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启雨

（池州学院 外语系，安徽 池州 247000）

《文心雕龙》因“体大而虑周”而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系统文论著作。鲁迅先生曾经作过明确的评价：“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1]370。根据现有资料，《文心雕龙》最早的英译可以追溯到美国汉学家休斯。1951年，休斯发表其著作《文的艺术：论陆机“文赋”》，其中包含了《原道》一篇的英译。其后，1959年，施友忠英译《文心雕龙》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1970年于台北中华书局刊行中英文对照本。1983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刊行中英文修订本。1962年，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对《文心雕龙》的《神思》、《风骨》、《情采》、《夸饰》和《知音》等五篇进行了英译。译文因其文字优美，得到西方文论界的高度评价。1971年，匈牙利汉学家杜克义发表其专著《中国三至六世纪文类理论：刘勰的诗歌类型论》，收录了《通变》和《时序》两篇的英译。杜克义的翻译功不可没，它标志着欧洲学者对《文心雕龙》的兴趣。1989年，王佐良教授在其著作《翻译：思考与试笔》中收录了《明诗》、《才略》两篇译文。1992年，著名的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的杰作《中国文学理论评述》由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出版发行。该书被两名中国学者王柏华和陶庆梅翻译成汉语，2003年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在该书中，宇文所安选译了《文心雕龙》中的十八篇。作者以西方文论的视角来审视中国古典文论，具有深刻的洞察力。1999年，黄兆杰与人合译了 《文心雕龙》，该书由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对《文心雕龙》的翻译作了不少贡献。2003年，译者杨国斌《文心雕龙》全译本问世，收录于大中华文库。该书在前言中介绍了刘勰的生平，对文学观、文体论、创造论、风格论和修辞论等五个重要方面作了探讨。

然而，与学者对《文心雕龙》英译热情相比，针对《文心雕龙》的英译研究却不多见。钟明国曾经统计，迄今为止，仅有6篇专门论述《文心雕龙》的学术论文，皆为西方或中国籍汉学家所著，且皆为施友忠译本研究，其他译本的研究仍然沉寂[2]105。本文即是通过建立平行语料库的方法来对 《文心雕龙》的两个英译本（宇文所安译本、杨国斌译本）进行对比研究，详细描述两个译本风格差异的表现，并尝试进行解释。

1 平行语料库的建立及应用

由于语料库试图代表某个语言或是某个语言的一部分，恰当地设计语料库取决于其意图代表的内容[3]246。而语料库的代表性问题则涉及到语料变异范围、语料多样性和语料大小等问题。基于本文对《文心雕龙》两个译本的研究关注于风格差异，我们拟建构两个语料库：杨译本语料库 （以下简称YVC）和宇文译本语料库（以下简称OVC）。为确保两个译本的可比性，我们只选择宇文所安和杨国斌两位译者都翻译过的文本作为语料。语料库的语料都应采取纯文本（.txt）格式，以供软件识别、分析。

1.1 语料库标注

根据Paul Baker的观点，语料库标注是指给语料库的语料增加附加信息的过程[4]13。为增加语料的可用性，我们需要给语料进行标注。而标注可以在两个层面进行。一是宏观层面上，对文本类型和特征等信息的标注；二是微观层面上，对词和文本格式的标注。微观层面上的标注又可以分为语法标注和句法分析。

1.2 语料库对齐

由于我们关注的是《文心雕龙》两个译本风格的差异，因而有必要查找出风格差异的具体表现。为了全面、详细地查找这些差异，首先需要开展源语文本和目标语文本的语料库对齐工作。语料库的对齐可以在词汇和句法两个层面上进行。借助软件工具Paraconci，我们建立了汉英平行语料库。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每个汉字之间没有空格，汉语文本本身无法被软件Paraconc识别。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应采取汉语文本与英语文本一致的格式。这就需要在汉语文本的词与词之间加入一个空格。鉴于汉语文本的庞大数量，人工进行这项操作极为费力。我们借助ICTLASii分词软件，成功地在汉语的词与词之间插入了空格。以下是软件输出的一个例子：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

而通过Paraconc开展的语料库对齐工作也是简洁明了。鉴于篇幅的限制，我们截取了一个例子：

表1 汉语文本与杨译本的语料库对齐

1.3 语料库检索

在对齐好语料库之后，我们就可以对语料库进行检索。通常而言，采用有效的软件工具，可以生成词频表、词汇索引和其他有用的统计。本文采取Wordsmith version 3.0iii，该软件能够详细地考查词在文本中的使用情况。同时在平行语料库的检索中，我们还使用了Paraconc这款软件，该软件在语料库的平行检索方面显示了强大的功能。例如，通过键入“文”和“language”，Paraconc 就能自动进行检索，告诉我们检索的结果。如果存在匹配，软件就会自动生成所有匹配结果。

