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庆榴

在黄埔军校（陆军军官学校、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创办之前37年，黄埔岛上已经出现了军校，在中国军事近代化进程中和中国近现代军事教育历史上，黄埔岛是不能不提的地方。

一、广东水陆师学堂：开广东近代军事教育之先河

关于广东水陆师学堂的情况，在《简明广东史》和《黄埔秘档》有记载，《黄埔秘档》公布了两件相关的档案：一件为光绪十三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广东巡抚吴大征关于在黄埔创设水陆师学堂的奏折；另一件为光绪十九年两广总督李瀚章关于广东水陆师学堂添设洋教习及购买机器的奏折。但是水陆师学堂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其与军事教育的更新、与军事近代化的联系等课题，并没有引起各界研究者的注意。

公元1887年（光绪十三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在黄埔岛上创办了广东水陆师学堂，这是中国最早的两所军事学堂之一（另一所是袁世凯在天津创办的北洋武备学堂，创办于1885年）。水陆师学堂的校址，是1845年苏格兰人约翰·柯拜修建的黄埔船坞，1876被两广总督刘坤一以白银8万元购买，在此办了间广东“西学馆”，以后相继改为“实学馆”（ 1882年）和“博学馆”（1884年）。除了黄埔船坞之外，张之洞又在岛上征地47亩，用去4592两白银，大兴土木，建造校舍。

1893年，两广总督谭钟麟将水陆师学堂的水师、陆师分开办理，一分为二：水师诵堂独立为黄埔水师学堂，后来（1904年）与广东鱼雷局附设鱼雷学堂合并，改其名为水师鱼雷学堂，此后又演变为广东水师工业学堂（1907年）、黄埔海军学校（1910年）等；陆师诵堂改为“陆军速成学堂”， 1903年，以原广东水陆师学堂旧址为校址筹建广东武备学堂，1906年，广东武备学堂改组换名为“广东陆军学堂”，1905年创办的黄埔“陆军小学堂”，仍以武备学堂为校址，辛亥革命后改名为广东陆军小学校。

上述几所学校都有如下特点：（一）都是军校，是晚清至民初出现的新式军事教育机构；（二）都创设于黄埔岛上，或可统称为“黄埔军校”。从近代军事变迁的眼光看，这几所军校的历史不应当忽略。鸦片战争以后，军事改革的呼声高涨，上上下下，都要求振军经武，更新军制，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振兴军事教育为晚清自强运动的重要部分，广东水陆师学堂及其后一系列水、陆军事学堂的创办，便是这种自强意识在军事领域的反映。利用黄埔岛有利的地理条件，率先创办广东水陆师学堂，这不仅是广东官办学堂之始，①更是领各地振军经武、振兴军事教育风气之先，开创了广东近代军事教育的先河。

新式军事学堂的“新”，体现在：一是引进外国军事教育方法，聘请洋人、留学生当教师，派人到国外学习，注重学外语，学科技，练洋操。著名的留美幼童詹天佑，1881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回国后不久即调广州，先任教习于“广东博学馆”，接着在广东水陆师学堂任教，在此期间他测绘出《中国沿海形势图》。二是追求军事的先进性和专业化，将外国先进军事技术（洋枪洋炮）及军队管理的先进经验作为重点教学内容。水师、陆师学生各70人，学制三年。陆师学德文，德国教习邓切柯何夫教军事学，防御工事。水师学英语，有外国教习二人。这些学堂培养出不少军事人材，如水陆师学堂的毕业生谭学衡（新会人），宣统年间曾任海军副大臣，袁世凯时出任海军大臣。水师学堂学生邓钧（虎门人），与朱执信一同遇难于虎门。著名的军事将领邓演达、叶挺、陈策、李章达、李朗如、张发奎、陈铭枢、蒋光鼐、薛岳、李汉魂等，也出身于黄埔岛上的军事学堂。

二、孙中山：从“运动”军队到“以党建军”

