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多思

在北京南六环的亦庄开发区，住在这里一套大房子里的钢琴天才沈文裕，被粗暴的父母管教得失去自我的故事被多家媒体报道，成为中国不少音乐爱好者津津乐道的谈资。为了让沈文裕早些回国赚钱，沈的父亲甚至以死相逼，让他放弃了继续向德国钢琴教育家凯沫林学习的机会。沈在中国目前不是十分成功，与沈同时代的郎朗与李云迪都已经身价千万甚至上亿元，而沈文裕的一场演出出场费还不到前两位钢琴家的一个零头。

距离沈文裕80公里的北京北部最大的社区天通苑，6岁的北京小姑娘梦涵停掉了已经学习了三个月的提琴课，被母亲金女士送到一所私立双语小学去学习。梦涵很高兴，因为她根本不喜欢难学的小提琴。但是她不清楚的是这所双语小学有一门必修课——钢琴演奏。金女士说，现在北京好一些的私立学校几乎都设置了钢琴和小提琴课，公立学校开设这门课程的也不少，“如果学校不开钢琴课，就很难吸引到生源。”

就在梦涵开始改学钢琴后三个月的2014年1月，北京上万家长带着孩子争抢北京市少年宫5700多个培训名额，其中主要课程是艺术课，包括钢琴培训。最终所有名额在下午4点被抢光，预计4天的报名时间变成了一天。为了能抢到一个名额，有些家长排了一夜的队。少年宫钢琴老师的技术保障和只是私人授课三分之一的价格，无疑对工薪族家长有着巨大吸引力。

面对中国的古典音乐热和西方古典音乐逐步走向低谷的现状，“中国据说有3000万到1亿的儿童在学习钢琴、小提琴或者是两者”，“古典音乐正在蓬勃发展”以及“古典音乐的未来在中国”这样的说法，早已在中外媒体间广泛传播，西方的古典音乐从业者们也把希望寄托在了中国。

中国到底有多少琴童？从事钢琴教学几十年的中国著名钢琴家刘诗昆本人也难以估计，“铺天盖地，根本没法统计。谁要说出一个确切的数字，那肯定是在胡说。”

出生于1939年的刘诗昆，曾在“第一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中获亚军。在中国钢琴热还没有兴起，钢琴只是资产阶级的玩意儿的时候，中国三代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江泽民等，就专门聆听过他的演奏，并分别不只一次同他长谈。改革开放后，刘诗昆曾在许多“偏远得都没听说过名字的城市”举办演奏会。他惊奇地发现，中小城市对钢琴的热情比北京、上海有过之而无不及。当他坐在简陋得需要话筒扩音的场子里演奏时，“台下全挤爆了”，周围黑压压站着的尽是带着孩子的家长。

兴起

“中国千万琴童学琴，已经成了全球关注的现象。当西方的孩子们在无忧无虑地玩耍时，我们的孩子在钢琴前埋头苦练；当国外的孩子们梦想着成为足球明星、政坛名人、法律高手时，我们的孩子在憧憬着鲜花和掌声簇拥的舞台生涯。我诚心呼吁，请各位不要在逐梦路上迷失；请家长们在完成硬指标的同时，别忘了关注孩子们内心的幸福含量。”肖荻把这种现象比喻为“钢琴大跃进”。肖荻是旅英女钢琴家，她在自己不久前为英国著名报纸《金融时报》写的《钢琴大跃进》的文章中不无担忧地说到。

但是，肖荻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的是，她本人就是一名在钢琴热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之一。肖荻，广州人，生于音乐家庭。4岁始习琴，两年后在广东省珠江杯少儿钢琴比赛中获奖；1992年至1998年就读于星海音乐学院附中；1998年肖荻以全省最高分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2002年以全院专业及学术最高分考取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研究生；2005年，肖荻到英国留学并获得博士学位。如果没有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钢琴热，肖荻很可能至今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比肖荻更著名的是18岁就获得波兰肖邦钢琴大赛金奖的李云迪和如今红遍全球的钢琴家郎朗，他们俩无疑是中国钢琴热催熟的两颗最大最成功的果子。紧随他们的是刘飒和王羽佳。有着钢琴家梦想的琴童和他们的家长，为了能一睹这些明星的演奏，不惜花费几百甚至上千元人民币买一张票，而这个价格是中国普通人月收入的四分之一。

