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秋轶

两个老外开着租来的切诺基行驶在110国道上。在河北境内，被一路的“奇石”招牌吸引，进了一间古玩店。突然，一座“玉雕帆船”在他们身后轰然倒下，碎了一地。店主要他们赔2000元。讨价还价后赔了50元。然后开车狂奔，过了张家口，还在瑟瑟发抖。

逃过一劫后，老外得出结论：“中国是一个充满教训的国家，我们还得学习。”

这个“碰瓷”故事叫《奇石》。作者何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1994年第一次来中国，2007年离开，前前后后在中国生活了十年。他的“中国纪实三部曲”出版后红极一时，“非虚构写作”也由此升温，至今不衰。

但何伟却不说“非虚构”，他说自己是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报告文学”，这是个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词汇。

这些年，他四处旅行，在三个国家安了12个家。好些故事是在旅馆里写成的。过去几个月，他一直在埃及南部旅行。那里有考古遗址和小城风情，他喜欢和当地人打交道，享受“远离开罗的生活”。

早在18年前，他的小城之旅就开始了。

江城往事

1996年8月的一个夜晚，长江上星光闪烁。何伟和同事亚当乘船来到涪陵。他们被“和平队”派到这里，将在涪陵师专（现长江师范学院）度过两年的支教生活。

半个世纪以来，几乎没有外国人在涪陵居住过。何伟和亚当一上街，就会被围观。人们还喜欢问：多少钱一个月；有没有女朋友……这些问题，何伟都会如实回答。

有一次，他在街头碰到一个藏药摊子，摊主拿起一根虎鞭，往自己身上比画，让他买下来。他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说，不用了，我自己有。

他喜欢四处游荡，和农民、银行职员、小店主都混得很熟，甚至能在校门口的小面馆赊账。人们发现，这个老外爱聊天、爱瞎逛，有点诚实，还有点善良。不久，他就学会了“摇裤儿（内裤）”、“牙刷”之类的四川话，也习惯了辣椒。

但完全融入并不容易。一堂讨论课上，何伟说，每个地方都有种族主义和排外问题。班上最优秀、最爱国的学生立即反驳：“中国没有！”何伟举出例子：他和亚当去市区时，常有人对他们大吼大叫。学生说：“他们是友善的。”何伟不同意，认为那是糟糕的。

只有文学总能让他们达成共识。何伟带他们读莎士比亚，演《哈姆雷特》。在共同阅读中，何伟觉得，他们都是避难者。学生逃离了政治课，他逃脱了解构主义。“我们都很快乐，我们读着诗，而外面的江流上，整个涪陵都在忙它自己的事。”

李雪顺是何伟当年的同事，他说，当初何伟和亚当带来了新的理念和风气，却没被很好地重视，至今仍觉歉意。“在一个语言不通的异乡，他怀着真诚的热情来了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一直得不到好的互动，他的苦闷是很深的。而他的苦闷正源自他的真诚。”

支教结束，何伟回到美国，跟一百多个学生保持着通信。他比学生大不了多少，他们更愿意拿他当朋友。一个叫D.J.的学生给他打电话，“我为学生取了英文名字。一个叫Adam（亚当），另一个叫Peter（何伟的英文名）——那个叫Peter的学生，是全班最笨的一个。”

在密苏里家中，他迫不及待地把这段经历写下来。因为记忆太深，也因为急需钱，他写得很快，四个月就写完了，这就是《江城》。2001年，《江城》在美国出版，引起轰动，被认为是理解今日中国的经典读本。

他在涪陵住过的那套公寓，如今快要成为一个景点了。

从乡村到工厂

在美国呆了半年后，何伟回到中国，在北京开始了自由职业之路。他在京郊三岔村租了间房子写作，房东叫魏子淇。魏子淇一家和三岔村，成为他观察乡土中国的样本。

2003年，北京私家车激增，农家乐大发展，魏子淇借此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经常进京出差。何伟写道：“在村里，他穿军用胶鞋，抽红梅烟，是个地道的农民；进城时，他穿意大利皮鞋，抽中华烟，夹着皮包，是个企业家。”

