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庆平+程诚

新中国成立前后，随着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的步伐，人民币也在逐步占领全国市场。人民币在本币化过程中，除了要取代国民党政府发行的伪币外，还面临着黄金、银元和外币（包括美元、英镑和港币，其中主要是港币）的强大挑战，其中斗争最为激烈的地区当属上海和广东。为此，新生政权先后组织了两场重大的金融战役，其一是由陈云领导的上海银元之战，其二是由以叶剑英为首的中共华南分局领导的广东港币之战。

建国前后广东的复杂金融形势

解放前后，广东的金融形势相当混乱。当时在广东市场上流通的币种主要有三类：一是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如银元券等。二是各解放区和人民政府发行的货币。早在广东解放之前，华南的一些解放区就成立了自己的银行并陆续发行了货币，如1948年底潮汕解放区建立过裕民银行（发行裕民券），1949年春东江解放区在陆丰县建立过新陆银行（发行新陆券），1949年7月8日华南各解放区建立了统一的南方人民银行（发行南方券）。在广东解放过程中华南分局曾经规定：“钞票问题：现决定东江、韩江使用南方券，北江和广州则使用人民券。南方券与人民券的比价，依华中局对人民券与光洋在粤境流通比价的规定为光洋一元等于人民券二干元，则南方券换人民券应规定一比二百五十元。”三是港币和美元等外币，其中最主要的是港币。此外，不少地方还在使用银元、双毫和铜元，甚至有些地方还在“以物易物或以纱单、米谷单代替货币”。

从流通情况来看，虽然国民党政府货币改革失败，金圆券、银元券、大洋票等相继失去了老百姓的信任，但人民币币值一时还难以稳定，反倒是港币深受民众的欢迎。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由于物资供应存在缺口，物价波动较大，从而引发民众对于人民币的担忧。二是因为广东的特殊地理位置。广东毗邻香港，许多工商业者“头在香港，尾在广州”，和港澳地区贸易结算频繁，从而导致“作为殖民地外币性质的港币则乘机占领了广东大中城市的货币市场，成为主要的流通手段。”三是各种私营金融机构人员的人为炒作。广东省内本来就有数量庞大的各种金融机构，至广州解放前夕除了130多家国家和地区银行、25家私营银行、5家外国银行外，各地还充斥着许许多多的地下钱庄、金饰店、外币兑换店（广州人称“剃刀门楣”，意思是进出门都要被剃一刀）等非法炒卖金银、外币和外汇的行业机构。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广东全省共有私营钱庄500多家，金饰店585家。进入1949年后，随着国民政府南迁广州，全国各地的富商巨贾、政客流氓都纷纷挟资南逃，大量游资充斥广州市场。这两股势力沆瀣结合，疯狂炒买金银外币、抢购物资、囤积居奇、大规模走私。比如，天详钱庄曾经用各种方法私运黄金达千两以上；永泰钱庄则利用水客每三四天走私黄金一次，每带一两黄金给两元港币佣金；白银走私则以公益隆、永来两个钱庄最大；美钞走私以生利钱庄最大，每隔三四天就私运一万元以上的美钞到港澳。极不正常的货币流通、剧烈的物价波动和人为的投机活动成为人民币占领广东金融市场的巨大障碍，其中“表现得最突出的是对港币的政策问题”。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新生政权在对待港币问题上却有不少顾忌。首先是因为要利用香港的有利位置为新生政权的经济建设服务。新中国成立前夕，潘汉年和廖承志等都认为，面对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封锁，“上海、天津、青岛等港口城市与国外的贸易往来几乎断绝，如再收回香港，则这惟一通向国际社会的贸易渠道将会被封闭。共和国初建，急需的军事物资和惟一的外汇收入渠道也必然断绝。……因此，在一定时期保留香港自由港的地位，由英国人暂时管辖乃是上策。”“香港是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港口之一，如果香港暂时留在英国人手中，为了英国自己的利益，它也不会放弃大陆这个巨大的市场。这就等于把美国对中国的立体封锁线撕开一个缺口：我们能从香港进口我国亟需的物资；也可以利用香港作为我们与世界交往的通道……香港还可以成为我们了解世界各国情况的窗口”。1949年9月23日，叶剑英在《关于解放广东的若干问题》中也谈到，帝国主义会对我“实行经济封锁。如在上海的封锁一样，来切断我们和国外的经济联系，组织走私，来破坏我们的市场，截断侨汇，压迫华侨回国，来增加我们的困难。”在这种复杂微妙的关系下，如果采取激烈措施排挤港币，必然影响到香港的稳定，显然不符合新中国的国家利益，所以中央决定对香港实行“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战略。这使得我们在用人民币取代港币时必然有点投鼠忌器。其次是受到华侨政策的影响。广东虽然外币很多，但有不少却是海外华侨的合法汇款。海外华侨在历史上一直是热爱祖国的，在新中国建立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广大华侨始终是两岸竭力争取的对象。出于建设新中国的需要，我们采取了保护华侨的政策。厉行保护华侨的政策无疑增加了广东港币之战的难度。第三是港币的特殊性质。虽然港币的发行及其汇率政策的制定和调整都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但它在广东使用的时间长、数量大、范围广。叶剑英在《广东社会情况和一九五零年几个重要部门的工作任务》中曾经指出：“外币，特别是港币，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长时间内占领了整个广东市场，深入到穷乡僻壤。”据估计，截止1949年6月，流通于内地的港币约有6亿元，分布情况为华南88%，华东、华北12%。而且，许多老百姓持有的港币还是他们的合法收入，假如像对待美元一样干脆利落地予以查禁，无疑会损害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从而会降低他们对于新生政权的认同感。总之，政府在如何对待港币的问题上存在不少分歧，“有些同志认为应立即禁止港币流通，否则入民币便不能占领市场，且不久将来港币势必贬值，持有港币会受很大损失；有些同志却认为禁止是肯定的，问题在于我们有无足够的入民币可供兑换，又有无足够的物资以支持我们投出的人民币。”

