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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跃进”与接踵而至的大饥荒悲剧中，县级官员（以下简称“县官”）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而在这一群体中，也有不少人在当时依然保存了人性的光辉，值得后人怀念。

夹层官悲欢离合令人感叹

县官们在组织架构中是一个夹心阶层。今天的书记，当时称为第一书记；今天的副书记，当时称为书记处书记。为方便起见，本文一律把第一书记称为书记，书记处书记称为副书记。

1958年最风光的县官是河北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专家学者及44个国家驻华使节、大专院校师生等32万人到徐水视察、参观。中央的意图是要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当时受到毛泽东青睐的还有山东寿张县委书记刘传友。1958年毛泽东在中央杭州工作会议上点名表扬了刘传友的养猪、积肥、深翻改土，同年8月刘传友升为聊城地委副书记兼寿张县委书记。刘传友在“大跃进”期间没少折腾，给社会带来巨大损失。“大跃进”后，张国忠于1961年被定为“反党分子”，后调到外县当一般干部。刘传友于1960年被撤职。

除顶头上司外，上面任何一级官员都可以罢免县官。1958年，负责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从南京到安徽参加三干会。江苏六合、安徽天长这两个县的县委书记汇报水稻亩产700斤。由于低于领导设想，谭震林在安徽三干会上讲，这样的人还能当县委书记吗？结果这两个县委书记都被撤了职。

—些县官对“大跃进”以死抗命

在“大跃进”期间，有不少县官依然保存了人性的光辉，以死抗争是最激烈的—种。甘肃通渭县长田步霄，这位1956年仅30岁就出任县长的青年，在1959年写下“土地荒了，人民饿着，咱们把罪犯下了”后自杀。1959年2月，河南郸城县副县长卢世仁因抵制当时的浮夸，受到批判，自缢而死。

上面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抗争。1958年，山东省郓城县长鲁成给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写信6封，如实反映农民逃荒、领导干部说瞎话的情况。信件退回菏泽地委后，鲁成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入狱，1959年4月出狱后改定为右派，到1984年才彻底平反。

公开违抗上级命令的不多，比较迂回抗命的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是开仓救人；二是为了多留粮食，个别县官采取了瞒报粮食产量的对策；三是有些县官对上级命令并不照搬，因此救了一些民众。

副县长因饥荒被处决

必须有人对灾难负责，当年大批县官受到各种各样的处分，最严重的是判刑，这一时期被处死的县级官员并不多。1959年冬到1960年春，宁夏中宁县这个只有12万人的小县死亡1801人（纯属饿死的793人），外出逃荒8518人。县委书记齐丕文被处死，成为这一时期唯一被处死的正职县官。不过，并非因为饿死了老百姓，而是因他枪杀妻子，并企图嫁祸于人。

还有一名被判处死刑但没有被处死的县委书记是信阳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马龙山曾让副书记张福洪到—个生产队搞包产到户试点，反右倾后，马害怕负责，为杀人灭口，就在縣委扩大会议上发动批斗，将张福洪打死，然后说张畏罪自杀。光山县是饥荒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而马龙山因涉嫌打死张福洪被判死刑。对马定死刑上报中央后，毛泽东说，他还没有杀过一个县委书记，判死缓吧。

因造成饥荒而被处死的唯一副职县官是个副县长。1959年，贵州湄潭县实际粮食总产量1.99亿斤，县委主要负责人浮夸为8.46亿斤，大搞反瞒产、高征购，从1958年末到1960年末，全县人口减少6.2万。1960年6月，原县委书记被打为蜕化变质分子并被捕。1960年4月30日副县长兼绥阳公社书记被捕，8月30日枪决。

有县官因工作过失负疚自杀

实际上，一些有过失的县官的命运也非常悲惨。河南唐河县委书记毕可旦对唐河县的饥荒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过在饥荒严重时，他连续5次向上级要粮，但都没要到。因传说邻近的淅川县委书记和县长要被枪决，自己也要被捕，毕全家6人（长子在外）于1960年11月22日跳井自杀，妻子与次子获救，不久妻子自杀。

除毕可旦外，还有以下几名因过失而自杀的县官。1959～1961年上半年，陕西山阳县死亡15468人，有417人饿死，有76户死绝。1961年7月，县委书记巩全照拒绝检讨，执手枪自杀。贵州印江县从1958年12月到1959年12月，非正常死亡26349人。1960年12月，原县委书记因工作严重失误，负疚自杀。

（摘自《开放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