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杳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将汽车称之为“轿车”的国度，可见“轿本位”影响之深远。

国人离不开轿子，无论坐轿的人还是抬轿的人。

轿子是中国文化最传神的物化，人被分为人上人和人下人，即坐轿的人和抬轿的人，或者说奴役者和被奴役者。坐轿是一件作威作福的乐事，抬轿却是体力加技巧的苦活。试想，三十二人抬的大轿里放一碗水，走出数里水不洒一滴，那是怎样的劲头和技巧，这或许也只有久经权力“考验”的国人才能做到。

从文化上来说，轿子充分满足了人类与生俱来的阴暗的权力快感。轿子是传统权力社会不平等的最大标志物，传递着权贵与庶民的不同。天朝的轿制是知县两人抬，总督八人抬，皇帝十六人抬，皇帝死了要一百二十八人抬。天国的轿制是洪秀全六十四人抬，杨秀清四十八人抬。被权力奴役的“普通老百姓”无论多么有钱，只能坐四人抬或两人抬的普通黑色轿子。可以说，轿子充分体现了权力体制的森严与恐怖。

轿本位最大的悲哀之处，不在于坐轿之人，而是抬轿之人。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应邀造访没有皇帝的中国，在北京、上海等地讲学九个月，回国之后在英国各大媒体发表了一系列对中国看法的文章并出版《中国问题》一书。在《中国人的性格》一文中写到自己第一次坐上轿子的经历：“我记得在一个炎热的夏天，我们几个人坐在轿子里，被抬过山丘，道路崎岖难行，轿夫非常的辛苦。到了山顶后，我们停下来十分钟，让他们休息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