晚清自强运动并未使清王朝免于衰败，在辛亥革命的烽火中，王朝体制终为民国体制所取代。然而晚清以来，到处练兵，大办军校，豢养了庞大的军队，在缺乏统驭、调动和节制的情况下，被野心家操控，走上了拥兵割据的道路。地方军事集团如直系、皖系、奉系，川军、鲁军、豫军、滇军、桂军等等，大量涌现，战火蔓延，社会动乱。

孙中山创立的民国，急需解决这种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要打倒军阀，统一中国，关键在于掌握军队。从辛亥革命到1924年的春夏这10多年的时间里，可以看作是孙中山对军队问题，即如何统摄军心和振作军队进行思考和摸索的时期，也可算作黄埔军校酝酿和准备的一个漫长时期。孙中山的建军思路的发展脉络大致如下：

（一）很早就有以“精神”和“主义”来感召和教育军人的设想。在辛亥革命前，孙中山提出要争取清军将士参加反清斗争，主张“以主义集合，非以私人号召”，已意识到要以革命思想来凝聚军心、建设军队。其后粤军回粤、设政广东（1921—1922）时期，孙中山很重视对将士作“精神训话”，最具代表性的是他于1921年12月在桂林所作的讲演《精神与物质相辅为用》。①之所以要用“精神” 和“主义”去感召军队，是因为此时没有自己的军队，只能影响少数军队（粤军）。辛亥之前，孙中山周旋于新军、会党之间，辛亥后热衷于“运动”军队，四处招兵买马，他寄希望于“主义”的灌输，将各种异己势力收归于自己旗下，为己所用。然而，这种“训话”收效甚微，听讲者素质不高，等于对牛弹琴，大道理不易被他们领悟和接受。 “精神”、“主义”的感召力有限，动摇不了上层军官对士兵的控制力。“主义”进不了军营，只有上层军官，才能统驭他的军队。以“主义”集合军队，只能是孙中山、国民党的一种奢谈。

（二）在思考、摸索军队问题的过程中，受到了苏俄经验的启发。苏俄十月革命，最初靠的是工人临时组合的赤卫队，并非正式军队。正式军队是白俄的军队，他们在历史大潮流中倒向了苏维埃，之后为了监督那些并不令人放心的军队及其指挥官，苏维埃向军队派出党代表。这一做法，后来演变、定型为由党（布尔什维克）来掌管、领导军队的制度，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这一前所未有的治军、统军模式，引起了孙中山的关注。1921年8月28日，孙中山致信苏俄外交部，说：“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的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的组织。”这一年12月的“孙、马会谈”（马林，共产国际代表），使孙中山增进了对苏俄治军、统军制度的了解，让他头脑中早已萌发的“以主义集合”军队的想法，获得了拓展的空间。《精神与物质相辅为用》的讲演，恰恰就是这时讲的，这应当是孙中山受了苏俄的军队教育、管理体制的启发之后，对更新治军、统军理念的展现。在苏俄经验的启发之下，孙中山充实、完善了他的“主义治军”（以革命思想感召、教育军人）思路，进而产生了要学习、借鉴苏俄“以党领军”模式的构想。只是这种构想初时想得未免过于简单，他让官兵全体加入国民党（曾批准陈炯明部粤军全体加入国民党），以为如此就会如同红军服从俄共一样，一致服从国民党的领导，从而达到“以党领军”，让国民党掌控军队的目的。他关注的重点，是有多少官兵入了党，而不是首先要改组、整顿好他所领导的党。其结果却是，1922年6月16日，就是这支由清一色的国民党员组成的粤军，炮击观音山，围攻总统府。这说明了孙中山既有学习、借鉴俄共领导红军经验的愿望，但却不得要领，结果事与愿违，在实践中又翻了个大跟斗。

（三）产生由党建军的设想，与苏俄的援华方略几经磨合后，最终奠定了改组国民党、创办军校和建立革命军的基础。长期以来，孙中山周旋于各种军队之间，一时联甲打乙，一时联乙讨丙，为达到一时之目的，招降纳叛，绿林山贼无所不用。所谓“主义治军”，治的是人家之军；“以党领军”，领的也是党外的军队。 所谓“运动”军队，实际上就是拉拢军阀（也有军阀要利用孙中山的因素）。这种“运动”的教训是极其沉痛的。台湾军史学者指出，孙中山在经历过多次教训之后，醒悟到“运动”军队之路已走不通，必须自我救赎，另谋出路，也就是要“放弃对党外军队的扶植说服，实行由党建军”。

