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华

最近三十多年来，中国农村社会的大转型、大变革所带来的结构性紧张令农村中婆媳矛盾、夫妻矛盾、邻里矛盾以及村庄中各种纠纷不断凸显。恰在此时，农村基层组织逐渐退出农村社会管理领域，难以回应农民个体和社会的需求。非法宗教趁机传入农村，利用这些需求为其“传道”服务。非法宗教在传播过程中，将《圣经》中的教义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紧张关系结合起来。譬如，20世纪80年代的婆媳矛盾中，婆婆占上风，媳妇总是在反抗中落败。非法宗教传播的策略和教义契合了此时媳妇的心理和精神需求。它向信徒宣扬忍让、谦卑、悔改、认罪等精神，要求信徒首先从自己身上找事情的原因，而不是一味地归咎于他人。结果媳妇放弃了对婆婆的反抗。而到了2000年后，婆婆在婆媳矛盾中落了下风，非法宗教反过来规劝婆婆，让婆婆放弃以前的“臭架子”。非法宗教利用农民的社会和心理需求，解决了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令一些农民对它们死心塌地。非法宗教中的邪教组织，通过极端的方式回应农村需求，并对农民承诺更多的回报，在某种程度上更能吸引农民加入。由此可见，我们党不去占领农村，非法宗教就会去占领。党和政府要稳固在农村的基础，清除非法宗教对农村的渗透，就得进一步、深层次地回应农村的社会和精神需求，乃至关注和关心农民的私人领域。在农村的诸多岗位设置中，妇女主任最适合回应农民社会和心理需要，也最容易进入农民私人生活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