未雨绸缪及时做好应对准备

因为港币问题的特殊性，所以广东的货币斗争不可能照搬平津沪汉等城市货币战的经验。中共中央对此情况是非常清楚的，并早在中共华南分局正式成立之前就提出了这个问题。1949年9月8日，毛泽东就曾经要求叶剑英等人，即将召开的赣州会议的“内容应照中央迭次电示及面告剑英者扼要做出决定。”当时中央要求中共华南分局在赣州会议上解决的问题有8个：党、政、军领导机构的组成和人选，作战计划，接管广州的各种政策，各级干部配备，争取余汉谋和平解放广东，货币政策，外交方针和政策，准备对付帝国主义的封锁。中财委也曾经特别要求中共华南分局领导人，“必须认清港币在华南根深蒂固，又与侨汇密切结合，肃清港币比银元困难”。华南分局领导人叶剑英等在认真讨论过后也认为，“要在解放之初的短时间内，建立起以人民币为本位币的金融体系，并稳定市场物价，难度确实很大。”所以，他们“考虑结果还是暂准流通有利”，“侯准备成熟时再行禁绝。”

虽然广东解放之后没有马上禁止港币的流通，但为了早日让港币退出市场，让人民币占领市场，中共华南分局很早就未雨绸缪进行了积极准备。

首先，妥善拟定货币斗争的大政方针。1949年9月10日，刚刚成立的华南分局做出了《关于华南港币处理意见》。该意见认为，“对港币的任何措施都必须服从有利于人民币迅速占领市场的总原则，在这个原则之下，要注意到港币在广东的流通历史、群众心理等因素，讲究时机和斗争的艺术”。具体要点有三：一是关于港币在华南的地位及分布情况，港币的性质及前途；二是对港币的斗争是货币阵地争夺战，是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要按照“以排挤为主，存兑为辅”的方针“坚决肃清”；三是步骤及方法与中财委所定的措施相同，并“应与华东的福建地区取得联系”。这里所说的“中财委所定的措施”，是中财委早先专门为肃清港币而制定的方针，其内容有四条：“甲、进入两广后即须展开宣传，作组织群众性拒用港币运动之准备；乙、进城后即宣布禁止港币计价流通，不必限期存兑，暂默认其持有；丙、组织推出港币换回物资，吸收港币存款并适当收兑；丁、组织内地物资支持；戊、加强市场管理和出入口管理。”该意见上报中央后获得了批准。