从“运动”军队，到由党独立建军，这是个关键性的转折，经历了复杂、曲折的历程。实际上到1923年初，孙中山仍然依靠滇、桂军攻打陈炯明粤军，为解广州之围，他又将另一支来自北方的军队（樊钟秀豫军）引进广州，走的还是“运动”军队的老路。在国民党尚未改组，又受到诸多客观原因制约的情况下，要自己组建军队，不得其门而入。苏俄介入之后，他才一步步认清并接受了改组国民党、创办军校和独立组建军队的路径。同时，苏俄在寻找中国同盟者的过程中，从本国利益出发，并考虑到其他种种因素，采取了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与促成国民党联俄容共（包括输入苏俄建军经验）相结合的方略，最终将援华的目标定位于孙中山。孙中山的意向与苏俄的援华方略，经过了反复而长久的磨合，才奠定了黄埔建校、建军的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

从1887年广东水陆师学堂的创办，到1924年陆军军官学校的建立，37年之间，方园8平方公里的黄埔岛见证着中国军事的发展进程。广东水陆师学堂是军事近代化起步的产物，开了广东近代军事教育的先河，而陆军军官学校的创办，则预示着一种新的军事体制——党领导军队的体制（党军体制），即将被引进中国，诞生于黄埔。中国军事发展的历史，至此将翻开新的一页。

三、陆军军官学校：军事教育的创新与党领导军队新体制的建立

1924年5月，黄埔军校一期生入学，5月3日蒋介石就任校长，9日廖仲恺就任军校党代表，6月16日举行开学典礼，此为黄埔建校之始。1924年11月黄埔军校教导团成立，是为黄埔建军之发端。黄埔军校在广州办学的时间不长（其后在南京、成都续办），只有三、四年的时间，但却产生了巨大作用和深远影响，关键在于军事教育的创新与“党军”体制的建立。

（一）军事教育的创新。

黄埔办校为什么获得成功？可归纳为五大原因。

1.生源广，基础好。学生来自全国各地，文化水平、政治素质比较好，思想开朗，胸怀宽广，阅历丰富，活动能力强。

2.教官队伍强。教官除有留学日本和出自保定、云南等军校毕业生外，还有为数相当多的苏俄教官，他们由苏联政府派出，多达七、八十人。鲍罗廷也登过黄埔的讲坛，军事总顾问巴甫洛夫、加伦（苏联远东共和国军事委员会主席、陆军部长、远东军总司令，后授元帅衔）、军事顾问捷列藩诺夫（苏联红军的旅长，后授中将衔）等，均为层次较高，称得上指挥过大战役、军事理论造诣很深的军事家。

3.政治教育和军队政治工作的开拓。政治教育和军队政治工作，是黄埔办校、建军中的首创。政治教育的目的，是通过学习和引导，提高军人的政治自觉，让他们明确军人、军队的社会责任和角色意识，通过拓展、更新教学内容，并采取各种生动活泼、行之有效的形式，落实孙中山以“主义”感召士兵的设想，让“主义建校”、“思想建军”不只是停留在口号上，而是让它变成可行、可操作、可转化为军事能量的现实路径。军队政治工作更是个新的课题，是1924年11月军校教导团组建，“校军”诞生之后，从校内政治教育拓展而来的。第一次东征开始后，军队政治工作进而成为战时政治工作，要处理军政之间、军民之间、友军之间的关系，还负有地方建党、建政的责任，这都是全新的工作。政治教育和军队政治工作，对黄埔军人的成长、革命军的发展，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4.实战的锻炼和考验。黄埔军校创办不久，广州发生了商团事变，随后又有东征讨陈（炯明）、南征讨邓（本殷）和讨伐杨（希闵）、刘（震寰）。黄埔学生在校时，即上过战场，经历过真枪实弹的战争。黄埔学生的毕业证书，在战场上获得。在战争中学战争，是黄埔军校办学的主要经验所在。

