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坤琰

赵清阁一生著述颇丰，出版了五十多部、总计三百多万字的文学作品。赵清阁在陪都重庆度过了她文学生涯中的黄金岁月。她能诗善文，擅长戏剧和小说创作，还是一位编辑文艺刊物和丛书的圣手。在陪都文坛，她纵横驰骋，挥洒自如，为抗战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重庆也是赵清阁情感上的一个节点，当年，她与老舍产生过一段水晶般纯洁的恋情，当理智融化了欲念，她便从情感的泥淖中抽身而退，从此再未踏出闺阁，而是把一颗纯真的心嫁给了文学……今天，让我们来重新审视那段抗战岁月里，老舍与赵清阁在陪都重庆发生的这段特殊情感。

相识于武汉

老舍与赵清阁相识，大概缘于胡绍轩。据《现代文坛风云录》（胡绍轩著，1991年12月，重庆出版社）记载，1937年11月18日，老舍为了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抛妻别子，从济南来到武汉。赵清阁于同年年底放弃了河南郑州一家报社的记者聘书，谢绝了徐州第五战区的邀请，只身从河南来到汉口，第二天就去武昌看望胡绍轩。当时，胡绍轩在武汉主编《文艺》月刊。胡绍轩与赵清阁因文字结缘，1936年就已有书信、稿件往来。他们在武昌见面的情况，胡绍轩在书中这样写道：“那时她才二十三岁，穿着京沪一带流行的时髦短装，短头发，态度潇洒，落落大方，健谈。她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有男性的健美，又有女性的温柔。自那以后，1938年春，我们就经常见面了。她告诉我，想在武汉创办一个文艺期刊，我答应全力支持。”

1938年2月，胡绍轩为了组稿，曾在武昌粮道街一家酒楼订了两桌酒席，宴请十余位作家和诗人。其中有老舍、王平陵、穆木天、叶平林、甘运衡、郁达夫、老向和赵清阁等。这是老舍和赵清阁出现在同一场合的最早记载。没过多久，胡绍轩再次专门请赵清阁和老舍两人上小馆子喝酒，只邀了叶平林作陪。2月下旬，赵清阁积极筹备《弹花》杂志的出版，她向胡绍轩等老朋友约稿，也邀请著名作家老舍撰文。在1938年3月15日出版的《弹花》创刊号上，就有老舍一篇分量很重的文章发表在刊物的头条位置。此后，老舍与比他小十五岁的赵清阁日益熟悉起来。

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总商会礼堂召开成立大会，有文艺家及各界来宾三百余人与会，赵清阁参加了会议。中午，在普海春酒楼就餐时，赵清阁与穆木天、蒋锡金、宋元、彭玲、蒋青山等诗人同席。餐会上，老舍宣读了大会宣言，盛成朗读了《告全世界的文艺作家书》的法文译文，老舍随后宣读原稿，孙师毅宣读了由胡风起草的《告日本文艺作家书》，王向辰宣读了慰劳最高领袖暨前线将士的电文。老舍在文艺家中的威望，加深了他在赵清阁脑海中的印象。后来，赵清阁又被聘为“文协”组织部干事，因此，与“文协”总负责人老舍的接触就更频繁了。

1938年盛夏，武汉战事吃紧，日寇加强了对这个抗战中枢的空袭，国民政府下令各机关社团往后方撤退。大批难民纷纷向四川重庆疏散，赵清阁决定到陪都去继续出版她的《弹花》文艺月刊。老舍得知赵清阁要远行，7月10日下午特意在同春酒馆为她饯行。赵清阁回忆说：席间，老舍“劝勉了我许多恳挚的话，他说：到后方只要不是苟且偷生去，无论直接间接，只要是帮助抗战的工作，都有价值。一个拿笔杆的人，事实上不可能执枪荷弹……于是，更增加我入川的决心了，同时又为将要离开这样一个良师益友而惜别着”。（赵清阁：《沧海泛忆·汉川行》）饭后，他俩沿着街道边走边谈，老舍一直把赵清阁送到住所才返回。老舍的关怀和爱护，在赵清阁心里烙下深深的烙印。她带上老舍的长篇小说《牛天赐传》，陪伴自己西去的旅程。

