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淑晶

1908年，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写道：“递文事式微，则种人之运命亦尽，群生辍响，荣华收光。” 面对腐朽衰残之中国，鲁迅呼唤恶魔一样的摩罗诗人，奋起建立新秩序。20世纪上半叶，“摩罗”诗人相继出现，他们揭露社会丑恶，深情抒写他们的国家和民族想象，祈望一个理想的中国，这些诗人对理想中国的书写与想象颇值得关注和分析。

一、线性时间叙述模式与未来中国预言

现代诗歌中的理想中国书写多伴随着对现实中国的挞伐，形成现实中国与理想中国两种叙述并置之势。乍看来，并置意在由现实引出理想，然而，诗人借由并置建构出一种含蕴深沉思想、坚定信念的线性时间叙述。在这种叙述中，中国、中华指称一个种族、一个国家、一方土地等意涵皆发生了退居，它被诠释为处于过去、现在、未来时间流中的生命主体，苦难的现实中国是“现时”的中国，理想中国是它的“未来”。

郭沫若曾经为“五四”思潮振奋，把“五四”之后的中国想象成“年青的女郎”（《炉中煤》）。如果说像五四思潮这样的国家事件有让诗人憧憬未来的现实基础，那么内忧外患的国家状况则完全不具备构想理想中国的土壤。然而，仍然有一些诗人抒写理想的中国，并坚定地把它放在“未来”时间点上。臧克家的《不久有那么一天》作于1931年。当时本已破败的中国又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可是诗人热情抒写理想的中国：“不要管现在是怎样，等着看，不久有那么一天，宇宙扪一下脸，来一个奇特的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