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阳+郝苗苗

【摘要】身处物质化与泛媒介化的社会中，特别是弱势群体，其生命、自由、尊严经常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与保障。因而，我们的媒介批评理论建构，自然面临着如何通过科学深入的媒介批评，合理引导和调动媒介力量，来推动当下人文精神建设的重大任务，而这一任务的核心就在于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在社会中重新树立“人”的主体意识。而要达到这一目的，从媒体出发必然要在制度建设、经济发展、文化培养、个人价值塑造传承方面进行推动。

【关键词】新媒体；人的价值；泛媒介化

媒体泛滥与人的淹没

人在海量信息的狂轰滥炸下，很容易迷失自我甚至被信息异化。由于个体人的时间、精力和接受能力有限，大规模的、长时间信息输入会导致焦虑不安，甚至信息接受障碍的状况（指虽然能够识别信息但是处理记忆能力降低，不能再接受新的内容）。然而身处泛媒介化时代的我们已然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信息主动权，铺天盖地的广告、持续不断的信息推送、便捷的信息联通方式将人时刻淹没于信息大潮之中。具体而言，媒体泛滥对人的淹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时间被无意义地耗费，或曰无价值批量消费。媒介的无孔不入占用并浪费了人们大量的时间，随着科技进步与物质发展，我们的工作和生活越来越离不开媒体。例如在工作中，依靠电脑、电话、手机、电子邮件等随时随地交流沟通已是必需。而在下班消遣时，人们也习惯通过电脑、电视来打发时间。甚至在零碎时间，例如餐桌前、上下班的公交车上，也越来越习惯低头看手机，刷社交网络。而且随着智能移动终端的普及，媒体正在无孔不入地侵入人们的生活，挤占人们有限的时间，以至于很多人得上了诸如“手机强迫症”“微博焦虑症”“网络依赖病”等媒介现代病。

第二，对思维能力和人文价值的侵蚀。当人们习惯于依赖新媒体的如影随形、习惯于无所不在的信息推送时，人类大脑正不可避免地被各种信息填满，变得麻木迟钝。受惠于移动互联技术的发展，现代人的生活便利程度在不久以前还是无法想象的，例如随时刷刷微信、微博以了解亲朋好友的状态和热门新闻，出门前查看天气预报以未雨绸缪，打车用APP提前预订而不用盲目等待，去往新的地区可用各种基于LBS的应用来获得商家、景点的信息，去陌生城市可用手机导航避免迷路等。不过基于人的需求而诞生的大量应用信息在给人们带来极大方便的同时，却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媒介依赖、工具理性泛滥等情况，例如个人现在不需要知道为什么、不需要依据思考判断来做决定，仅仅是依靠智能终端来帮助实现。而长此以往多数人将不可避免地被培养成严重依赖新媒体的用户或消费者，而不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独立主体。另外，在这里我们无意讴歌原始主义，事实上笔者也在享受新技术的种种便利，但是其背后巨大的工具理性逻辑却也不能不让人思考，使用者即人本身，是否在以最实惠便捷的方式得到满足时还能享受到那种求索、思辨、犹豫、决断的过程之乐呢，而对工具理性的热情拥抱是否能够真正做到关怀人、尊重人而非简单地将用户当作消费者呢？

第三，丧失主观能动性和行动力。商家、媒体在占据人们大量时间、精力的情况下，通过浅薄的内容正在将人们培养成一群习惯接受、转发、乐于围观却懒于输出、思考的“乌合之众”。如今，理性的思考早已抵不过汹涌的围观跟风，而亲身去经历也远不如通过媒体、意见领袖的转播来得真实，因为个人毕竟观察能力有限，有时候即使亲身经历所获得的信息也不如记者深入调查后得出的结论全面、确凿，于是“书生不出门，便知天下事”成了现代人最生动的写照。而且那些本应实地参与的活动也纷纷假媒体方便实惠之名在各种屏幕前予以解决，例如剧院表演、现场讲座、音乐会等现场体验最佳的活动，人们也习惯通过电视、网络来收看，只用被动地旁观即可，完全不用主动参与。另外，电子屏幕的缤纷绚烂与实时互动也让越来越多的人习惯安居在屏幕前工作、生活，主动与外界疏离，如今大量宅男、宅女、剩男、剩女的出现不能不说与此相关。总之媒体的无孔不入造成了人们对媒体的日益依赖，过度地沉溺其中则让人变得对现实世界缺乏应有的接触和感知，长此以往，无疑将会导致人与自然的疏离并且丧失敏锐的感知和探索能力。

