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为

中国近现代以来的都市化进程和都市文明，其中最为“先进”的步伐和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从一开始，就是与中华文明传统所主宰着的广大区域的国家建构相背离的：起初，作为西方殖民主义扩张的一部分，它在政治上游离于国家主权和疆界的边缘地带；后来，它在文化上更加倾向于自觉不自觉地认同西方文明及其价值理念：“它的生活时尚和步伐紧跟伦敦、巴黎和纽约，它的日常生活与其说与中国其他部分相连，不如说同西方现代都市文明息息相通，也就是说，上海似乎只是偶然在地理上属于这个国家”（张旭东：《现代性的寓言：王安忆与上海怀旧》）。国家主权意义上的租界面积有限，但在文化价值和文明观念意义上遗传的“租界”和“租界心态”，却主宰了几代中国人的文化思维和文明价值理想。殖民主义带来的屈辱感和文明间的不平等待遇，很快被“西方的等于现代的”、“中国的等于落后的”这类“文明等式”和历史功利主义心态所平衡掉，因而不断以西方文明的价值标准品评、肢解我们自己的文明传统和文明整体性。在这样的情境当中，现实乃至想象当中的“都市文明”，由于它与西方文明含混不清的关系，在一部分人可能是一个被顶礼膜拜的文明乌托邦，在另一部分人那里也许成了被诅咒的地狱之城，当然也有人想将都市文明完整地纳入中国现代历史的连续性和合理性当中（比如上引文章）……文明心态上的种种破碎和扭曲，使得中国的都市文明没有成为中华文明的高地和堡垒，反而成为一条含混不清的文化和文明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