼一样忍辱负重的性格，明月和湖水一样莹澈透亮的心灵”。[6]49再看小说中的敦煌人形象：“他迎着风沙，矫健敏捷，行走自如，多像一条劈波斩浪的蛟龙！他一气奔到北风嘴，在一个巨大的鲸鱼脊状的沙垅旁停住，从背包里拿出小巧的风速仪，卧在沙上聚精会神地观测起来”。[6]282最后看报告文学中的敦煌人形象：“随着时间的推移，艺术家的灵魂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用佛教的术语来说，他已经达到了般若波罗蜜亦即大智大慧至善至美的境界”。[9]97不难看出，这些人物都缺乏在独特地域环境中生发的真实情感、鲜活血肉和丰满肌质，因而都显得虚假、浮夸，有极其明显的脸谱化倾向，尤其有“高大全”式不沾地气、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圣化倾向。据此，我们不难感受到：其作品隐含作者的自我形象，也虚假、浮夸，苍白而扁平，因而缺乏深度。

有人论及冯玉雷的小说《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和《敦煌遗书》时，曾颇为尖锐地指出：“这两部50万字以上的超长篇，没有塑造一个立得住的人物形象”，所有的人物都是“作者手中随意操纵的提线木偶或文化符号，他们的行为、语言都缺乏内在合理性，丧失生活逻辑、性格特色和人格魅力，因而没有办法形成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3]其实，这不仅是冯玉雷敦煌小说的一大缺陷，而且也是绝大多数当代敦煌文学作品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普遍存在的一大缺陷。而众多人物形象的缺乏深度，在很大程度上，正体现了当代文学对敦煌地域文化挖掘方面的肤浅。这主要根源于当代作家对敦煌地域文化的体察不够，思考不够，故难以挖掘出其深层意蕴。这种深层意蕴的匮乏，一方面表现为其地域文化景观缺乏深层的地域性情感、心理和性格，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其地域文化景观缺乏深广的时代性意蕴、民族性意蕴以及更加深广的人类性意蕴。这意味着：当代作家往往没能深入理解敦煌地域文化所固有的包容性，他们表现在敦煌地域文化书写中的时代性思考，只是诸如政治腐朽、社会黑暗和时代物欲横流之类的肤浅思索。同理，他们表现在敦煌地域文化书写中的民族性思考和人类性思索，往往只是一些流行极广的关于民族和人性的皮相之见。这样，他们难以体味出敦煌地域文化本身所凝结的深层民族文化心理、时代文化情绪和人类文化精神，难有更深入地挖掘，所以只能投机取巧地抒发一些人云亦云的肤浅体验和感想。

因此，当代文学的敦煌地域文化书写，往往缺乏耐人回味的深广意蕴，尤其缺乏深广的民族历史意蕴和人生哲理意蕴。而深广意蕴是优秀文学作品所必备的一种精神能量，在文坛上，虽然有成千上万的作品出现，但真正站稳了脚跟并能够流传下去的，只能是那些具有深刻意蕴的作品。但是，在这方面，当代敦煌文学恰恰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常常只能停留在对敦煌地域文化的皮相书写层面，难以挖掘出包容于其中的深层的民族历史意蕴、时代现实意蕴和人生哲理意蕴，因而常常给人一种视野狭隘、内容肤浅的感觉。

四

当代作家对敦煌地域文化的认同与书写，还一直存在雷同化的明显倾向：往往千篇一律，千人一面，极少能给人与众不同的新奇感。因此，我们在当代敦煌文学中，随处可见诸多群体性的雷同：雷同的题材，雷同的情感，雷同的感悟，雷同的主题，雷同的人物，雷同的表述，雷同的结构，甚至雷同的题目和用语。在此，我们仅就其主要方面，加以简要论证。这种群体化雷同，使许多作家都不约而同地去重复书写敦煌极其有限的那些著名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因此，三危山、鸣沙山、月牙泉和大泉河等自然景象，莫高窟、藏经洞、阳关和玉门关等人文景点，都已经被当代敦煌小说、诗歌、散文和报告文学等，毫无新意却不厌其烦地重复言说过了不知多少遍。而且，可以肯定，在将来，它们依然会被不断地重复言说下去。对读者而言，这些大同小异的敦煌地域文化书写，初看一两篇，尚觉耳目一新，甚至为之一振；但再看上三五篇，或十多篇，就有些让人索然无味，几乎毫不动心了；如果非得让你把它们全部看一遍，那就只能让你觉得苦不堪言。这与读诸多千篇一律的学术文章一样，看不到多少新意，因而并无多少趣味可言。