以上是从个人层面分析当下人的异化，当然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且作为基本社会单元的个人最终构成了社会这个有机体。随着物质化与泛媒介化包围下“人”的异化，我们的社会也正在被悄悄地改变着，而在社会层面突出表现为当下社会人文精神的缺失。

物质化、泛媒介化包围下的人文精神缺失

在讨论媒介对人的影响时，虽然我们肯定媒体的强大力量，但是前文并非基于传播学效果理论中“靶子论”“魔弹论”（意即媒体对受众拥有超强影响，作用如同子弹打靶、魔弹加身一样显著）的说法，而是将媒介与公众放在社会这一场域下予以讨论。我们认为媒介与受众相互影响并循环互动，并最终影响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态。这种互动一方面表现在媒体为扩大发行、赚取利润会通过各种途径如提供迎合受众的内容来吸引人、影响人；另一方面，受众也通过收视率、点击率和关注度来刺激媒体进行相关内容的生产，最终互动的结果是对大众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巨大作用力。事实上在商业化竞逐中搏击的现代媒体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通过提供更多通俗、刺激的内容来迎合受众，而受众的关注又刺激媒体继续进行生产，这一循环可由美国19世纪的“黄色新闻”泛滥说明，不过社会作为有机体总归会有矫正之力出现。而当下中国社会上演的一幕幕媒体担纲、受众喝彩的重口味内容生产循环也在警示我们，必须重视人性、建设人文精神。

事实上，在当下的中国，个体人特别是所谓的弱势群体的生命越来越不为人所重视，生命的“重量”正在被不断异化中变轻。钱理群在讨论当下中国人面临的生命存在危机时曾引用了《南方周末》的一组数字：中国现在年均有28万人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而据世卫组织统计，全球年均有100万人自杀，中国就占到近三分之一。究其原因，钱先生认为是中国人现在面临着经济、精神、道德困境三座大山的重压所致，而解决之道就在于赋予个体生命以意义，重建道德、价值与生活。[1]学者的思考来源于现实，而现实往往更加沉重，如河北农民郑艳良自己锯腿的事件即是一例，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件事情的时候，可以看到作为一名普通的国家公民，在出现病患的时候，不能通过正常的医治渠道进行病痛的去除，而是采用非正常的、残忍的、冒生命危险的方式即“自己锯腿”来残存生命。这一事件表面反映的是主人公的个人悲剧，背后则反映出社会民生保障的缺失，更折射出个体生命的不受重视。虽然通过媒体报道，郑艳良最终得到了捐助和关怀，并且在不久后成功安置了假肢，但是今天的郑艳良可以通过媒体的曝光以非正常方式解决个人危机，而明天社会上又有多少“郑艳良”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得到为“人”的真正权益。从根本上讲，这是一个社会中的“人”的因素表达失位的问题，媒体报道尽管给了郑艳良一种非正常方式的补给，却也有更广泛意义上的人文精神无法企及的终极遗憾。

又如，2013年7月23日，北京两名驾车男子与一推童车行走的女子发生争吵，其中一男子竟然将车中女童重摔在地上，而20日河南省林州市也发生了一起“民警摔婴”的惨剧。另外，泄愤报复杀伤无辜平民的恶性事件也屡有发生，如黑龙江海伦市纵火案，凶手因怀疑自己的200元钱被盗就放火烧养老院以报复，致使11人丧生。另有厦门某市民因本人退休手续未被及时办理，在高峰时段的BRT公交车上放火泄愤，烧死47名无辜民众。这些恶性事件不光是表面的心理变态、行为偏激所能解释，虽然具体原因不同，但是背后无不反映出人们对于生命的轻视与冷漠。须知生命才是最宝贵的，但是为了一己之私，逞一时之快，居然以牺牲生命为代价，对他人的生命毫无尊重敬畏可言，不得不说当下人文精神缺失之深重。

类似暴力事件只是人文精神在社会中整体缺失的部分表现，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危害更广、害人更重，而且更为隐蔽的侵害行为发生，而这又往往离不开对商业利益的追逐。例如三鹿奶粉事件、地沟油事件、瘦肉精事件等，部分商家为了追求利润竟然完全无视消费者的生命健康。这些事件暗示我们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人性的缺失，对生命缺乏应有的尊重与关怀，而如何重建人文精神就是全社会正在面临的重大问题。

让全社会都能尊重“人”、关注“人”

