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朱敏

当今世界，有人称之为乱世，至少是个没有硝烟的战国时代，置身其中的任何国家，都难以自外于这个让人恨爱交织的“最好的坏时代”同时也是“最坏的好时代”。那些怀揣着大国崛起梦想的国家，更是欲拒还迎地“与狼共舞”——国际经济政治的较量，自然少不了动物精神，但我们更呼唤多一些理性博弈

非理性繁荣与动物精神

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罗伯特·席勒，想必大家不会陌生。他曾用“非理性繁荣”一词来预言全球金融危机。其成名之作《动物精神》一书的合作者，是十二年前就和迈克尔·斯彭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一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乔治·阿克洛夫。该书前言中有这样的话：“要想理解经济，就必须要理解它是怎样受动物精神驱动的。正如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是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一样，凯恩斯的‘动物精神’则是另一种经济观的基调。”

在全球经济持续衰退的背景之下，席勒代表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流派斩获诺奖，何尝不是对现实的一种隐喻。无论是“非理性繁荣”还是“动物精神”，都是标准的凯恩斯语录。对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新凯恩斯主义者，基本主张都是政府对市场有限干预。这可比传统计划经济和市场原教旨主义来得讨巧而现实多了。

市场有潜在的非理性冲动，所以需要政府调控；话说回来，政府也有潜在的动物精神，所以需要法治保障。不过，生了大病的经济体需要的是恢复元气，那些话就成“正确的废话”了，必须有可落地、能治病、疗效快的政策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