第二，成立接管广东的组织机构。为接管广东而成立的组织机构主要有两个。一是南华工作团。1949年9月下旬，中共华南分局决定成立南华工作团，其成员主要包括三部分人：早先由华中局派遣的南华工作队，其成员主要是从中原、华东、华北等老解放区抽调而来的同志；从中央和华北、东北老解放区抽调的南下干部；四野南下工作团的一部分同志。此外，为了充实力量，中共华南分局还从广东游击区和香港调来了部分人员。南华工作团和1949年6月成立的华南工作团都由华南分局直接领导，成为接管广州市和广东省的主要组织。二是军事管制委员会。1949年10月6日，为了进一步统一领导广州市的接管工作，中共华南分局决定成立军管会，在报经中央批准后，广州市军管会于10月21日正式成立。军管会由叶剑英任、赖传珠分任正副主任，肖桂昌、杨应彬分任正副秘书长，下设治安、财经接管、交通接管、军事接管、文教接管、房屋分配、物资处理、电信接管诸委员会以及外侨事务处、卫生接管部、司法接管部、供应部，统一负责全市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的接管工作。这里要强调的是财经接管委员会，它在赣州会议期间就已经成立，是在接管过程中负责人民币本币化的专门机构。财经接管委员会本来决定由易秀湘（任分局委员，未按时到任）、张云天（任广州市接管委员会委员）两人负责。张云天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派到广东财经金融工作的，他在南下途中牺牲后，总行改派方皋到广东领导开展金融工作。

第三，认真讨论确定大致工作思路。早在1949年9月11日至24日召开的赣州会议上，叶剑英就提出“应该开三次会议，一次讨论组织问题，一次讨论支前工作问题，一次讨论接管广东的政策问题。”其中的接管政策就包括货币政策问题。1l月15日至16日，中共华南分局又举行了由分局领导人和银行有关负责同志参加的财经问题讨论会，重点讨论港币处理问题、外汇办法问题、侨汇问题、金融管理问题等。经过认真讨论，最终确定了两大思路。一是先排挤存兑、循序渐进。叶剑英在这次讨论会上指出：虽然“坚决禁止港币在市场上流通，使人民币占领市场，这是毫无疑问的”，但“目前条件还不成熟。我们物资缺乏，配合机构没有建立，特别是珠江三角洲还没有被控制住。在这种情况下，要阻止港币和物资外流是不可能的。目前，广州许多物资要争取从香港进口，两地之间的关系不要搞得太紧张。因此，暂时应该允许港币在广州市流通，不宣布定期禁用。什么时候条件成熟，就在什么时候禁止港币流通。”二是由外到内、由下而上。虽然港币在广东事实上是唯一流通的货币，但其分布情况并不均匀，在华南者广东占90%，省内分布为广州80%。由于广州流通的量太大，且持有者很多是工商业人员，而广州又是华南最大的城市，如果从广州入手一则难度大，二则可能影响工商业的恢复发展。所以，叶剑英决定先从外围着手肃清港币。广州市军管会和财经接管会根据叶剑英的意见，派出大批干部到各地建立人民银行支行，掌握大量物资；派出宣传队到各地宣传动员，“在广州外围积极进行肃清港币的准备工作。”

雷厉风行扫荡十三行地下金融

为贯彻“以排挤为主”的方针，按照华南分局的指示，广州警备司令部在1949年10月19日以市军管会名义发表布告，明令“以人民币为本位币”；10月23日，广州市警备司令部规定：人民币兑港币的比率为每元港币兑换人民币500元（此后多次调整，11月16日调为600元，12月12日调整为1540元）；1l月15日至16日的财经问题讨论会通过了《广州市军管会关于严禁使用金银外币条例》（即“金字第一号布告”），11月18日正式颁发。《条例》宣布人民币为全国流通的合法货币，明令禁止外币流通。虽然新政权一再严令要以人民币为本位币，“但对于港币，因其流通普遍，兑换尚需时日，暂允许其按牌价使用”。

但从1949年11月中旬开始，在全国性物价波动影响下大批游资流入广州，以十三行为大本营的一些非法地下钱庄、“剃刀门楣”及金融投机商乘机兴风作浪，他们对市军管会的“市场流通以人民币为本位币”规定置若罔闻，肆意炒卖港币，严重扰乱金融秩序，致使港币兑人民币的黑市价格一再上涨：11月24日涨至1470元，12月4日涨至3333元，直至达“四千三百元”。仅12月2日和3日，丰泰、大德两个地下钱庄一面放出大批人民币，一面散布各种谣言，就“把人民币的价格一下子压低了三分之一”。叶剑英在回顾当时这种情况时说，从11月11日起，“受全国物价波动影响，大批游资流人广州，商人套汇，投机，物价直线上涨。因此，金融问题，已显示严重，逼着要解决，当着治安工作正在进行的时候，我们同时准备作金融斗争。”叶剑英判断，广州出现的这种金融“状况固然与外地游资涌入和供求关系有关，但是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旧有的、潜在的经济体系在作怪。因此，必须采取经济的和政治的两种手段，给这种经济体系以严厉打击。”11月27日至12月1日广州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叶剑英在开幕会上明确指出，国民党反动地下人员“通过和他们有联系的投机商人，兴风作浪，扰乱金融，操纵物价，非法贬低人民币信用，企图借此破坏我们的社会秩序与经济秩序。”与会代表强烈要求政府取缔非法的地下金融机构。12月3日至5日，叶剑英主持召开华南分局常委扩大会，重点讨论取缔地下钱庄及“剃刀门楣”问题，会后华南分局向中共中央和中南局提交了《对投机商采取办法请示》，决定给金融投机分子以严厉打击。在确立了打击计划后，叶剑英要求市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和人员，对地下钱庄和“剃刀门楣”的情况进行秘密调查，搞清其名称、位置、主管人员及其他具体情况，“然后列表登记，经市政府审查批准后再行查封，以便稳、准、狠地进行打击。”

