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本刊记者 杨宇勃

柯尊年：戴着钢盔反腐

文_本刊记者 杨宇勃

2003年，因为“六九洪灾”成功举报地方官员渎职，他成为当地的“名人”。从那时起，他走上了民间反腐的漫漫征途，他曾经举报了官员公车私用，也举报过官员公款出国，甚至还揭露了一起套取2300万元国家扶贫贷款的内幕。然而，在民间反腐的过程中，他也遇到了一些麻烦，跟踪、窃听、恐吓随之而来，不得已他戴上了钢盔，拿起了棍棒，甚至给家里安上了监控。他就是“钢盔哥”柯尊年，一个视腐败为天敌的“倔”人。

从个案维权到揭露腐败

1991年7月，出生于陕西省安康市宁陕县的柯尊年，从原安康卫校毕业后在镇卫生院工作，一次偶然的事件，他开始走上了“职业”反腐之路。

在过去的十几个年头里，他从未“歇脚”，行医的闲暇仍在继续着他的“第二职业”——反腐。在反腐的路上，柯尊年是位执着的秦巴汉子，也是位较真的反腐斗士。只要他认定的事情，便会坚持不懈。

柯尊年说：“我的眼里容不得‘沙子’。2013年，举报宁陕县副县长叶庆春携妻公款出国旅游的案子没有得到彻查，我还在举报。”

柯尊年的反腐生涯源于一起个案维权。2002年，从安康市宁陕县人民医院停薪留职回到家里，柯尊年便在宁陕县烫坪镇办了一家诊所。为了方便出诊，他买了一辆摩托车。在2002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摩托车被盗窃。情急之下，柯尊年打了110报警，结果电话那头的派出所指导员说：“你自己去找，我们晚上没有车，天这么黑，我也没手电……”“从我诊所到派出所大概只有两公里左右，而且都是柏油马路。”柯尊年说。无奈之下，柯尊年发动村民在当晚找到了失窃的摩托车。

第二天中午，派出所指导员来了后，柯尊年气愤地说：“像你这样的警察，怎么能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保驾护航……我要举报你。”那位指导员说：“随便。”

没过多久，柯尊年便写了举报材料送到了宁陕县纪委、政法委、公安局。“我当时复印了五百份，送了两百份”。柯尊年大概每隔一两周就去举报一次，经过三个月左右的举报，这位派出所指导员被撤职了。然而，令柯尊年没想到的是，2003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三辆警车突然停在他的诊所门前，民警向他出示搜查证，对柯尊年的诊所进行搜查。

柯尊年告诉记者，当时有位领导还问他是否举报了关于宁陕县四亩地镇“六九洪灾”的事情。然而，正是这位领导的问题激起了柯尊年心头一个大大的疑问——“六九洪灾”是不是有问题？如果没问题，为什么他们如此大动干戈？

2003年6月9日，汉江流域发生了洪灾，宁陕县部分地区受灾较重。“当时，我对那位领导说，‘六九洪灾’有什么见不得光的事……这个问题我一定要了解，如果有的话，将来举报的人一定是我，不会是别人。”柯尊年气愤地对记者说，也正是从那时起，他从个案维权走上了职业举报这条路。

柯尊年通过调查发现，“六九洪灾”发生时当地政府的个别负责人存在着严重的渎职行为，“他们接到两处打来的预警电话时并未及时采取措施，以至于洪水到来时猝不及防。相反，下游的佛坪县陈家坝镇由于领导的重视，及时采取措施，没有任何伤亡。”柯尊年告诉记者：“这件事彻底把我激怒了。”为此他专门去北京向中纪委信访接待室、国务院信访接待室等部门举报。经过不断的举报和媒体曝光，事后当地处理了一批乡镇干部，安康市财政下拨了专项救灾资金用于当地灾后重建。

“贪腐是我最大的敌人”

因为举报这件事情，柯尊年在当地出了名，他时不时地还会收到一些举报信。一天他收到了一封关于举报时任宁陕县县委书记王一栋的信件，信中反映王一栋利用职权套取“秦巴世界银行”2300万元扶贫贷款的事。

