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陈晔

除了首都、直辖市和省会，被“觊觎”的城市头衔还有很多，比如副省级城市以及这个听起来高不成低不就的“较大的市”，千万别小看后者，这个头衔也要得到国务院的批准，背后代表的是实实在在的城市地位以及特别的权限——比方说，立法权。

于是，为了这些头衔及其背后的好处，城市们不惜做出诸如连续27年在两会上执着申请同一个头衔、“自费”买名号、派官员向总理“苦苦哀求”这样的行为。但即便如此，依然有很多城市对特殊待遇求而不得。

宁可自费也要当副省级市

副省级市是一种行政级别，而不是行政区划级别。简单来说，就是这个称号实际上不是来自这个城市本身，而是来自于市政府机关主要领导们的级别。

副省级市的主要优势在于，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划上将其与省级行政单位统一对待，也就是说，这些城市已经有了省一级的权限，只不过依然要纳入所在省的管辖。

副省级市的前身是所谓的“计划单列市”，判断标准就是其独特的经济地位。1994年，中央把原14个计划单列市和杭州市、济南市共16个市的政府机构行政级别定为副省级。1997年3月，重庆市升格为直辖市后，副省级市减少为15个。副省级城市大多数是省会，非省会城市只有大连、青岛、宁波、厦门和深圳这五个。

虽然国家早就声明：“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考虑增加副省级市”，但这并不妨碍各地级市的热切追求。曾有来源不明的消息称赣州、襄樊、安庆、株洲、洛阳等十个城市将荣升第二批副省级市，第一批副省级市还被要求在经济上给予它们“有力的帮助”。

另外一些城市没有“传谣”，而是用实际行动让自己当上了副省级市——没错，它们决定“自费”。

“自费”的方法很简单，就是用地方财政补贴高出来的工资差额——因为副省级城市的政府机构要比地级市高半个级别，相应的政府官员的工资也要高半个级别。自费享受副省级待遇的城市有昆明和贵阳。

“较大的市”拥有立法权

从1987年至今的27年里，每年全国“两会”前夕，温州都会专门为同一个建议或议案做准备，那就是请求国务院批准其成为“较大的市”。

可惜一直未能如愿。

不是因为温州这个城市还不算“较大”。“较大的市”其实是一个法律概念，是为了解决地级市立法权而创设的。地级市一旦获得“较大的市”的地位，就拥有了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立法权。

国务院共分四次审批了19个“较大的市”（后重庆升为直辖市）。1993年之后的20多年里再未有城市获批。直到去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逐步增加较大的市数量”，被视为重启“较大的市”审批的信号。据《南方日报》统计，目前至少有近20个城市传出申报“较大的市”的意向。江苏常州市市政府还将争取成为“较大的市”列入“2014年30个重点工程”之中。

先富牌照：沿海开放城市

1984年，大连、青岛、上海、温州等14个沿海城市，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城市。开放城市自然会有较为开放的政策，这些城市可以获得宽松的外资项目审批权限、对外资企业的优惠待遇、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增加外汇使用额度等“特权”。

首批沿海开放城市被证明确实可以“先富起来”。到2006年，这14个城市的生产总值达到40449亿元，占全国的19.3%，相当于用全国十三分之一的人口创造了占全国五分之一的财富。

值得一提的是，第一批开放城市公布后，威海一直声称自己是第15个沿海开放城市，并总是通过各种渠道不断透露这样一条信息：当年威海市领导发现自己不在开放城市之列，为了不让居民失望，特地上京找到了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据理力争。

1987年，国务院终于批准威海市区享受等同于14个沿海开放城市的优惠政策。

武汉、郑州铁路枢纽之争

既不沿海、又不是副省级的内陆城市们还能争夺什么头衔？最激烈的竞争故事发生在武汉和郑州之间，它们抢的是“全国铁路中心枢纽”。

作为“火车拉来的城市”，最繁荣时的郑州铁路局曾经管辖着湖北、陕西等四省的六个铁路分局，是中国最大的铁路枢纽。

但从2004年开始，郑州的枢纽地位就不断被削弱。当时铁道部提出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将武汉定位为全国铁路四大枢纽之一——另外三个，当然是北上广。2004年4月18日凌晨1点18分，Z38次列车从郑州呼啸而过，结束了郑州火车站建站百年以来逢车进站必停的历史。

2005年3月，湖北籍的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把郑州铁路局一分为四，又分出武汉铁路局，并把河南南部划归武汉局管辖，彻底结束了郑州铁路局的光辉岁月。

成不了县级市就要被大城市吞掉

撤县设市是中国所有县城的梦想，即便县级市依然要归地级市管辖。在1997年之前，我国曾经有过一轮大规模的撤县立市大潮，随后，县升级为市的大门便基本关闭，之后撤销的县，大多成了附近城市的一个区。

自从十八大表态要推动新型城镇化，全国的县城们又看到了“变身成市”的曙光。“市”不但名头好听，对招商更有好处，而且可以得到更多的资源分配，更主要的是，领导们的提拔机会也会随之增加。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