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邦

1981年初冬，我们的儿子出生一个多月，妻子产假即将结束，要去上班，只得请母亲从河南老家到北京帮我们看孩子。在开封工作的弟弟给母亲买了火车票，送母亲在郑州登车。弟弟提前到邮局给我发了电报，报明车次和到站时间，让我到北京站接母亲。岔子出在那天是个星期天，弟弟又把电报发给我供职的报社。等星期一我上班看到电报，早上八点半都过了。我叫了一声不好，顿时急出了一身汗。须知母亲乘坐的火车早上六点多就到了北京，已下车出站两个多小时。母亲以前从没有到过北京，老人家不识字，不知道我家的地址，她只能在车站等我。不难想象，母亲在车站等了一个多小时，又等了一个多小时，迟迟不见她的儿子出现，不知有多么焦急！我放下一切事情，马上坐公交车往车站赶。

我们报社离火车站比较远，坐车从报社赶到车站，至少还需要半个小时。我第一次嫌车行速度太慢，第一次体会到心急如焚是什么滋味。平日里我做事还算比较从容，可那一次，我无论如何都管不住自己的心急。

终于到了车站，我一步跳下公交车，一路向站前广场跑去。广场上人山人海，只有一个人是我母亲，母亲好像被人海淹没了，我到哪里找我的母亲呢？我先来到出站口，看看母亲是否还在那里等我。我看遍了等在出站口的所有人，没有，没有我母亲。广场不是我们村，要是在我们村，我放开喉咙，大喊几声娘，母亲会听得到。可车站广场不适合大声喊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