他和魏家人结下了友谊。离别时，他们还痛哭了一场。2008年，何伟专程回中国，和魏子淇一家去看奥运会。看台上，他得知旁边坐着奥运会摔跤亚军的父亲——也是一位中国农民。“那种感觉很神奇。”

《寻路中国》出版前，何伟给了魏子淇一个副本，问问意见。魏子淇看后让他作了一些小修改。

“在美国我从未这样做过。但魏子淇的生活环境不一样。他住在一个村庄，有熟人社会的压力。”

有人问他，既是观察者，又是参与者，如何平衡？何伟认为这不是一个问题，“新闻也应该有人情味。”

何伟的另一个观察样本是浙江丽水。很多外省人来这里打工。他记录下了企业家的勃勃雄心和工人的苦闷迷茫。一个叫小龙的孩子，受成功学鼓舞，在工棚的墙上写下：“学不成名誓不还；开心面对每一天。”他捕捉到这些细节，不过度阐释，也不略过。

在丽水郊区，有一个画家村。一个女孩每天在这里作画，作品出口到欧洲，但她一点都不爱画画，也不觉得自己有天赋，干这一行纯粹为了吃饭。何伟熟知并理解这种生存法则：“既有很强的谦虚传统，又有很强的实用主义。”

丽水开发区的流浪马戏团也让他兴味盎然。他们逐厂而栖，经常被驱赶，但很顽强，还有撒手锏：脱衣服表演。那些乡下女人的笨拙舞姿，在何伟笔下，有点滑稽，也有点沉重。

打工者、脱衣舞女、留守儿童、工场主……他喜欢关注这些变动中的人。甚至能从他们的小指甲上觉察到生活的变化。他注意到有的成年男子留小指甲——脱离了体力劳动成为有闲阶级的标志。

他曾开着一辆捷达车穿越中国。乐于向西方读者解释中国特色的标语，尤其是各种公路标语：40码最安全；80码有危险；100码进医院。“我的目的不是要让中国显得奇怪或无序。我几乎总能理解中国人的做法，他们的行为是合理的。我想向美国读者解释，让他们对中国人不那么陌生。”

2011年，何伟回了一次中国。最后一站是涪陵。endprint

和十多年前相比，涪陵变大了，学校也从师专升成了学院。他当年教过的学生许多还在涪陵，已是中年。何伟说，涪陵给了他家的感觉。有时，他称涪陵是他在中国的“老家”——这有开玩笑的成分，但更多的时候，他说，“我是认真的。”

在学院报告厅，200多人听了他的中文演讲。和当年相比，许多话题已不再敏感。窗外，长江依然奔流。

会有更多中国年轻人“走弯路”

《瞭望东方周刊》：你的新书《奇石》讲了石彬伦的故事。他放弃麦肯锡的工作，自费研究长城，这在很多中国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何伟：那无疑是一件奢侈的事。当然，石彬伦的例子有点极端。

某种意义上，我就是这种人。从普林斯顿和牛津毕业后，我去了涪陵。在那里，一句汉语不会说，拿1000元一个月的工资。当然，这最终催生了我的第一本书和写作生涯，但一开始，我觉得我可能和有前途的职业无缘了。但我还是愿意那样做，我觉得这会让生活更有趣，使我成为一个完善的人。

我敢肯定，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作出这种“走弯路”的决定。但这条路很难。家庭越来越小，艰难时日在许多中国人的记忆中尚未远去。所以，我很理解他们的压力。我敢说，如果我在这种压力下长大，我什么也做不了。

《瞭望东方周刊》：移民、外来者、小人物、流动人口，这些人为什么吸引你？

何伟：我在密苏里州的一个小地方长大，19岁离家，去普林斯顿、牛津念书，然后到了中国，后来去埃及。我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作为“外来者”在国外度过的。所以，我对离家在外的人有一种天然的兴趣和同情。

我认为，离家的经验往往使一个人更有想法和更善于观察。他们不会自满，很灵活，对新环境有洞见，所以我喜欢与这些人在一起。我喜欢中国的一点就是：有这么多人离开家乡，到全新的环境中寻找他们的生活，这使他们更能干，更有趣。