2 风格差异对比

2.1 词汇层面上的对比

2.1.1 类型/形符比 （Type/Token Ratio） 形符（Token）是指语料库所有词汇的总数，而类符（Type）指所有不重复词汇的总数。类符/型符比指用语料库的类符总数（不重复的词汇）除以型符的总数，再以百分数来表示[5]80。换言之，它可以用来衡量某个给定语料库中作者使用词汇的范围和多样性。某个语料库类符/型符比高，表明用词多样。反之，类符/型符比低，则表明语料库的词汇重复程度高。然而，类符/型符比的计算还受语料库大小的影响。由于功能词重复的特点，语料库越大，类符/型符比就越低。根据Mona Baker的观点，“鉴于语料库大小不同，标准类符/型符比更加可靠”[6]250。其计算方式是先获取语料库某个特定数量 （如前2000个）词汇的类符/型符比，然后再计算接下来的2000个词汇的类符/型符比，按照此方法一直计算下去直至结束。因而，标准类符/型符比就是计算所有这些单独的类符/型符比平均值。显然，标准类符/型符比计算更为科学。需要指出的是，在本文的研究中，Wordsmith工具以1000个词汇为单位来计算类符/型符比。以下是计算的结果：

表2 OVC和YVC的类符和型符对比

从上述的表格中可以看出OVC标准类符/型符比高于YVC，杨译本的标准类符/型符比与翻译英语语料库（TEC）（TEC 数据来源于 Olohan，2004）更为接近。这表明宇文译本的用词比杨译本更富有变化。

2.1.2 词频 借助Wordsmith工具生成词汇频度表，可以观察两个译本的用词特点。

表格显示BNC中频率最高的十个词都是功能词，OVC和YVC也具有同样的趋势。然而，差异也不可忽视。可以看出实词writing在YVC中位列第九，然而该词在OVC中却是缺失的。其原因在于，一方面writing所对应的术语 “文”在源语的频率高，作者刘勰本人试图通过重复“文”这个词以及赋予它多种内涵，以建立“文”在历史中的地位。另一方面术语“文”内涵丰富，翻译难度大，杨国斌先生采用writing这一重复处理方法，反映出译者有意来提醒读者刘勰的写作意图。

表3 OVC和YVC高频词对比

2.1.3 词汇密集度 正如Ure所述，词汇密集度是计算某个语料库的实词比例，以百分制来表述[4]。106Stubbs对此解释为，用实词（名词、形容词、副词和动词）的总数除以所有词汇（即形符数），再以百分制来表示[7]71。因而，其计算结果能够反映出语料库的信息容量和难易程度。通常而言，词汇密集度越高，实词用的就越多。然而，语料库本身的大小也会影响到词汇密集度。

表4 OVC和YVC的词汇密集度对比

上述表格显示OVC的实词总数超过YVC的实词总数。然而，把语料库大小的因素考虑在内，我们可以看出YVC的词汇密集度超过OVC。该事实表明，OVC倾向于使用虚词来简化翻译，使译文更具有可读性。YVC更重视传递源语的信息本身。

2.1.4 术语的翻译 术语是理解文论的核心。然而，由于文论术语含义的模糊性，因而很难界定。已故知名学者刘若愚曾经指出：“即便是同一个作者使用，术语可能表达不同的概念。很多似乎不同的术语实际上却表达相同的概念”[8]7。换言之，我们不能孤立地理解术语，应该建立语义网络，让术语彼此相互界定，来获得意义。而中国文论的术语翻译更是困难重重，既要建立这个语义网络，还要注意到中西文论的差异所在。宇文所安无奈地指出：“没有优雅的方式来处理中国传统诗学的术语问题”[9]16。针对术语翻译的困惑，刘若愚认为，一旦我们意识到一个术语有着个几个相互联系且重叠的语义之时，无需追求术语翻译的一致性。翻译的选择取决于术语最为重要的语义，但也不忽视其隐含义。同时还要考虑到作者使用术语的意图[8]17。我们以《文心雕龙》的一个含混术语“文”为例，来探讨两位译者的翻译风格差异。通过查找已建立的平行语料库（汉语文本即为宇文所安选译的18章），一共发现与“文”相关的概念出现了163次。其结果如下：

表5 《文心雕龙》（共18章）“文”出现频率

通过Paraconc检索，可以产生两个语料库对“文”的翻译处理结果。

表6 OVC和YVC“文”的翻译对比

上述表格清楚表明两位译者没有亦步亦趋，而是根据需要进行变通。然而，他们对“文”的处理却有着很大的不同。杨国斌先生采用更多不同的词汇来翻译 “文”，宇文所安的翻译则较为集中在pattern,writing和literature这三个词汇，对“文”音译法（wen）也是其选择之一。这或许能够看出YVC力争让这个内涵丰富的术语得到最充分的解释。OVC则更想反映出中国文论的异质性，期待读者自己去理解。