这种雷同化倾向，也表现在对敦煌诸多相似人与事的重复言说上。譬如，一位法号乐僔的和尚，云游到三危山下，看见三危山佛光，于是开始在此开凿石窟。对此，许多当代敦煌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作品，都予以了乐此不疲地反复叙说，甚至，它也成为诸多当代诗人的灵感源泉，也被诸多当代敦煌诗歌反复抒写。再如，一位名叫王圆箓的道士，无意间发现了藏经洞，却无力保护其中的珍贵文物，甚至短视地主动出卖、随心所欲地处置。对这段敦煌的“伤心史”，许多当代敦煌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也予以了乐此不疲地反复叙说，而且，它也成为刺激诸多当代诗人的灵感之源，因而也被诸多诗歌反复地抒写。其他一些重要的敦煌人事，譬如关于天马和飞天等的传说，关于吐蕃统治和归义军举义等历史，关于斯坦因、华尔纳和沙俄兵等外国人盗宝、毁宝的恶行，关于常书鸿、段文杰等艺术家扎根敦煌的感人事迹，等等，也都成为当代敦煌文学反复言说的话题。这种反复言说，导致了当代敦煌文学随处可见的肤浅而失败的文本互涉现象。

因此，在论及当代敦煌题材的小说创作时，有人曾合乎实际地指出：“敦煌题材小说与敦煌学、敦煌历史和民间传说之间的文本互涉，是此类小说的一大特点。或多或少，敦煌题材小说总要引用、借鉴、涉及敦煌学的相关知识和敦煌历史、敦煌民间传说。值得关注的是，敦煌题材小说不仅与敦煌学文本互涉，还与同类小说存在互涉，在语词、题材、情节、文体等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互文性”。[3]实际上，这些文本互涉往往就是肤浅而失败的：肤浅而失败的文本互涉往往意味着毫无价值的雷同与撞车。这种失败的文本互涉，不仅存在于当代敦煌小说的不同文本之中，而且也存在于当代敦煌散文、诗歌和报告文学的不同文本之中，是当代敦煌文学随处可见的一种普遍现象。这正是当代敦煌文学缺乏创作个性的突出体现，也正是当代敦煌地域文化书写雷同化倾向的一个明显标志。

这种雷同化倾向，也表现在诸多当代敦煌文学作品大同小异的题目上。譬如，以《飞天》为题的，就有杨炼和叶舟的诗歌，王以培、沧月和隐菊仙子的小说，许维的童话和张林的报告文学等。以《敦煌》为题的，则有井上靖的小说，有唐祈、海子、林染、叶梓、宁宇和杨飏等的诗歌，也有张恨水、祁建青、王石、柳宗瑄和郑云云等的散文。与此相关的雷同题目也极多，譬如：以《大敦煌》为题的，就有髙星的诗、叶舟的组诗和诗集，文兰和张锐的小说；以《在敦煌》为题的，就有季羡林的散文、金仁顺的小说和方健荣的诗歌；以《敦煌的月光》为题的，就有孙江的散文，林染和叶舟的诗歌等；以《敦煌遗书》为题的，则有冯玉雷和林走的小说等；以《敦煌梦寻》为题的，则有何生祖和樊矫健的散文等，而且，何生祖的散文与小说合集也总题为《敦煌梦寻》。因此，单从这些大同小异的题目，我们就不难感受到：当代文学对敦煌地域文化的书写，其撞车现象之普遍，其雷同倾向之严重，而作者创作个性的匮乏由此也可窥其一斑。

五

当代作家对敦煌地域文化的认同与书写，还一直存在着非审美化倾向。地域文化景观，包括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只是一种自然美或社会美，本身并没有多大文学价值，它们只是文学创作的素材。它们必须经过审美转化，与其他文学因素有机交融，才具有文学价值。这要求地域文化因素在文学作品中的存在，不应该是任意的、勉强的、松散的和可有可无的，而应该是与其他文学因素血脉相连、生气贯注和不可分割的，是一种审美存在。如果仅仅只是镜子一般把种种地域文化因素反映到作品中去，或者，仅仅只是把文学视为展览各种地域文化景观的橱窗，那么，文学就成了承载种种地域文化景观的简单容器。因此，文学的地域文化书写也是一种审美创造，而不是旅行指南或地域风情的材料汇编。所以，在文学作品中随心所欲地插入一些地域文化因素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促成它们的审美转化。然而，在这方面，当代敦煌文学也显得力不从心，许多作品中的敦煌地域文化因素，常常都是一些缺乏审美性的材料实录，只是作品中无足轻重的一种点缀。

