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跃，王敏，李军锋，王伟志

(重庆理工大学管理学院，重庆 400054)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研究综述

刘军跃，王敏，李军锋，王伟志

(重庆理工大学管理学院，重庆 400054)

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直接服务于工业生产的现代服务业，对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已经证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已成为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本文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形成机理、集聚的测度及影响因素等方面，对国内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评论。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测度;影响因素

随着“服务经济”时代的到来，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在与制造业的协同共生发展中，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及国民经济的结构调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研究起初局限于内涵的界定及其分类，到了70年代，随着产业集聚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开始关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相关问题，并取得了较丰富的研究成果。本文拟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形成机理、集聚的测度及影响因素等方面，对目前的相关研究理论及方法进行梳理，为开展生产性服务业的相关研究提供思路和参考。

一、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形成机理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是指在一个经济区域体内，通过生产性服务的专业性、信息性、知识性、关联性等吸引相关企业在地理位置相近区域内的逐渐聚集。关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形成机理，国内外学者从集聚动因角度提出了以下几个主流观点。

(一)获得成本优势和收益剩余

D·Keeble＆L·Nacham［1］、唐珏岚［2］、高运胜［3］等研究者均认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动因主要是为了获得成本上的优势，包括交易成本、信息成本、配套成本等方面。而丹尼尔·贝尔指出，服务业集聚后的互补共生不仅可以获得成本的节约，还可以增加收益［4］。李丽秀分析服务业集聚的动力机制，认为制造业集聚是追求成本节约，而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不同，服务业集聚主要是为了收益剩余［5］。

(二)实现产业融合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共生发展被大多数研究者所论证。刘辉煌通过对中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因素的分析研究，得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有着一定的相关性［6］。韩明华认为生产性服务业是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的，为了达到与制造业的协同，生产性服务业会以集聚的方式促进与制造业的互动发展［7］。丁静秋认为服务业集聚是为了完善与制造业的创新互动模式，从而带动经济结构调整［8］。姚战琪认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不仅与制造业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产业之间也存在互相投入、互相推动的产业关联联系，正是这些推动了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化发展［9］。

(三)获得中心辐射效应

部分学者认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具有中心辐射效应，集聚区域的企业可以实现各种资源共享。早在1970年，英国学者Alexander通过对伦敦、悉尼等地区的调查，指出生产性服务企业追求集聚的主要目的在于:有利于同政府机关的接触，有利于接近顾客、关联企业，及其他服务业等［10］。Senn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在空间上集聚，主要是因为企业之间便利地享受相互间的服务［11］。Pandit分析认为金融服务业的集聚有利于金融服务企业之间的支持性服务，且金融服务企业选址于著名的服务业集群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声誉［12］。Rolf Stein从文化资本的视角认为生产性服务企业在空间上集聚，会使这些企业形成共同的价值观、信念和默认的理解，从而使集聚的企业共同获益［13］。Illeris (1989)认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有利于享受人力资源的“蓄水池”［14］。张波就辽宁省集聚的效应进行研究，认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以带来区域品牌效应［15］。

综上所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是成本节约、学习创新的内在动因和政府制度、环境影响等外在动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测度

关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测度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国内外尚没有提出专门用于测度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方法，而是借用其他产业集聚的测度指标和模型(如表1所示)，测度的角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区域内某行业集聚度的测量

1．基于行业角度测量

在运用行业相关数据进行集聚度测量的主流方法中，区位熵的运用最为广泛，采用的数据大致包括行业就业人数和行业产业增加值两类。如刘湘妃［16］、陈英姿［17］、刘辉煌［6］、田家林［18］等，分别采用区域某行业就业人数就浙江省，辽、吉、黑三省，中部地区81个地级以上城市，长三角地区中几个具有代表性的生产性服务行业的集聚进行了测度。浙江省地方统计调查局课题组［19］、邓桂芝［20］、董昕灵［21］、刘周洋［22］等采用区域某行业产业增加值分别对浙江省，全国，东中西三区，广州的一些生产性服务行业的集聚度进行了研究。

相较于区位熵，空间基尼系数虽然同样简便直观，但由于计算中需要对下级城市相关数据进行加总，而目前国内的统计年鉴中并未公布这些数据，所以运用不如区位熵广泛。李文秀采用空间基尼系数对美国服务业行业区域集聚程度进行了研究，得出集聚度最高的行业是证券、保险和铁路，集聚度最低的是医疗卫生业［23］。陈建军等采用空间基尼系数对14个服务业的集聚度进行研究，排在前5位的均为生产性服务业［24］。张波对辽宁8类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度进行测量，其中集聚度最高的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15］。

2．基于企业角度测量

从企业的角度计算行业集聚是根据少数企业在业内的经济优势判断行业集聚度，主要有赫芬达尔系数和行业集中度。由于此类方法需要使用到企业的具体数据，对数据的要求较高，所以较少被运用。周蕾［25］、李文秀［23］、贺天龙［26］等采用赫芬达尔系数分别对浙江11个行业、美国12个服务行业，珠三角9个城市的7个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集中度进行了计算。雷蕾采用行业集中度对我国7个代表性的现代服务业的集聚度进行了测量［27］。

(二)区域集聚差异度的测量

所谓区域集聚差异度是指不同的几个区域间集聚水平的差异，反映的是资源配置的效率性和公平性，主要测度方法为锡尔指数模型和克鲁格曼专业化指数。

1．锡尔指数模型

锡尔指数模型通过区域生产性服务业平均集聚度与各省、市的相应指标的对比、求和，得到的Theil(A)指数值来反映区域集聚差异度。邓桂枝基于锡尔指数模型分析了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个地区的集聚差异度，发现我国2005—2009年东部地区的集聚差异值均大于0．2，而其他三个地区均小于0．05［20］。申玉铭、邱灵等年采用锡尔系数探讨了中国31个省的服务业发展的区域差异，同样得出东部沿海省市县Theil(A)明显高于中西部省(区、市)的结论［28］。

