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

郑也夫写起文章来常常火气冲天，还坚持使用一些“并不雅驯”的俚语。在他眼里，别的词汇都不能将他的感受、分析说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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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也夫：中国著名社会学专家，曾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著有《吾国教育病理》《走出囚徒困境》《代价论》《信任论》等。郑也夫也曾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中国人民大学等研究机构或高校任职，担任过央视《实话实说》总策划。 （摄影：本刊记者 张哲）

今年年初，郑也夫的《科场现形记》正式出版了。此书一经面市，便冲进了亚马逊、当当网教育类书籍的畅销榜。

这本书是由选修郑也夫在北大开设的《教育社会学》学生的课程作业结集而成。学生们通过调查教育领域的方方面面，呈现出一幅被网友调侃为清代科场鼎盛亦不可比肩的中国教育怪现状。奥林匹克竞赛班的记忆、寄宿教师家庭、乡村学校迎检过程、北大自主招生、为奥数殉葬的北大人等等。这些五花八门、诡异奇绝的博弈、勾当、名堂，都在《科场现形记》一一呈现，不动声色却深刻入微地勾勒出当代中国教育的怪状。用郑也夫自己的话说，《科场现形记》讲述的都是“你想象不到的事实”。

《教育社会学》是郑也夫退休前教的最后一门课，他的《吾国教育病理》也来源于这门课。同样的，《吾国教育病理》一出版，便登上了网上商城当当网和亚马逊新书畅销榜的榜首。在《吾国教育病理》中，郑也夫直指中国教育的病因，以批判的视角直陈教育的治本之策。

批判被郑也夫称为自己的职业。从早年的“电视明星学者”到如今的“社会学者”，郑也夫一直在为中国教育呼吁，在他看来，一两个人说话没有用，但说话的人多了，力量就不可小视了。“心生质疑，发之为声”，声音积攒得多了，分贝高了，便振聋发聩、能裂金石。

在北京大学的教授办公室里，六十多岁的郑也夫侧身坐在沙发上，穿着略旧的球鞋，眉眼之间透露出些“拧巴”的气质。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一旦谈到要紧处，郑也夫时而一腔愤懑、时而双眉紧蹙，握紧双拳。

说话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郑也夫退休前，除了在北大、人大授课外，登上过各式各样的讲台，从《东方之子》到《实话实说》，从《百家讲坛》到《世纪讲堂》，从北京单向街书店到各地高校……他擅长演讲，而且一直以“不合作、不妥协，保持批评的姿势” 要求自己，因為“说话本身就是一种力量，是另一种权力”。

和其他常在媒体上直言的学者相比，郑也夫还有个特点，爱给学生出书。“如果你要出版我的书，就必须出版我学生的书”。到目前为止，郑也夫已经为学生们编辑了16本文集。“我的课堂一向是两个主线并行——我授课、学生做作业。”在开设课程后将学生们的论文做成合集已经成为了郑也夫的习惯。“学生们的书很有价值，这些调查报告是我单枪匹马做不出来的，把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做成书，是我的兴趣所在。”郑也夫这样解释。最让他欣慰的是清华大学法学院的王亚新教授的评价：“看你学生的书比看你的书还有兴趣。”

同那个绞尽脑汁为学生出书而到处奔走的郑也夫相比，在舆论场里的郑也夫是个十足的性情中人。2006年，郑也夫在新浪开通了博客，当时，他写的一篇批判黄健翔的博客，就掀起了与黄粉丝的一场骂战。对于读者言辞激烈的留言，郑也夫直言不讳：“骂人我会的。你可以去我的博客看，里边的留言都在，一句没删掉，尤其是以前我建议北京自来水提价、燃油税涨价，博客里骂声滔天，我就跟他们吵架、对骂。”

在《后物欲时代的来临》一书中，郑也夫又提出了人的三个追求：舒适、牛逼、刺激。又说了一句堪称个人专利的招牌话：要追求可持续牛逼。就因为这句话，一家出版社拒绝为他出书。细读郑也夫的书会发现，这个皇城根下长大的“学者”，写起文章来常常火气冲天，还坚持使用一些“并不雅驯”的俚语，也就是糙话。追溯其原因，郑也夫表示别的词汇都不能将他的感受、分析说到位。