重庆重逢

次月，老舍也带着“文协”的印鉴，与王向辰、何容、萧伯青等人来到重庆。最初，老舍住在大梁子公园路（今新华路——作者注）附近的青年会里，而赵清阁则住在距此仅百米之遥的苍坪街一间小餐馆的阁楼上，和老舍近在咫尺，因此，他们的往来较多。不过，数月后，由于赵清阁客居的小餐馆被敌机炸毁，她便迁往两路口居住了。

赵清阁在陪都主编《弹花》的两年多时间里，继续得到老舍的大力支持。据胡绍轩统计，对《弹花》支持最大的四个作家中，老舍是排在第一名的，他前前后后为《弹花》写了十篇诗文，其中不乏抗战时期的重要作品，如《我们携起手来》《我为什么离开武汉》《1939年元旦》《生日》《剑北篇》《兔儿爷》《话剧中的表情》等。

1939年5月4日，赵清阁自主办刊继续出版《弹花》第一期，她抱着文稿去印刷厂准备排印出刊的途中，在大梁子附近碰上了日机的大轰炸，头部受了伤，血流满面，她赶紧跑到离此不远的青年会向老舍求援。老舍和安娥为赵清阁消毒清创，包扎伤口，然后老舍又陪着她和安娥沿长江北岸走了两个多小时，把她们送回两路口的寓所。此后不久，赵清阁因染上肺病，又因被单位设在北碚的教科书编辑委员会聘为编辑，于是她便迁居离重庆主城近百公里的北温泉，住在一幢名叫“琴庐”的房舍里，一方面养病，一方面编刊写作。

华中图书公司老板唐性天，因《弹花》发行不畅，赚不到钱，不愿与赵清阁继续合作，但希望赵清阁能主编“弹花文艺丛书”，由他出版发行。赵清阁考虑，只要对抗战事业有利，她愿意为此努力。于是，她便拟订了出版计划，第一辑十册，她开列了十位作家的名单，其中有老舍的话剧剧本《张自忠》、欧阳山的小说《流血纪念章》、安娥的歌曲集《台儿庄》、陈瘦竹的小说《春雷》、洪深的话剧剧本《非卖品》以及赵清阁自己的话剧剧本《女杰》，另外尚有四位作家的稿子没到齐，其中包括茅盾的一部作品。所以，“弹花文艺丛书”实际上只出了六种。而老舍的《张自忠》是最先出版的。由此可见，当时赵清阁和老舍在事业上是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他们的友谊和情感在日益发展和深化。

赵清阁景仰老舍的才华，老舍也欣赏赵清阁的勇敢。老舍在为赵清阁的小说、游记及随感集《凤》所作的“序”中写道：

流亡到武汉，我认识了许多位文艺界的朋友，清阁女士是其中的一位，那时候，她正为创刊《弹花》终日奔忙。她很瘦弱，可是非常勇敢，独自办一个刊物已非易事，她还自己写稿子。对文艺，她仿佛中了魔似的爱好着，学习着，尝试着！《弹花》并不能给她饭吃，还须去做事挣来三餐。她是勇敢的！这小册子里所收纳的文章都足以证明，她是怎样的为了文艺去吃苦冒险，而永不后悔……神圣的抗战使每个人知道，并看重自己的责任，自自然然的也就把严肃、诚恳、勤苦带到生活上来。清阁女士的勇敢与努力正好说明了这一点。endprint

赵清阁与老舍情感最炽热的时候，大概是在北碚中山路汽车站旁一幢新建的三层楼房中毗邻而居的时候。大约在1940年初春，赵清阁肺病痊愈，她便从北温泉迁往北碚中山路居住，与梁宗岱、沉樱夫妇合租了那幢新建楼房的两层，沉樱一家住三楼，赵清阁和表姐、同学杨郁文住二楼。

这年深秋，在北碚生活了数月的林语堂，无意留在国内，他把在蔡锷路购置的一幢砖木结构的小别墅交给了“文协”使用。王向辰一家及老舍便迁居到这里，一些作家、诗人如高长虹、叶以群、光未然等也曾在此留居过。离此不远的雅舍主人梁实秋，不时来看望老舍，他在一篇回忆当年的文章中写道：“老舍先是住在林语堂先生所有的一栋小洋房的楼上靠近楼梯的一小间房屋，房间很小，一床一桌，才可容身。他独自一人，以写作自遣……老舍为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但是内心却很孤独。”又说，“后来老舍搬离了那个地方，搬到马路边的一排平房中的一间，我记得那一排平房中赵清阁住过其中的另一间，李辰冬夫妇也住过另一间。这个地方离我的雅舍很近，所以我和老舍见面的机会较多。”（《梁实秋怀人丛录·关于老舍》第二百四十七、二百四十八页）