2．克鲁格曼专业化指数

克鲁格曼专业化指数(D)是用就业统计数据构造区域、国家分工指数来分析国家或地区的区域专业化。张旺采用克鲁格曼专业化系数对京津冀都市圈的行业结构差异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京津冀10个城市之间的D值均在0．1～0．5，说明京津冀生产性服务业内部行业的结构差异都较大［29］。曹敏［30］、蔡翼飞［31］也利用变换了的克鲁格曼专业化指数计算我国服务业行业集中度。

对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的研究，在尚未提出一种专门针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测度的方法时，国内外学者主要是从区域内行业集聚度和区域集聚差异度等上述角度进行了探讨。关于测量方法，除了上述主流的几种外，有些学者还采用了一些非主流的方法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进行测量，如张旺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对京津冀都市圈的城市整体集聚度进行测量［29］。邓桂枝采用生态位适宜度模型对国内22个省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区域集聚适宜性进行了评估［20］。有些研究者为了避免不同计算模型在结果上的偏差，还同时选择几个指标对区域某行业的集聚进行测度，如任英华等选取了空间基尼系数、赫芬达尔指数、地理集中指数三个指标测算了湖南省服务业的集聚程度［32］。贺天龙等利用赫芬达尔指数和区位熵对珠三角九市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进行了实证研究［26］。在以后的研究中，能否在结合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特征，考虑充分利用现有统计数据基础上，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测量方法作进一步探索。

三、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因素

大量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以有效促进集聚区域的经济增长。因此，深入分析影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因素，对加快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国内外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因素的探讨，主要基于以下视角。

(一)基于要素视角

作为以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为主要投入品的现代服务业，一个城市的知识溢出水平等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水平有很大影响。Marshall早在1920年就提出一个地区如果有熟练的劳动力市场将促进产业集聚［34］。陈建军就知识溢出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24］。刘周洋认为生产资料要素是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只有一个区域性中心城市拥有较完善的基础设施、较多的人才才会聚集，才能够满足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要求［22］。

(二)基于制度环境视角

部分学者认为，一个地区的政府政策、制度与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有着一定的关联。Eschenbach对东欧和中亚24个转型国家的研究表明，放松服务业管制，将极大地促进服务业的集聚发展［35］。张波在研究辽宁省生产性服务业的动力机制时，认为制度因素是影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重要方面，其中包括政府的区域战略决策、政策引导以及服务体系的建设与管理等［15］。任英华［32］、张益丰［36］、刘辉煌［6］、王翔［37］亦认为，政府主要通过产业发展政策、税收体制、金融手段及其他优惠措施等宏观调控政策促进服务业集聚，汪德华［38］与陈建军［24］则认为政府规模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水平成反比。

表1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测度的主流方法

(三)基于信息化水平视角

生产性服务业是信息技术密集型产业，其发展很大程度上依托于信息网络与信息技术的运用与发展，信息通信技术可以有效地提高生产性服务企业的效率与服务质量。金融、商务服务、研发设计与物流运输等生产性服务业对信息技术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Nunzia和Carbonara以意大利产业区为例研究了信息技术的渗透对产业集群带来的影响，他认为信息技术的扩散一方面不会改变原有集群的结构，但它会使得集群中的企业和不同集群的企业形成网络化，同时也促使“虚拟集群”的形成［34］。任英华［32］，陈建军［24］验证了信息化水平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程度，认为其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四)基于产业关联视角

生产性服务业属于制造业的中间投入品，制造业的发展不仅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产生需求，而且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也会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进一步促进制造业的发展，两者之间是协同关系［39］。因而，制造业的集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刘辉煌选取全国81个地级以上的城市，实证研究了制造业集聚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关系，结果显示，制造业集聚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有着显著的正相关［6］。Richard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关联度最高，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次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最低［40］。

综上所述，城市规模、区域制度环境、信息化水平、制造业集聚等是影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几个主要因素。

四、研究述评

总体而言，目前国内外关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但较于产业集聚的相关理论还显得较为单薄。首先，在理论及测度方法方面，现有的大多数关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理论及测度方法都是沿用于制造业，缺乏专门针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系统理论及研究方法;其次，对集聚的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大多选择北京、上海，珠三角等一些发达城市和区域，提出的政策建议对全国其他省份并不能起到很好的指导和借鉴作用。因此，笔者认为，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研究，有必要结合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特性，对除北京、上海，珠三角等一些发达城市和区域以外的其他地区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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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代应)

Literature Review of Agglomeration on Producer Services

LIU Jun-yue，WANG Min，LIJun-feng，WANGWei-zhi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Chongqing 400054，China)

As producer services supporting themanufacturing industry directly ithas significantmeanings to the economic structural optimization．Reviewing the development experiment of the developed countries，the agglomeration of producer servic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engine of economic growth in metropolitan areas．This paper reviews and combs the current research results of agglomeration of producer services，at home and abroad，from the aspects of formation mechanism，the measure and the influence factors．

producer services;agglomeration;measure;influence factors

F719

A

1674-8425(2014)07-0034-06

10．3969/j．issn．1674-8425(s)．2014．07．007

2014-01-18

重庆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项目(14SKK08)。

刘军跃(1970—)，女，江苏南京人，教授，硕士，研究方向:工商管理。

刘军跃，王敏，李军锋，等．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研究综述［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4(7):34 -39．

format:LIU Jun-yue，WANG Min，LIJun-feng，et al．Literature Review of Agglomeration on Producer Services［J］．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2014(7):34-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