当记者问到火气太大是否有害健康时，郑也夫自嘲地说 “生气伤身，骂人去火”。

2008年是北京大学110年校庆，学校宣传部邀请郑也夫参与纪念文集的写作，于是就有了一篇“不合时宜、殊少颂扬”的《丑陋的北大人》。文章里“火气”不减，毫不留情地指出北大学生、教师存在的问题，以至于校方看后当即通知这样的文章无法入选。对此，郑也夫在博客里写道 “人都有足够的惰性，不然何需暮鼓晨钟，那敲打全为惊醒你”。

从知青的牢骚到社会学家的批判

而说到他长久的“敲打”原因，郑也夫笑称：“我的专业就是职业批判家，可能从做知青的时候就有了这念头。”

1968年，文革后期，郑也夫从北京八中毕业，奔赴北大荒当了知青。

八年半的知青生涯，郑也夫不仅在身体上吃了很多苦头，更让他苦不堪言的还是精神上的状态。出身于“资本家”家庭的他，经常会有一些与“主流观点”相悖的想法，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郑也夫被认为是“后进青年”。当时这个敏锐的少年，正处于“富于想象，思维疯狂，精神狂飙”的时期。他感觉到生活中有很多荒诞、问题丛生的地方，认为当时的社会已经“乱了套”，而外界却说“形势大好”、“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我觉得自己的思想被一堵堵墙包围着，我的整个青年时代，一直在做着用脑袋来撞墙的尝试。”在这个黑暗的历史时期里，郑也夫就这样和各种思想冲撞着，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代。他也没有被所谓的“主流观点”给打倒，相反，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批判”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让他在与“主流观点”抗争中逐步成长。

在黑龙江建设兵团852农场务农的时候，跨连队寻找“志趣相投”的小伙伴是年轻的郑也夫平时很乐意干的一件事，他犀利的言论让许多知青愿意与他“多聊聊”，他“离经叛道”的思想更让他在知青这个“圈子”里小有名气。

“当时大部分知青都会发牢骚，但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发的牢骚比他们‘精致，能说出道理和理论。”如今回想起来，当年的牢骚，就接近于现在的批判。从知青时期郑也夫就已经固定了一种性格、思想倾向甚至政治立场。以前是作为一名普通的农场职工，用牢骚的方式来批判，而现在研究社会科学，批判就自然成了职业。

另一个使郑也夫走上批判道路的人是他的姐姐。郑也夫的姐姐一向成绩优秀，但几次考大学都与重点院校无缘，最终无奈去了一個和她的成绩不相称的学校。几次没有被录取的真相是：家庭出身不好。从此，郑也夫开始怀疑中国的教育制度。

1997年，带着这份不解，郑也夫返回北京参加高考，进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时他已经28岁。读了一年半，他又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哲学硕士研究生，之后又去了美国丹佛大学攻读社会系硕士。

在美国留学时，对郑也夫影响最大的是威廉·詹姆斯的《实用主义》，书中有一句话特别打动他：“人的需求磨砺着我们的每一个问题，人的满足伴侍着我们的每一个答案。”从初中毕业奔赴北大荒到退休，郑也夫一直在追寻着从小困扰着他的那些问题的答案。

三十九年“逃亡”路

从初中毕业到退休，三十九年间，郑也夫先后在十个单位学习、工作过，平均每个单位不足四年。从北京社科院到中国社科院，从人大社会学系到北大社会学系，郑也夫一直在“流动”。

郑也夫把这种流动称为“逃亡”，“在哪待着，我都是一个边缘人，我改变不了单位的政治，也改变不了单位中不合理的事情，但是人是有感情的。在这里待着和在别处待着有什么不一样？各个单位实际上都有它的通病。这种逃亡，是情感上的逃亡。”

在中国社科院，刚开始郑也夫也参加过申请科研经费，因为单位要求参评，否则被视为不支持单位工作。但郑也夫“打死不求人”的性格使名额每次都落到了其他人头上。于是，第二年评选的时候，郑也夫干脆直接拒绝，决定永远不参加了。“这里边的游戏规则太肮脏”，后来，郑也夫就对着社科院开了一炮：《二流学者何以当选学部委员——质问中国社科院》，直言新当选的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景天魁不够格。