合作剧本

或许是受友情的鼓舞，赵清阁这期间文思泉涌，佳作迭出，成了她文学生涯中的巅峰时期。而她与老舍在剧本写作上的合作，更是陪都文坛的一段佳话。

老舍在完成了《张自忠》《大地龙蛇》《归去来兮》《谁先到重庆》等几个剧本之后，深切地感到自己缺少舞台经验，而赵清阁是研究戏剧的，她的剧本中对人物在舞台上的位置甚至左转右转都会清楚地注明，如果能与她合作，取长补短，也许能写出高质量的剧本来。为此，老舍邀请赵清阁和抗日伤残军人萧亦五一起参加《虎啸》剧本的编写。具体做法是：先由有战场经验的萧亦五想出故事，然后由赵清阁考虑结构，最后由老舍写台词，做一次集体写作的试验。剧本完成后，老舍认为这次合作还算满意。但对创作一贯采取严谨态度的赵清阁来说，则认为合作剧本是一件难事，弄不好很容易使故事情节不统一，所以最初老舍约她合作剧本时她不大赞成。但老舍的意思是希望发挥两人的长处，他善于写对话，赵清阁比较懂得戏的表现，因而能合作完成一个完整的剧本。赵清阁却担心这样会失败。但第一个合作剧本的完成，说明这条路是行得通的。于是，赵清阁在老舍的鼓动下，打算合作第二个剧本。

1943年5月下旬，正当老舍准备与赵清阁合作撰写第二个剧本的时候，赵清阁突然患盲肠炎，入北碚江苏医学院附属医院住院治疗。她是这个医院的老病号了，两年前患肺病时，曾得到这所医院医生护士的精心治疗，内科的范医生几乎每天上门为她注射钙针，使她的肺病得以在短期内康复。现在她得了盲肠炎，便又到这里来求医。为她做手术的是外科的刘主任。在手术台上，赵清阁十分畏惧，当她哭叫的时候，一个笃信基督教的老护士来到她身边，拉着她的手，不停地安慰她。老护士一面嘴里喃喃地祷告，一面不住地在胸前画“十”字，慈祥地说：“不要怕，孩子，闭上眼睛睡觉吧！”赵清阁觉得这位老护士好像是她最亲爱的人——奶奶，便慢慢地进入了梦乡。两个小时后当她醒来时，这位护士依然站在病床边，告诉她盲肠手术已顺利做完，说罢在赵清阁胸前画了个“十”字。

赵清阁的病情一天天好转，老舍又来探视她，与她商讨新剧本《桃李春风》的创作。此次合作的过程是这样的：故事情节由两人共同构思，拟定后，老舍把故事梗概写出来，赵清阁负责分幕。这就像盖房子，老舍把架子搭好以后，便执笔写出第一、第二幕。6月间，老舍带着第一、第二幕的初稿来看望赵清阁。赵清阁在病床上读罢老舍写的第一、第二幕，便接着草写第三、第四幕。她只不过是草写而已，文字上还得偏劳老舍修改和润色。最后，赵清阁在全剧对话上加写动作，这样才终于大功告成。

10月间，《桃李春风》剧本初稿刚刚杀青，老舍开始感到腹部疼痛，因赵清阁前不久患过盲肠炎，他便来征询赵清阁的意见，赵清阁劝老舍“顶好去看看医生”，催促他赶紧上医院。因赵清阁与江苏医院的医生护士都熟悉，她立即陪同老舍去就医。诊断结果是盲肠炎，需住院治疗。老舍手术时，朋友如赵清阁、王向辰、萧伯青、萧亦五、李佩珍等人都在手术室外等候着。手术后，朋友们有的白天陪伴，有的晚上守夜，二十四小时轮流照看老舍。赵清阁更是忙前忙后，精心照顾。