据上海音乐学院的资料记载，上世纪80年代，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带来的文化生活的需求， 出现了家庭购置乐器的社会现象，掀起了一阵钢琴热、小提琴热、电子琴热等，家长们不怕劳累地通宵排队购买钢琴、小提琴、电子琴等乐器。1985年， 为了与国家形势相适应， 提倡不仅要发展经济， 也要发展文化。教育部下了一个文件，提出高等院校的大门应该向社会敞开， 向社会辐射。于是，社会上的音乐教育培训开始广泛出现。当时公开在报刊披露的抽样统计数字显示， 仅上海市区就有钢琴、电子琴和手风琴琴童十万；1987年，上海和广州率先出现钢琴考级。

目的

难道中国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钢琴家或者音乐家？中国的家长们一切都是从实际出发。有用的东西就信，没用的就不信。面对钢琴和音乐，中国人最看重的并不是音乐，而是考大学，只有书读得好，才能有望当公务员和出国，如果学习钢琴能有利于高考，那么必然成为热潮。

从90年代中期开始， 中国部分地区出现土政策——中考和高考可以根据考生高级别的钢琴考级证书予以不同程度的加分， 最高可以加50分，还有个别的高校开始招收艺术特长生，加分和艺术特长生无疑给已经开始的钢琴热又添了两把火，钢琴考级热也自然迅速升温。1998年，钢琴热重点地区的北京，考级考生人数超过7万人次；到2000年，北京考生人数已超过10万人次。上海后来居上。据上海市音协统计，从1988年8月至2007年8月，参加上海钢琴考级的总人数已超过25万人次。发展至今，中国每年参加各类音乐考级的琴童已号称“百万大军”，规模庞大而壮观。

钢琴热还带来了钢琴培训、钢琴学习教科书和钢琴制造业的发展。2001年中国已成为世界头号钢琴生产与消费大国。全国钢琴生产量为26.5万台，国内市场钢琴销售量达到22.5万台，均居世界第一。珠江钢琴厂成为世界第一大钢琴厂。

这其中的弊端不言而喻。2002年开始，文化部规定：艺术考级不得与升学挂钩。2007年，教育部出台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小学艺术教育活动的意见》中再次声明，“各类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的等级不得作为学生升学、奖励的依据。”自此考级与升学的关系终于结束，“现在让孩子学钢琴的家长还是很多，但是不如以前那么多，毕竟和升学无关了。”上海城市交响乐团团长曹小夏说，但是钢琴热的冷却过程却仍然漫长。

在北京东直门一家名为苏菲的画室，五六个孩子正在认真地画着石膏像，他们其中有人也即将参加美术考级。一家餐厅的老板潘东来画室接自己的女儿回家，他说：“我女儿也曾经练钢琴，学了三年，孩子自己实在对钢琴不感兴趣，死活不弹了。我并不想让她成为钢琴家，但是看到别人都在让孩子练琴，我怕她将来吃亏。”

争议

在西方，当古典钢琴拥趸们的头发开始越来越白的时候，中国学童大军的进入无疑令人激动万分。为了让孩子得到艺术熏陶，每到周末，一些家长带着孩子去欣赏音乐会，在世界各地观众人数都在下降的古典音乐会在中国逆向而动。但是，争议也随之出现。不仅是肖荻这样旅居国外的音乐家，中国国内的音乐家也开始对由考级热带来的钢琴热产生了质疑。他们觉得目前的钢琴考级只是考几首曲子，这样就限制了孩子去广泛地涉足各种曲目，影响对钢琴更全面地学习。过分的功利心理还使得中国的家长只看重技术的训练而不重视乐感的培养。

“在欧洲，除非有特殊的才能，老师一般不建议七岁以下的孩子学习乐器。相反，他们认为孩子要在游玩中开发创造力和想象力。钢琴在西方并没有在中国国内吹捧的种种奇效，跟学画画、踢足球一样，学钢琴只是兴趣爱好的一种。”肖荻说，“我自己也是从4岁开始学的琴，最后能走上职业音乐家的道路并一直坚持走下去，是因为我在演奏、学习中不断发现新的乐趣，所以一天不练琴都觉得难受。别人看我每天练五六个小时，觉得太辛苦，却不知我其实乐在其中。所以我并不是说练琴不好，练习很重要，尤其对想搞专业的孩子们来说更是必要的。我不主张的是强迫性的、毫无趣味的长时间练习，尤其是孩子骨骼还在发育成长的过程中，超强度的练习很容易影响、甚至伤害他们的身体健康。”