柯尊年告诉记者，2003年，宁陕县成立了陕西省中佳绿环生物制品厂，当地的老百姓简称该厂为“快餐盒厂”，主要产品是用土豆粉制成的快餐盒，可以食用。柯尊年回忆，他曾在当地电视台看到该厂对外宣传称，能够带动当地发展，创造就业岗位，拉动经济发展。然而，经过调查，柯发现厂里的机器根本就没运转过，调查期间该厂展示给他的快餐盒也是从别处买来的，并非自己生产的。“据他们介绍，厂里的机器两千多万元，是德国进口的，然而，我看见的机器却是中国制造的，是西安与江苏的两家工厂联合制造的，当时，我就拿起随身携带的相机拍了下来。”

经过柯尊年的了解，他得知时任县委书记王一栋与一个叫陈宏的人（原银行工作人员，后成为中佳绿环生物制品厂厂长，现已出逃国外）拿下了这个项目，而这个快餐盒厂只是一个空壳。

“我到工商部门去，结果发现并没有该厂的登记。”柯尊年愤怒地说，他们从中套取了2300万扶贫贷款，而这笔扶贫贷款是由宁陕县财政局担保的，县财政局每年都要向秦巴世行偿还这笔贷款的本息。“我们宁陕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因为当时工资很低，干部的菜篮子补贴就因这件事被扣发了，用于偿还贷款。”

于是，2004年，柯尊年就去了中纪委信访接待室反映此事。随后，他每个月都向中央有关部门举报，同时，他又向媒体反映。直到2008年有人提醒他可以像民间举报人姜焕文一样，通过网络的形式举报。于是2008年3月15日，他在宁陕县的一家网吧发帖，“那是我第一次发帖子，还是在网管的帮助下完成的，我当时是实名举报，电话、身份证我都写在上面。”

大概一个月后，一位新华社的记者找柯尊年核实情况，并表示他会帮助柯尊年。

2008年6月1日，陕西省纪委的办案人员给柯尊年打来电话了解情况，并要求柯尊年近期不要外出，纪检办案人员会找他核实有关问题。“第二天，省纪委来了很多人，其中还有中纪委的人。”

2008年9月，王一栋的陕西省商务厅对外经济合作局副局长的职务被免去，并且组织上给了他党内处分，一共有十几位干部被处理。“唯一遗憾的是，快餐盒厂厂长陈宏在2006年已经逃到了加拿大，导致2300万元贷款没有追回来，直到现在宁陕县还在偿还这笔贷款，相信终有一天，国家会把它追回来的。”

艰难前行在反腐路上

通过“快餐盒事件”，柯尊年清醒地认识到，做反腐工作必须要借助媒体。在他看来，很多时候，媒体是反腐败的先锋，“没有媒体的参与，民间反腐很难开展”。

他向记者坦言，民间反腐的现状不容乐观，有领导干部曾经质问他：“别人都能习惯，为什么你就不能习惯？别人都能接受，为什么你就不能接受？”“他们认为我很不正常。”柯尊年说。“实名举报很难，要承受精神上的压力，也要具有常人难以承受的耐力，要善于学习，也要掌握技巧，要重证据，重事实。”柯尊年说，反腐举报人自己也要严格自律，要监督别人，没准会有人给你设陷阱，一招不慎就会出问题。看得出来，这些年柯尊年承受的压力很大，有的时候需要面对来自各方的误解和抱怨，其中来自家人的不理解使他“很受伤”。

谈到家人对于他反腐的看法时，柯尊年说：“家人、亲戚朋友都不支持。他们认为我不务正业。我的父亲因为我举报的事情，和我断绝了父子关系，但是我能理解他。”采访中柯尊年告诉记者，他的前任妻子就是因为他坚持反腐和他离婚了，现任妻子也因为他执着反腐差点离婚了。

因为长期举报腐败，柯尊年在很多时候会面临一些威胁，他回忆道，在举报宁陕县交通局长发包项目，建造“豆腐渣”工程时让他第一次受到威胁，于是他开始头戴钢盔，手拿棍棒。“其实戴钢盔有两层意思，一方面是保护自己，不受伤害，另一方面是代表实名举报，举报要坚持到底。”柯尊年说。

2012年，柯尊年回到了宁陕县人民医院工作，但反腐并未停止。柯尊年在总结自己的反腐经验时说，他的反腐是从个案维权到维护公众利益、国家利益，“这些年来别人认为我是在折腾，但是我不这样认为。反腐需要有人来做，只有坚持去做，才能唤起更多的人参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