正当老舍住院之际，《桃李春风》由中电剧团排练演出，博得了不少彩声。这出剧是为纪念教师节而作，旨在颂扬教育者的气节、操守、牺牲精神，并提倡尊师重教。后来，国民政府教育部借戏剧节之际奖励优秀剧本时，《桃李春风》名列前茅，获得最高额度奖金一万元。导演吴永刚及中电剧团也同时获奖。

《桃李春风》合作的成功，不仅在陪都文坛传为佳话，两位作者的深情厚谊也为陪都文艺界广为知晓。刘以鬯在20世纪70年代所撰《记赵清阁》一文中回忆道：“在抗战时期的重庆，赵清阁的名字常与老舍联系在一起。”

然而，此时对他们交往的绯闻也甚嚣尘上，不胫而走。一个是年轻的单身女性，一个是远离妻儿孑然一身的男人，二人又合作得亲密无间，这自然让人想入非非。更让当事者难以容忍的恐怕是将两人的“邻居关系”误传为“同居关系”——直到今天还有这种论调在文艺圈传播。如《林斤澜说》中写道：“他们一段时间是同居关系。”《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中也说：“她在重庆时期和老舍在北碚公开同居，一起从事创作，共同署名。”撰文的这两位为什么知道得如此真切？是亲眼所见吗？其实，当时林斤澜刚考入国立电化专科学校电影戏剧专业，牛汉也是在这一年考入陕西城固县的西北大学俄文专业，他们当时只是刚进校门的大学生，都远离陪都文坛，怎么知道两人“公开同居”？无非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罢了。

听听亲历者留下的文字记录吧。前文提到过，梁实秋在《关于老舍》中这样记述二人的住处：“老舍搬离了那个地方，搬到马路边的一排平房中的一间。我记得那排平房中赵清阁住过其中的另一间，李辰冬夫妇也住过另一间。”这里讲得很明白，老舍和赵清阁是左邻右舍，还有李辰冬夫妇同住在一排房子的另一不同居室。说他们亲密无间或互有爱意都不为过，但说他们“公开同居”，显然没有任何依据。endprint

赵清阁当时对社会上的流言飞语非常生气，她给被她视为兄长和引路人的阳翰笙去信，诉说了她的苦恼与愤懑。阳翰笙在1943年9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清阁来信说：人与人之间，既无‘了解，而又有‘批评。这批评是什么？即恶意的毁谤，因为他不了解你，所以他误会你，甚至猜疑你，至于冤诬你。尤其是对于女性，做人更难。他会给你造出许多难以容忍的想入非非的谣言。天知道我们（像我同老舍）这种人，刻苦好学，只凭劳力生活，为的是保持淡泊宁静，孰料仍不免是非之论……”

阳翰笙与赵清阁抗战时期来往频密，友谊深厚，阳是理解赵的为人和品行的。赵清阁在这封信中，坦承她与老舍有相同的旨趣，希望保持淡泊宁静的生活。她并不忌讳别人知晓自己与老舍的友谊和感情，她的内心是亮堂的，所以他们的感情才得到朋友们的理解和尊重。阳翰笙在日记中记载了很多与赵清阁交往的事实，从中可以看出老舍和赵清阁的关系的确很密切。如1943年8月1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9时往访清阁。在那里得晤老舍，谈至快。”8月15日的日记里写道：“12时与老宋（即宋之的——作者注）到清阁家午餐……饭后，老宋先行。我与舍予（即老舍——作者注）、清阁直谈至夜10时始归。”阳翰笙又说“清阁在我们朋辈中，一年四季常常三病两痛，也真有点像抗战时期的潇湘妃子了”。这样来说，邻居兼文友的老舍有时来照顾和关怀一下“潇湘妃子”，也是情理中的事，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嘛！阳翰笙七十年前的日记写得很随意，很自然，因为他觉得老舍与赵清阁的关系是再正常不过的了。这是见证者的真实记录，比那些道听途说更值得人们去鉴别和思考，也更有说服力。