会后，有关各方积极准备人员、侦查情况、制定方案。1949年12月5日扫荡行动正式开始。根据当时在市军管会纠察大队任职的王若回忆，“在扫荡地下钱庄行动前夕，上级通知我到市公安局参加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十多人都是纠察大队各中队的负责人。会议由当时的市公安局副局长孙乐宜主持，一位穿唐装的地下党员余美庆简要说明了要打击的对象名单和商号的门牌号，交代完毕后，每位与会者都领了印有市军管会字样的封条。”回到队部后，王若所在的纠察大队第四中队立即行动起来。这天参加行动的计有广州市公安纠察大队四个连、公安总队三个连、公安干部学校一部、警备司令部一个营，广州市工人纠察队400余人、学生100余人，共约2000余人。他们先在中山纪念堂秘密集结，由广州市副市长朱光做行动动员。下午2点，在广州市公安局长陈泊、副局长孙乐宜、陈坤的亲自率领和指挥下，行动人员分乘卡车疾驶到太平南路（现人民南路）与十三行的交叉路口，然后按照事先的部署迅速冲入十三行路。由于事前准备充分、保密工作做得到位，当天正常“开市”的大部分金融投机人员全然不明就里，直到被扫荡人员团团围住时才如梦初醒，“大多数金融投机人员甚至来不及反应，就被我们控制住了”，整个行动“仅两小时即结束，市面安静如常”。这次行动共计查获地下钱庄170家，“剃刀门楣”498档，拘捕1016人。这些人被分批送至北较场第一监狱收押。

随后，广州市人民政府对被拘捕人员进行了审讯。当时采取的策略是“分清敌友，争取坦白和可以改造分子，孤立、打击顽固、狡猾分子，瓦解敌人的阵营。”朱光还亲自向被押人员讲话，阐明党和政府的政策。审讯工作自12月7日开始，一直持续了30多天。政府公诉书列举的罪行包括：违反人民政府法令，非法进行投机炒卖人民币、白银、黄金和外币；经营投机的方法汇兑和走私外币、金银；私用私设电台；制造假账，蒙蔽政府，掩护黑市；利用经纪，造谣惑众，推波助浪，扰乱金融。经过审讯，绝大部分被捕人员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坦白。根据审讯得到的线索，政府又搜缴了秘密电台26座，电话62部。1950年1月10日，广州市人民法院组成临时法庭公审了400多名地下钱庄和钱档的老板、店员，判决分为三个等级：资金在15万港元以上者为甲级、2万港元以上者为乙级、5000港元以上者为丙级，并分别予以不同程度的罚款（钱庄共罚旧币80亿元）；对于坦白认罪者在交清罚款后予以取保释放；对于“剃刀门楣”，则根据其犯罪程度不同，重则没收所有投机资本，轻则交保释放。经过这场雷厉风行的斗争，广州的金融投机活动遭到沉重打击，人民币信用大大提高，金融市场很快趋于安定。1949年12月10日，人民币和港币兑换牌价和黑市价就基本持平了。

循序渐进禁止港币流通

扫荡十三行的行动虽然严厉打击了地下钱庄及“剃刀门楣”的投机活动，但因为交通没有完全恢复，物资供应跟不上，致使港币在黑市上的价格不久又出现反弹，到1950年2月2日竞涨至3400元。此时，全面禁止港币流通的条件也日渐成熟。一是随着军事斗争的胜利，社会治安形势趋于好转。二是人民币流通范围日渐扩大，逐渐占领了更大的市场。三是交通状况有了较大改善，政府掌握了较多的物资。四是大规模宣传扩大了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扫荡十三行之后开展的群众性“拥币”宣传运动。1949年12月6日，新政权组织了2万余名工人和学生上街宣传，揭露地下钱庄的罪恶、宣传政府的政策、揭批港币的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性质，并组织抽检商人账目、督促以人民币为本位币进行结算。在这种情况下，新政府开始考虑全面禁止港币流通。华南分局和叶剑英的想法获得了中央的认可。当时中财委还要求广东方面注意四个事项：第一，准备物资，以支持本币；第二，提高牌价，以免禁用后被迫猛提；第三，全国各大城市配合，以免给投机者以可乘之机；第四，“不必提到是否禁止持有，并不必限定期限”。