2.2 句法层面上的对比

2.2.1 平均句长 平均句长是指文本中的所有句子的平均长度。一般而言，句子的复杂程度和句长有密切关系。但这并非意味着句子越长，句子就越复杂。平均句长大体上可以让我们对了解句子的复杂程度。Butler通过对三部小说的分析，指出句子依其词数多少，可以分为短句（少于10个词）、中等长度的句子（10-25个词）和长句（大于25个词）[10]121。

表7 OVC和YVC的平均句长对比

从上述表格可以看出，宇文译本的平均句长属于长句，杨译本的平均句长属于中等长度的句子。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宇文译本的句子倾向于复杂，而杨译本的句子则倾向于简洁。

2.2.2 复杂句 复杂句是指包含一个独立主句和至少一个非独立从句的句子。复杂句子的明显标记是诸如 when，although，because，if等从属连词，或是that，who，which等引导词（或关系词）。通过计算两个语料库的从属连词和引导词（或关系代词），我们能够看出两个译本的句法复杂程度。

表8 OVC和YVC的复杂句分布情况对此

表格反映出两个语料库中复杂句使用情况差异明显。OVC使用的从属连词和引导词 （或关系词）数量几乎是YVC的一倍。这显示出宇文译本的复杂句数量远远超过杨译本。同时，表格反映出的数据情况也与上述平均句长的结论互相印证。

3 差异探讨

通过上面的词汇和句法两个层面的比较，可以发现两个译本存在较大差异。我们认为，造成两个译本风格差异的原因主要与译者立场和翻译策略有关。

3.1 译者立场

事实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面对的是原语和目标语的两种文化。因而，需要做出选择—或是接受原语文化、或是接受目标语文化。如果译者采取前一立场，可以称之为充分翻译。反之，称之为可接受翻译。正如Munday所说：“翻译的充分性和可接受性是个两极状态，任何翻译都存在这个连续体中，都不可能是完全充分的或是完全可接受的”[11]114。宇文所安认为，“翻译处于将原语适应于客语规范和保留原语差异的矛盾之中，完全适应于客观规范或是完全保留原语差异的翻译策略都是极端的、糟糕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折衷，对中国文学传统既有所 “自然化”（归化），又要对其异国情调有所保留（异化）”[9]147。换句话说，他本人倾向于适度的归化。他还宣称，“多数情况下，我宁去表面笨拙的译文，以便能让英文读者看出一点中文原文的模样”[9]15。他明确反对优雅的译文，认为“从优雅的译文中，只能得到一个相当粗浅的印象。中文里原本深刻和精确的观点，一经译成英文，就成了支离破碎的泛泛之谈”[9]15-16。杨国斌所译的《文心雕龙》是《大中华文库》的其中一本，虽然译者没有明确表明其翻译是倾向于目的语规范还是保留原语的差异，但我们从《文库》的总序中能够找到一些线索。作序者杨牧之先生宣称，“通过《大中华文库》，向全世界展示，中华民族五千年的追求，五千年的梦想，正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放光”[12]8。显然，我们可以推断，杨国斌在《文心雕龙》的翻译过程中是采取源语文化的立场。

3.2 翻译策略

句法风格的差异还与译者所采取的翻译策略紧密相关。在孙艺风看来，译者是翻译实践活动的主体，具有传达源语文本到目标文本意义的主体性[13]6。甚至宇文所安自己也认为译者是“文学经纪人”。在文学领域，语言的差异给了“经纪人”特殊的权力来“代表”一个国家的文学，决定哪些作家被选择[14]46。他明确指出，《文心雕龙》采取的翻译方法为翻译加解说的形式[9]13。事实上，宇文所安所采取的翻译策略主要是受到英美新批评学派的影响。该学派倡导本体论。正如艾略特在其《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宣称：

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艺术的感情是非个人的。诗人若不整个地把自己交付给他所从事的工作，就不能达到非个人的地步[15]。

而该学派的另一重要成就—文本细读法，也被译者宇文所安创造性地运用于《文心雕龙》的翻译中。宇文所安曾明确表达了对文本细读法的偏爱。他指出，“偏爱文本细读，是他对所选择的这一特殊的人文学科的职业毫不羞愧地表示敬意，也就是说，做一个研究文学的学者，而不假装做一个哲学家而又不受哲学学科严格规则的制约”[16]244。

而杨国斌则主张，译文中有少量注解，都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对文中的历史和文献典故略作说明[12]78。《文心雕龙》不是普通的学术著作，本身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读者应该尽量抛开注解，去领略古代文化的意蕴。事实上，杨国斌所采取的翻译策略是从中国文论本身的立场出发的，正如曹顺庆指出，“中国现当代文坛患上了严重的‘失语症’，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的文论话语…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办法说话”[17]51。而杨国斌选择翻译这部中国最伟大的文论著作，恰恰反应了译者在西方文论主导的东西方世界里表达中国声音的意识。

4 结语

通过建立平行语料库，继以采取计算机软件的辅助分析，可以发现宇文所安译本和杨国斌译本风格的显著差异。在我们看来，差异来自于译者翻译立场和翻译策略综合选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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