这在当代敦煌小说作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仅以蒋季成的长篇《莫高劫：敦煌国宝劫难记》为例，其涉及的诸多敦煌地域文化因素，常常都是简单、粗暴地中断情节后，生硬地插入的一些背景性材料，因而往往都是作者极其粗糙的介入式概述，没有多少审美趣味可言。譬如，当小说叙述王道士来到新店台时，作者生硬地中断故事，粗暴地插入了一段关于新店台人文风情的介绍。而当王道士告别新店台，准备去敦煌时，作者又一次生硬地中断情节，粗暴地插入了一段关于敦煌城人文风情的介绍。当王道士来到敦煌城，准备去城西郊的西云观借经书时，作者再次生硬地中断情节，又粗暴地插入了一段关于西云观人文风情的介绍。当王道士离开西云观，准备去拜访敦煌城东的张家堡子时，作者又生硬地中断情节，粗暴地插入了一段关于张家堡子人文风情的介绍。这样，短短几页之内，作者就三番五次地中断情节，简单粗暴地插入一些地域文化材料，这既无助于人物情感、心理的表现，也无助于人物思想、性格的揭示和环境气氛的渲染，更无助于故事情节的推动与发展，因而纯粹是一些背景材料的概括说明。所以，这些地域文化因素与人物形象、环境氛围和故事情节等文学要素都没有形成血肉相连的有机联系，因而，其在作品中只是一种非审美的存在，这就极大地消解了小说叙事的艺术魅力。

而且，在这篇小说中，其地域文化景观即便借人物之嘴加以叙述，即便借人物之眼加以反映，常常也并不涉及人物的情感、心理和性格，实际上也是作者简单、粗暴地介入式概述。譬如，小说叙述王道士来到莫高窟时，曾借大喇嘛之口，将莫高窟的人文风情做了一番叙述：“听大喇嘛介绍说，这莫高窟又称千佛洞，在敦煌城东南50余里处的三危山西、鸣沙山南、大泉河畔的断崖绝壁上，有佛窟数百，佛像数千，佛面不计其数，每逢节日佛会这里便香火鼎盛，热闹一时，四面八方的善男信女蜂拥而来，拜佛敬神，观光游览。佛会过后人去寺空，又是个绝好的修行之地”。[10]6很明显，这也生硬地中断了情节，难以见出人物的情感、心理和感受，也无助于环境氛围的营造，因而并没有多少艺术魅力可言。再如，小说叙述王道士进入敦煌城后，曾借助王道士的眼睛，对敦煌城的人文风情加以观察反映：“但见街头巷尾店铺林立：有作坊、当铺、货栈、饭馆、酒肆，有经营皮毛、丝绸、百货、烟酒、食品的商号，有贩卖布匹、日杂、土产及冷热饮食的摊档，有测字算命的先生，有游街串巷的货郎……车马行人，熙熙攘攘”。[10]8这也难以见出人物的情感和心理，实质上也属于作者简单、粗劣的介入式叙述，因而也无多少艺术魅力可言。

可见，在这篇小说中，其地域文化景观，无论借人物之口叙述出来，还是借人物之眼反映出来，人物其实都严重缺席、并不在场，在场的只有上帝般全知全能的作者，因而，我们难以看出人物对地域文化风情的情感反应和主观态度。这样，地域文化风情就未能有机地融入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和环境氛围之中，只是一种简单、生硬而粗糙的非审美存在。其实，上述各种非审美化的地域文化书写，不但在这篇小说中随处可见，而且在其他当代敦煌小说中也大量存在，甚至在当代敦煌散文和报告文学中也并不鲜见。这暴露了当代作家审美转化能力的孱弱，至少暴露他们对地域文化因素进行审美转化方面的掉以轻心和无所用心。因此，当代文学的敦煌地域文化书写，一直充斥着严重的非审美化倾向。

总之，当代文学对敦煌地域文化的认同与书写，一直存在这样一些主要缺陷：片面化、虚假化、肤浅化、雷同化和非审美化。实际上，这些缺陷在当代文学对其他地域文化的认同与书写中也不难发现，因而值得作家们认真警惕并尽量避免。当代文学的地域文化书写唯有正视它们，并努力克服它们，才能促使其走上积极而健康的道路。当务之急，就是要纠正对地域文化的片面认同倾向，努力把握地域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复杂性，努力把握凝结于其中的民族意蕴、时代意蕴和人类意蕴，并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以得出作家自我真切的体验和感悟，在此基础上，形成作家独特的个性化表达，而且最终要促成地域文化因素的审美转化。唯如此，当代文学的地域文化书写才能获得长足发展，从而更具价值和魅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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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蒋季成.莫高劫：敦煌国宝劫难记[M].中国社会出版社，2002.

作者简介：朱斌（1968—），男，四川仁寿人，文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