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茂林

（贵州教育出版社，贵州贵阳，550004）

由南京市栖霞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栖霞区档案局（馆）合编的介绍黄质夫（1896—1963）从事乡村师范教育的《师之范——黄质夫在南京栖霞》一书，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面世。

几十年来，我国出版的关于研究乡村教育的书并不多，关于研究乡村师范教育的图书更少了，为一位乡村师范学校校长立传的正式出版物更难见到。在黄质夫离世50周年前夕，南京市栖霞区的方志档案部门和教育部门能花费如此财力人力，为黄质夫先生立传，并在北京的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可见黄质夫的事迹感人之深。

这些年来，黄质夫一再被人们提起。介绍黄质夫的出版图书有江苏省政协文史委员会主持编写的文史资料——《乡村教育的先驱黄质夫》，1992年面世；贵州省榕江县民委编撰的文史资料——《国立贵州师范学校文集（1940—1949）》，1995年面世；贵州省教育厅史志办公室、民族教育处、贵阳方志办公室共同编辑的《黄质夫教育文选》，2001年贵州教育出版社出版；贵州省榕江县政府副县长肖云慧主编的《黄质夫乡村教育思想研究》，2003年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看了《师之范——黄质夫在南京》一书的后记，得知南京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东南大学校友总会、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等单位都给予了许多支持和帮助。看了本书前面的序和题词，其中有国民政府原教育部长陈立夫题词：“黄质夫先生乡村施教有教无类”，有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原副部长韦钰的题词：“耕读一堂，树乡村文化新风；奋斗终生，为后辈学人之师。”有江苏省原副省长管文蔚的题词：“乡师先驱黄质夫”等。韦钰和东南大学校长易红为这本书撰写了序言。

为什么学界现在会如此怀念一位乡村师范学校校长呢？这个问题，编者在后记中回答了读者：

编成这本书，我们深感完成了一项重大的使命，那就是让一个真实的黄质夫得到应有的历史定位。这件事虽然来得晚了些，但是，时间是最好的老师，它使我们得以对黄质夫的认识更加全面，理解更加深刻，因而大大提高了本书的内在质量、学术品质和存世价值。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天赐予我们栖霞地区两位教育大家。一位是陶行知，他高举“生活教育”大旗，在晓庄举办实验学校，推行平民教育、农村教育，主张“教育与政治同时并进，同时革新”，名闻遐迩……另一位是黄质夫，他奉行“教育救国”的宗旨，大力推进乡村教育事业。在其掌教栖霞乡村师范的同时，创建“栖霞新村”，实施“教育乡村化、乡村教育化”，是乡村教育的开拓者，在全国亦有重大影响。他们共同主张并身体力行“化万万农民的愚，救百万村庄的穷，争整个民族的脸”，正可谓其意也殷，其志也坚，家国民族之情怀昭然若炬。

黄质夫手迹

在栖霞的历史天空，陶行知、黄质夫犹如“双子星座”的两颗星宿，辉耀着这片大地。栖霞幸甚！

在本书出版之际，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理事长、浙江大学田正平教授发来贺信：

欣闻《师之范——黄质夫在南京栖霞》一书即将出版，请接受一名中国教育史教学和科研工作者的深深敬意！

黄质夫为我们乡村教育事业的提倡和推动，身体力行、奔走呼号、不遗余力！他的事业和精神是我国教育工作者的一份宝贵遗产！相信在把发展教育事业作为民生大事的新时期，质夫先生的思想、精神和人格必定会得到发扬光大！

这些语重心长的话语，说明黄质夫从事20年乡村师范教育积累的历史经验并没有过时。我国的乡村教育现状仍然需要继承黄质夫乡村教育的历史经验，对20世纪初开始的乡村教育活动的功过应重新评价。

20 世纪初，以陶行知为代表的人民教育家们认为，教育能够救中国，中国的主体在农村，拯救中国的关键是搞好乡村教育。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教育执民族之命脉”，而“乡村教育是救国之泉源”。实施乡村教育是改造农村，实现救国目标的最根本、最迫切、最有效的举措。陶行知、梁漱溟、晏阳初、黄质夫……当年的奋斗史，都是把实施乡村教育作为他们人生的最佳选择。

但是，这些教育家的主张和实践，后来并未成为主流。在“救亡”和“强国”过程中，教育很难摆脱功利主义的左右，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原则泛化于教育领域，教育似乎成了“经济活动”的侍从。当前教育正面临着教育腐败、教育体制僵化、国家的教育投入少、遵循教育规律提高国民人口素质进展缓慢、农村教育被边缘化、与国际教育接轨等6大挑战。在这样的教育现实面前，每一位从事乡村教育的同仁，每一位乡村教师只有通过对乡村教育基本理论的学习思考，才能认清形势、理清思路，才能从实际出发，做好本职工作，才能当一名爱国爱教的乡村教育工作者。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从这个高度上看，读读《师之范——黄质夫在南京栖霞》一书，反思20 世纪乡村教育的历史经验，有助于落实“学有所教”，让更多的乡村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