5.开门办学。鼓励学生深入社会，面向实际，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在投身社会政治活动、党务活动和工农运动的过程中，黄埔学生施展自己的智慧、社会关怀与创造精神。中共党内很多优秀干部，国民党内的许多黄埔名人、名将，当年都亲身参加过援助省港大罢工及支援广东农民运动，他们在联系实际、学用结合的过程中，迈出自己军旅或政治生涯的第一步。

基于上述原因，黄埔军校的办学，成效显著，大批学生脱颖而出，锻炼出了许多军事、政治精英，影响乃至左右了此后中国大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

（二）党领导军队新体制的建立。

由党建军，形象地说是“三架马车”组成：一是党代表，军校创办时即设党代表（廖仲恺），对军校和部队负监督、统率之责，校中、军中一切命令，须经党代表副署，才能生效；二是政治部，此为党的工作机关，对党代表负责；三是党部（党的组织），在军校、军队中建党，连及连以上设党部，党部之下设小组。党代表、政治部、党部统一于党领导军队的总架构中，这是苏俄红军党军体制的输入与运用。至1924年11月黄埔军校教导团组建时，在团、营、连三级，普遍设置了党代表，11月11日，孙中山称其为“党军”，任蒋介石为“党军”军事秘书。蒋介石曾说过：“中国军队党代表制度是第一次施行，本校长对此制度志在必行，常以为宁可无军队，不可无党代表”，这是“救济中国军队的唯一制度”。第一次东征时，国民党中央于1925年4月6日举行第73次会议，通过廖仲恺所提《建立党军案》，黄埔校军被正式冠以“党军”之名，蒋介石任“党军司令官”。

所谓“党军”，就是受党的指导与监督之军，党化之军，也即实行党领导军队新体制和军队政治工作制度的军队。由革命党领导军队，决定了军队的革命性质。黄埔军校创办后，在较短的时间内，按照党领导军队的新思路、新体制，以本校教官、学生为骨干，创建了一支新型的军队，一支以崭新的姿态出现、让世人耳目一新的军队。1925年3月16日，在东征棉湖大捷时，廖仲恺说：“我们军队，现已现出光彩来了！”“党军”，本意是服从国民党领导、为实现国民革命的目标而奋斗的军队。“党军”的诞生是中国军队发展史上的一大进展，一大跨越，是黄埔军校的业绩之一。然而，由于国民党内当时并没有真正形成由革命党来管治军队的力量和行之有效的机制，因此在军队“党化”的同时，也开始了“党军”的异化。掌控军队的蒋介石，走的是拥军自重的老路。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蒋的军队开始排斥党代表。此后，随着蒋的军事独裁局面的形成，国民党内已经没有谁、没有哪种势力可以监控和制约蒋的军队。黄埔军校开创的以党领军的体制，事实上已经瓦解，逐步形成了蒋介石以军制党、以军制政的局面。国民党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也日益走着下坡路，一步步变质和异化。

黄埔军校是在国共合作条件下创立的，共产党人广泛而深入地介入了黄埔建校、建军各项工作，特别是校内政治教育和军队政治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黄埔军校开创的党领导军队的体制，是借鉴于苏俄经验，故最能体认、领悟其本质，并自觉付诸行动的，仍是共产党人。此后数十年，党代表和军队政治工作，在国民党军队中被抛弃，但是在中共领导的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解放军中，却得到全面的发扬。党领导军队的制度，被凝结成四个字：党指挥枪。军队政治工作，一直是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这根源于黄埔军校，是共产党人参加黄埔建校、建军带来的结果。

（作者系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广东省委党校教授，发表时略有修改。）

①广东官办学堂之始的说法，采自沈琼楼《广州的书院与学堂》一文，“广东之官办学堂，以黄埔水陆师学堂为始”。但也有人说广东官办学堂始于1864年创办的“广州同文馆”。

①该讲演内容编入《孙中山全集》第6卷，题目为《对滇赣粤军的演说》，第一课是“精神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