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伟 朱承亮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732)

一、问题的提出

自从Caves(1974)对FDI在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经验研究以来，FDI的溢出效应已成为FDI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此后的一些经验研究从区域或者行业层面考察了FDI的技术溢出效应(Globerman，1979；Blomstrom & Persson，1983)。不少研究发现FDI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产生了显著技术溢出效应，认为东道国的吸收能力是决定技术扩散成败多寡的关键因素，而东道国的吸收能力主要体现在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和对R&D的投资两大方面。然而，也有一些文献得出了与之相反的研究结论，认为FDI对东道国生产率增长起到阻碍作用(Haddad & Harrison，1993；Kokko & Tansini，1996；Aitken & Harrison，1999)。FDI是缩小本土企业与国外企业技术差距的重要桥梁，因此，引进FDI成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民族工业的普遍选择。梳理现有文献发现，国内关于FDI及其溢出效应的研究很多，但大多是关于整体经济与FDI总量关系的研究(何洁，2000；陈涛涛，2003；潘文卿，2003；喻世友等，2005；谢建国，2006；王滨，2010)，相比而言，针对某个具体产业FDI溢出效应的研究相对较少。

1984年我国汽车产业开始吸引FDI，实施“以市场换技术”战略，我国出让了国内汽车市场，那么，我国汽车产业FDI是否存在技术溢出，技术溢出的渠道有哪些，FDI技术溢出对我国汽车产业发展具有怎样影响，学术界对此展开了热烈讨论。不少文献(赵英，2000；陈汉林和徐佳，2011)定性分析了FDI大量引进对我国汽车产业发展带来的有利影响和负面影响。在定性分析基础上，不少文献从定量角度对汽车产业FDI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