在探讨物质化与泛媒介化包围下“人”的生存状态时，可以看到个人生命的尊严屡被侵害，而整个社会也经常发生人文关怀缺失的现象和事件。这样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具体到个人而言，特别是弱势群体，其生命、自由、尊严经常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与保障。因而，我们的媒介批评理论建构，自然面临着如何通过科学深入的媒介批评，合理引导和调动媒介力量，来推动当下人文精神建设的重大任务，而这一任务的核心就在于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在社会中重新树立“人”的主体意识。本文认为要达到这一目的，从媒体出发必然要在制度建设、经济发展、文化培养、个人价值塑造传承方面进行推动。

第一，对权力监督和制度建设完善的推动。通过政治权力来建设人文主义，本文认为一方面要限制政治权力滥用伤害人文主义，另一方面要通过制度建设保障维护人文精神。政府是当今社会中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在国家、社会运转中起着最直接有效的管理者角色。而且由于其相比机构、组织、个体公民而言所具有的强大权力，其对社会意义上的人文精神建设也有着强大作用力。事实上，目前我国人文精神缺失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政府权力的滥用与缺乏监督。因而政府必须限制自身权力，不管这一制衡力量来自外部还是内部，而媒体监督无疑是重要力量之一。

媒体监督职能发挥的语境是在政府即将或已经失职的情况下，但是一般而言，政府、媒体与社会是在一种动态的平衡中运转，在此情况下则要求制度设计和调整更加体现民主，保障和维护人文精神。要在这种复杂的动态中建构人文主义则必然要以一种协商的方式，而这一途径则离不开媒体发挥公共领域的职能。公共领域是哈贝马斯的重要理论，他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社会和国家的中间领域，社会领域中富有理性的公民通过对事件的公开自由讨论形成舆论进而影响政治领域决策及议程。[2]该理论认为媒体是公共领域的一种，并且通过对事实与意见的呈现推动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对话，而其重要性即是在协商中完成议题的推进与解决。而正是在这种公开理性的讨论协商中，帮助社会意见的上传下达，从而推动制度建设的完善，在法律法规的制定完善上更好地代表民意，保障民利。

第二，经济发展助力与监督调节。媒体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一方面体现在全世界范围内绝大多数媒体实行产业化经营，本身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媒体由于肩负的社会责任与职业道德，也发挥着对物质主义泛滥的揭露与纠正功能。作为一种文化产业、传媒经济，媒体行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据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文化产业年度发展报告（2013）》的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文化产业总产值突破4万亿元（我国2012年GDP已接近52万亿元人民币），尽管其中教育培训与旅游占比突破60%，但是媒体行业的比重也在不断增加[3]，可见媒体对产业经济的贡献就是对自身的贡献，而随着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政策的推行，其对经济的作用也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现如今中国正处于激烈的转型期，很多市场主体、商业资本（甚或媒体自身）为了谋利往往采取一些不正当手段，但正是通过媒体的揭露才成为舆论焦点并最终朝向正面发展。媒体的报道和引发的反思在某种层面上促进了对于生命价值的思考，也让人文价值的回归变得可行。

第三，营造尊重人性、关怀他人的社会文化。社会文化是变动不居的，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时代的文化特征和主流价值观念。这种文化思潮的形成与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深度相关。例如在二战以后至20世纪70年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史学家将其称作“黄金年代”）经济突飞猛进、社会保障逐步完善、政治民主与市民参与维持高位，这一时期的文化思潮活跃繁荣、积极向上。但是在稍后的20世纪70至90年代的“危机年代”中，随着经济放缓（滞胀出现）、民主参与下降，社会思潮开始朝向消极，并诞生了嬉皮士、摇滚青年、解构主义等思潮[4]，深刻影响了整个世界的走势。可见社会文化由广泛的社会政治经济等条件促成，并反过来影响到同一时期人们的生活、思想以及价值观念，进而对整个社会起作用。在中国，社会思潮变迁带来的巨大改变也很明显，如“五四新文化运动”就通过对民主、科学、自由等思潮的宣扬起到了重要的思想启蒙、文化推进、社会改革作用。

同样，在人文精神逐渐受冷落的社会境遇下，重建人文主义的社会文化也能产生巨大影响，并在社会广泛意义上影响个人、机构、国家、社会对“人”自身的重视与回归。这一社会文化氛围的建设必然要求各方合力完成，我国政府事实上早就在极力倡导精神文明建设，并将其提到了与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建设同等重要的高度。而思想文化界也在对社会问题进行分析，人文主义缺失的问题也多有探讨。对于媒体来说，其本身的文化属性和传播能力也决定了其在社会文化建构和传播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在信息收集、内容生产及传播共享阶段，新闻媒体绝不能为了追求眼球效应而不负责任地传播，以至于混淆基本的价值观。媒体要坚持应有的操守，同时提供必要的优质文化产品，帮助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