《瞭望东方周刊》：很多时候，你笔下的人物像一群“未开化”的人。你写他们时是怎样的心情？

何伟：那是因为我在涪陵与中国相遇。涪陵是一个偏远的小城，大多数人都有农村背景。和他们在一起，我很自在。我逐渐明白，中国发生了什么，答案的关键在他们身上。中国的故事就是农民进城的故事；没受过教育的人成为体面人的故事；穷人致富的故事。当然，这不是唯一，但这是中国最重要的活力。

因为我不需要在《纽约客》上发表很多作品，所以能从容地去写这些故事。我觉得这是我在中国做的最有意思的工作。

相信中国人能找到一条合适的路

《瞭望东方周刊》：你说“中国不是最漂亮的，但却是最令人神往的”，你对中国很乐观，为什么？

何伟：也许我错了——有些外国记者是悲观的。但我在中国这些年，我看到人们变得更自信，更有能力，更了解自己的国家和外面的世界。这使我感到乐观，我觉得中国人都善于接受挑战。当然，仍然有很多问题。但总体来说，我对中国很乐观，相信中国人能找到一条合适的路。

《瞭望东方周刊》：你说中国的知识分子都不爱运动。除此之外，你对他们还有什么印象？

何伟：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很难与普通人沟通；很难自在地与农民或农民工打交道；很难尊重这些人。我并不认为这不正常。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受过教育的人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之间的鸿沟很大。我认为埃及的知识分子在了解穷人方面可能比中国知识分子有更多障碍。

中国可喜的是，受教育阶层越来越多，有钱人也普遍尊重教育。而在美国，情况往往不是这样。在密苏里中部，我的家乡，有钱人对教育并不十分关心。他们更关心自己的孩子怎样成为优秀的运动员。这很傻，没有什么好处。

《瞭望东方周刊》：普通美国人对中国是什么印象？有无变化？

何伟：我第一次来中国时，大多数美国人认为那是一个非常压抑贫穷的地方；然后，他们开始注意到中国的经济发展，于是他们看到了中国人令人惊讶的勤劳和组织性。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威胁；现在中国给他们的印象是：可怕的污染，不断上升的军事威胁。我认为还应该问问背后的原因，但在（美国）主流媒体上看到的就是这些。

同时，还有一大群人在美国从事与中国相关的事业，所以很多美国人到中国出差或旅行——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美国没有去发展中国家旅行的传统。现在，很多美国的年轻人在学汉语。他们很多人怀有真诚的好奇心，这是一个好兆头。

讨厌有一份正式工作的想法

《瞭望东方周刊》：当作家，自由旅行，随意而居，做喜欢的工作，你在这个过程中迷茫、动摇过吗？

何伟：我想我很幸运。但20来岁时经常感到迷茫。那时我想成为一个作家，但还不够好，又找不到出路。

加入和平队时我27岁了，没有钱，也没有工作经验。我有很多旅行经历，读过很多书，写过一些东西，但都算不上真正的成功。所以那时我很担忧。不过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我在做我想做的事。在涪陵的生活是有挑战性的，那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回美国时，我29岁了，还欠着债务，没还清大学贷款。我向所有的大报发出求职申请：《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等等，他们都拒绝了我，连面试都没有一个。

那时我住在父母家里写《江城》。 写完后，谈妥了一个出版商。稿费不多，但足以还清大学贷款。然后我买了一张飞往北京的单程票，尝试做一个自由职业者。

我一直很讨厌有一份正式工作的想法：去一间办公室上班，有一个老板。我是一个很独立的人，我知道我不会喜欢任何工作。我也知道，做一个自由职业者不容易。第一年确实如此，但也令人难忘，我学到了很多。

直到2001年，我的书出版了，也在为《纽约客》写稿了，我才觉得，一切OK了。

《瞭望东方周刊》：天赋、教育、家庭等方面同等的条件下，一个来自发达国家的人是不是更容易成功？

何伟：当然更容易。那里有更多的机会，社会倾向于奖励工作和人才，而不仅仅是依靠关系。

比如我，来自一个重视教育的家庭，因此在写作和语言方面有一些天赋。但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在一个足够大、足够繁荣的国家长大，有《纽约客》那样的杂志，和可以支撑出版业的读者群。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如果我来自一个小国，即使是欧洲小国，都无法这样生活。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