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成伟

《中国周刊》：怎么看待中国式“吹哨人”所处的大环境？

王海：中国是一个政府导向型、企业导向型国家，是一个监管型社会。首先立法上大多是以政府利益、企业利益为先，而不是以消费者利益为先。这是跟市场经济相背离的。

国家立法侧重保护企业的承受能力，而不是保护消费者权利。市场经济是以消费者为对象的，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制度设计。

《中国周刊》：如何实现组织对等？

王海：除了日常监督，可以通过实验室做实验。在美国，一些遭遇车祸的人会成立车祸受害者联盟。比如奶粉业，三聚氰胺闹得人心惶惶，我们完全可以成立一个“孩他妈”协会，吸纳100万会员，一人10元钱，搞个实验室，检验奶粉，控制质量，随时可以掌握数据，对违法乳业进行起诉维权。这其实就是组织性警告，对等了，力量就大。

现在中国的改革已经放开了民间非盈利性组织，乐观估计，不久或许会有效地放开以会员为单位的组织，而且可以有效避免报复。

1995，我曾经一个星期赚了8000元。但是自己跟商场打非常累。现在我有几个协作律师，团队也开始很有起色。

《中国周刊》：你经常受到打击报复吗？

王海：嗯，举报成本很高，举报人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不过现在都是人身伤害之外的。像造谣、谩骂，网络上也会有大批的水军，就是想搞臭你。前不久，企业在某时报登软文性的公关文字广告，指责我“落草为寇，敲诈企业”，我起诉后，被判3000元的名誉侵权，当然还不够律师费。

《中国周刊》：你认为该如何保护这些“吹哨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