早在2007年，德国著名的钢琴教育家凯沫林对《深圳晚报》记者说：“在欧洲，一般是根据不同曲目来判断能力。学校每隔几个月会开一种观摩会，检验学生到达一个什么水平，老师会告诉家长，学生存在什么毛病。根本没有什么考级的制度。当学生达到一定程度，可以考专业音乐学院深造。对一个孩子来说，弹琴是需要持之以恒的，不是会弹几首曲子，通过一个考级就行了。”

也有人认为肖荻的担忧有些夸张。14岁就通过了钢琴十级考试，现在在一家出版社担任编辑的王甜甜认为，她自己就是考级热带动的钢琴热造就的一名普通音乐爱好者：“如果没有考级热和钢琴热，我可能会去推铅球，立志参加奥运会了，因为我那时很胖。可是家长安排我学了钢琴，虽然最好的学习方法可能应该从趣味出发，但是考级热让很多的孩子练上了钢琴，练比不练还是强。虽然小时候我也因为练琴挨揍，可是现在我为我比一般人高很多的音乐修养感到自豪。”

现在有更多的钢琴教育者在尽量减少考级带来的负面影响。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的钢琴硕士李玥，是中国交响乐团年轻有为的钢琴家，业余时间她也教一些孩子钢琴演奏。中国的钢琴热使得李玥这种级别的钢琴老师，每课时45分钟的收费大约能达到500元人民币以上。“我让我的学生从钢琴六级开始考，不参加前五个级别的考试，这样就避免过早地只练习考级的有限曲目，可以多接触些其他的钢琴曲目。”李玥说，“你不让学生参加考级不可能，毕竟国际国内的各种钢琴比赛有限，要求也高，不是所有孩子都能参加。考级或多或少能证明孩子的学习成果。”

支持

独生子女的家长们对孩子前途的深切期许与政府对艺术的支持，使得钢琴热何时降温变得遥遥无期。

400年前当西方音乐正式进入中国时，统治者并没有像抵触西方政治制度一样去抵触乐器。1601年，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向万历——明代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献上了一架羽管键琴，这种琴就是钢琴的前身。美国人梅文诗和她的丈夫美籍华人指挥家蔡金冬合作撰写的《红色狂想曲：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一书中引述到：“皇帝的太监在琴上试弹了一会儿，然后就将其闲置一边。它静静地躺在一个盒子中达数十年之久，直到崇祯皇帝这位明朝的末代皇帝，才发现了它而且找到一位德国传教士向他解释如何演奏的。在之后的皇帝中间，康熙和乾隆都对西方音乐显示出浓厚的兴趣；后者统治了中国几乎18世纪中大部分时间，他组建了一个满员的室内交响乐团，太监们穿上欧洲人的服装，戴上假发进行演奏。”

如今，政府更加重视艺术对于孩子们素质的提高，教育部近日出台了关于推进学校艺术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根据意见，教育部将从2015年起对中小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进行艺术素质测评，并将测评结果记入学生成长档案，作为综合评价学生发展状况的内容之一，以及学生中考和高考录取的参考依据。意见明确，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开设艺术课程，应确保艺术课程课时总量不低于国家课程方案规定总课时9%的下限，鼓励有条件的学校按总课时的11%开设艺术课程，初中阶段艺术课程课时不低于义务教育阶段艺术课程总课时的20%。普通高中要保证艺术类必修课程的6个学分。中等职业学校要将艺术课程纳入公共基础必修课，保证72学时。普通高校要面向全体学生开设公共艺术课程，并纳入学分管理。鼓励各级各类学校开发具有民族、地域特色的地方艺术课程。

“我认为钢琴热、提琴热是好事。”东京艺术大学小提琴演奏博士王中男说，一个拥有人文艺术方面修养的人，对事物的反应会敏感许多。

王中男博士称，欧洲国家在儿童的小提琴教育也开始倾向于中国式强迫教育。“孩子懂什么？日本这几十年研究发现，你把所有练习曲都写得异常优美也不管用，孩子就是不喜欢练琴。音乐是美妙的，但是练习是艰苦的，在掌握基本技术以前，快乐教育完全不管用，这是我自己的观点。日本最棒的小提琴家美岛莉两岁就表现出音乐天赋，但也因为不喜欢练琴被母亲殴打。”

其实，王中男自己就是被在大连一家乐队担任圆号演奏员的父亲扇耳光强迫练出来的。国家交响乐团青年钢琴家李玥的甜美外貌和气质，无不透露出自己优越的音乐世家的出身，但是因为弹奏错误被母亲打得哭声不断，对于儿时的李玥来说是最常见不过的事，“那时我是哇哇地哭”。如今中国钢琴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附属品，仍然是孩子们的哭声。

（编辑·宋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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