1950年2月1日，叶剑英主持召开了广州乃至全国货币斗争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禁用港币，调整牌价”的会议。第二天，广州市军管会颁布了《严禁港币流通使用》的布告（即“金字第二号”，2月3日由《南方日报》公开发表）。布告明确宣布：“自即日起，禁止港币及一切外币在辖区内市场流通使用及私相买卖，但为照顾人民利益，准予向中国人民银行各分支行兑换人民币使用，至2月10日后仍有使用或私相买卖外币者，一律以破坏金融论处。”同一天华南分局还发出了《分局对各地禁用港币指示》，该指示规定：肃清港币“首先坚持以大力从城市做起”；毗连广州的珠江、中区、西区应该积极配合，牌价可略低于广州，但自2月10日起与广州一致，收兑的港币可临时送到广州换回人民币；潮汕、兴梅、东江、北江应加强贯彻检查，并注意调整牌价；南路可暂缓执行，但要注意调整牌价。从而揭开了全面禁用港币的大幕，广东的港币之战由此进入“以存兑为主”的阶段。

“金字第二号”及《分局对各地禁用港币指示》发布之后，为了搞好存兑工作，新政权采取了多项积极措施。首先，调整兑换价格。根据中财委的指示，2月2日将港币牌价从每港元兑人民币2000元调整为3700元，港汇从3415元调整为3750元。其次，更广泛深入地开展宣传活动。这种宣传工作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由工人和学生出面，政府共计动员了5000多名工人和学生，从2月10起连续三天到各区进行禁用港币的宣传活动，宣传政府的政策，要求各商店盖章贴上“本店拒用港币，只用人民币”的标语；另一方面则由政府出面召开各行业座谈会，解释政府禁用港币的政策。第三，保护好存款者的权益。为了鼓励港币存兑，中国银行修正了《外币存款暂行章程附则》，允许外币存款户保有将外币存款移作自备外汇、或按侨汇优待牌价支取人民币的权利。第四，创造便利兑换的条件。人民银行一方面积极扩大分支机构，到1950年底止，除分区行和省行外，全省共建行97个，其中专区办事处8个（北江、粤中、西江、珠江、南路、潮汕、兴梅、东江），支行89个；另外还设有广州市分行和海南分行。同时增加兑换网点，在1950年4、5、6三个月中，人民银行在各市镇增设兑换处320处。同时，人民银行还专门派出10辆巡回兑换车收兑港币。第五，稳定物价。1950年3月，中央大力推行统一全国财经工作的政策。广东因为实行了“三平”政策（即财政收支平衡、物资调配平衡、现金收支平衡），物价逐渐趋于稳定。此外，银行还以“收存款、建金库、灵活调拨”为中心任务，对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业实行现金管理，办理转帐结算业务。

由于措施得力，广东的港币之战很快就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收兑量大幅度提高。以广州市为例，1950年3月中旬以后每日的港币收兑量比以前每日最高量增加了100倍；从整个广东来看，仅1950年一年全省就收兑港币9211.3万元。据估算，截止1950年9月底，停留在华南民间的港币已不到原来的五分之一，人民币已经完全占领了城乡流通市场。二是人民币币值稳步提高，外汇牌价逐步挂低，改变了以前牌价跟着黑市跑的恶性循环，迫使黑市价格跟随牌价逐步下降。1950年全年平均下来，广州的港币黑市价格只高于牌价的2.65%，低于上海美钞黑市的牌价4.24%。1950年10月6日，叶剑英在广东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宣布：“一年来，由于中央财经政策的成功，人民币击退了港币，首先在各城市占领了阵地，现正一步一步地进入农村。”在这种情况下，1950年12月19日中共华南分局财经委员会发布了《禁止港币持有问题》的指示，宣布自1951年1月起禁止港币持有，“限港币持有人在1月1日至1月31日一个月间向银行兑换，过期不兑者依法处理”。至此，广东全省基本肃清了港币，人民币占领了全省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