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开林

两年前，北大钱理群先生在“《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上语惊四座：“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细味其言，当代中国教育已不再培养那些能将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实现无缝对接的人才，大学已堕落为“官僚养成所”和“职员培训机构”，甚至蜕变为“狼族的渊薮”和“赢利的产业”，令人不寒而栗。

1918年，蔡元培先生在开学演说词中阐述道：“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场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场所。学者尤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同年，他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研究也者，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

蔡元培先生主张“兼容并包”，崇尚“思想自由”，他认为教育者的使命是要使受教育者“走出奴化状态”，万不可将思想者当成有问题有缺陷的神经病而加以扼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发表过一个为人称道的著名论断：“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抗战胜利后，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