1943年10月28日，老舍夫人胡絜青带着三个孩子千里迢迢从北平来到重庆，11月17日又辗转来到北碚与老舍团聚。胡絜青的到来，无疑给老舍和赵清阁的亲密交往带来了冲击，原本很坦然的关系，如今却遭遇了尴尬。赵清阁在老舍的家眷到北碚之前，迁居重庆市区的神仙洞街。而此时，老舍的心情也是五味杂陈。梁实秋在《忆老舍》一文中写道：“那时候他的夫人已自北平赶来四川，但是他的生活更陷于苦闷。”家人团聚应该是欢喜的事，老舍却苦闷，为什么？无非是对那一段纯真感情的念念不忘。

与老舍同样陷于苦闷的当然还有赵清阁。她上歌乐山去向好友冰心诉说了心曲。自1940年冬赵清阁与冰心相识后，二人就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每每在生活上事业上遇到挫折，赵清阁都能从冰心大姐那里得到劝勉和抚慰。冰心与老舍也有深厚的友谊，那些年老舍时常上歌乐山看望冰心和她的孩子们。冰心是个传统观念浓厚的人，对爱情和婚姻一直秉持严谨的态度。比如她对徐志摩的恋爱观和种种作为就持不屑和批判的态度，说：“志摩是蝴蝶，而不是蜜蜂，女人的好处就得不着，女人的坏处就使他牺牲了。”而她对老舍与赵清阁之间的情谊却持理解和包容的态度，在她看来，老舍与赵清阁的情谊是人世间至真至纯的，是值得同情和礼赞的。正因为如此，她对苦闷中的赵清阁关爱有加，建议赵清阁把心思和注意力转移到把《红楼梦》改编成话剧上来。

我们从赵清阁改编《红楼梦》的思路也可以看出她对待男女私情的严肃态度，而不像某些人说的随意“公开同居”，成了被“冲散的鸳鸯”。鉴于赵清阁当时的心境，她对《红楼梦》原著人物的解读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个人情感。她将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感情历程，理解为“从友谊发展为爱情”。她对晴雯与宝玉的相处之道的诠释，也体现了她对高尚人品的赞美。她为晴雯辩护，特别强调晴雯和贾宝玉亲密相处不分尊卑，晴雯心地坦荡无私，行为光明磊落，她可以抱病彻夜为贾宝玉补缀孔雀裘，但绝不肯做那些替宝玉“洗澡”“换衣”的下作之事，更不会干袭人那种鬼鬼祟祟的“勾当”。

赵清阁的文品和人品，一直深得朋友们的赞赏，所以，抗战时期在陪都重庆她结识了文艺界众多的名人雅士，受到大家的敬重。著名戏剧家胡绍轩曾对赵清阁在抗战时期的所作所为做了公允的评价，他写道：“抗战时期，她与表姐杨郁文住在一起，我去她家无数次，对她是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的。无可否认，她是中国现代文坛上较有影响的第二代女作家之一，也无可否认，她主编的《弹花》是一个进步的民办杂志，她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旗帜下，团结了各方面的作家，对抗战文艺事业作出了贡献。”（《现代文坛风云录》第二百四十九页）

不仅如此，赵清阁还得到了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夫妇的理解和爱护。周恩来对私生活是很严肃的，他也严格要求身边的同志。周恩来对老舍和赵清阁的那段感情是知道的，也是理解的，当年，周恩来在不同的场合曾见过几次赵清阁，留有深刻印象；“文协”成立以来，周恩来对老舍是器重的，一直支持他在“文协”的领导工作。老舍与赵清阁都是党外人士，但周恩来尊重他们、信任他们。新中国成立后，需要老舍这样的世界级文化名人为国家服务，周恩来深知老舍与赵清阁的关系，于是便授意阳翰笙，由阳出面让赵清阁写信给老舍，催促老舍回到祖国。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老舍接到赵清阁的信后，毅然打点行装回国。当然这是后话了。

著名诗人、作家邵燕祥，2010年曾在《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题为《周恩来与郭、老、曹的“知己”之谊》的文章，其中有一段提及老舍与赵清阁的这段抗战情。他用十分恰当而又令人震撼的语言表述说：“在老舍夫人胡絜青携子女从沦陷区间关千里来到重庆以前，孤身一人的老舍与单身女作家赵清阁之间，有一段不容后人亵渎以对的感情经历。”这真是一句掷地有声、义正词严的话！

水晶是透明的，老舍和赵清阁七十年前发生在重庆的这段感情经历，就像水晶般至真至纯。

（选自《名人传记》2013年第9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