“我是在抗议，在北京社科院和中国社科院我都受到了不公正待遇，用离开来抗议。”郑也夫说道。

1998年，郑也夫调入人民大学，但没过几年，问题出现了。因为人大有一个规定：干满5年接着就是聘任岗，教授必须要完成三个任务：科研任务、教学、国家级课题。由于郑也夫不申请课题，一分钱经费都没有，尽管教学、科研都完成甚至超出标准许多，但完不成第三个指标，他面临的只能是降级。

于是，郑也夫给校长写了一封信，表示这个规定非常荒诞，必须由校长、书记亲自取消。因为这相当于，考核一个农民的标准不是产品质量，而是看往地里撒了多少化肥，如果他撒一百斤，你一斤没撒，你就得滚蛋。过了几天，校长秘书给郑也夫打电话，一是说已经收到了信，二是校长感谢他的提议。后来，郑也夫就被调到了北大。

“流动”期间，郑也夫主持过《东方之子》，参加过《百家讲坛》，做过《实话实说》总策划，可谓响当当的“电视明星学者”。

在《实话实说》任总策划时，郑也夫的初衷是做成一个关于社会问题的谈话节目，未能如愿。“电视节目里有很多限制，我策划过十个选题，最好的一两个都被枪毙了。”

被毙掉的其中一期是关于“国服”的讨论。由于早年曾在美国留学，在一次各国留学生聚会上，大家都穿着自己国家的特色服装来参加，而郑也夫一阵尴尬，“我当时都不知道自己国家的衣服是什么”。现在大家出席正式场合都要穿西装，他就觉得很奇怪，难道中国没有自己的服装吗？于是就有了讨论“国服”的想法。

郑也夫至今还很迷惑，挺好的一题目不知道为什么就被枪毙了。当然，还有一些题目出于太敏感，甚至还有一期节目做好了，但是被停播和整顿。“那期节目叫‘不打不成才，当时邀请了宋丹丹参加节目做嘉宾，还引发了社会上该不该打孩子的大范围讨论，”说到这事，郑也夫止不住自己的愤懑，“这题目播出后受到严重批评，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受到不公正待遇，因为厌恶“游戏规则的肮脏”，有“精神洁癖”的郑也夫选择了不断地逃亡。现在的他品味其当年的逃亡，自我感觉还不错，“因为我觉得走出了误区，也认清了在那里待着是一件无聊的事情。”

活得高兴的“超龄愤青”

“懒散，不整衣冠，精神上有洁癖，不参加规则不公正的游戏，以争辩为快事。”从青年时代与社会的格格不入，到最后越来越决绝，郑也夫主动选择成为了一个“边缘人”。

“‘宁可做四流的社会人，不做二流的学者是郑老师的格言，”现在在社科院做研究员、曾是郑也夫博士生的李伟东告诉《方圆》记者，“他像一个老战士，一边批判一边研究，可以说是中国真正做学问，但搞的是纯学问，又不像纯粹的战士。”

郑也夫是学术界里罕见地“不申请一分钱课题经费”的教授。他觉得课题经费不仅申请过程不够公正，更是“宏观的肮脏”。以前郑也夫也有一群针对学校课题经费“痛陈腐败”的“小伙伴”，但他们“痛陈腐败之害”的背后是“腐败咋没轮到我”的私心。当他们尝到了“腐败之甜”后，也就再也不批判“腐败之酸”了。郑也夫后来同其他人分道扬镳，“我批判腐败的‘本质只是单纯的‘嫉腐如仇”。

说到中国教育的现状，郑也夫说：“我是悲观的。”当记者问到是否想通过出书来推动教育的改革，郑也夫坦言直接作用于政府是不可能的，所以只希望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学者、公民的观念。“我从来不寄希望政府会按照我的意见进行改革，我只把我的观点扔给社会，有总比没有强。”说完又加了一句，“我做这些事是为了自己高兴。”

“热爱”和“兴趣”这两个词经常出现在郑也夫的言论中，他认为人如果要做学问，需要有两个动力，一个是对社会的关怀，另一个是对认知的兴趣，两个动力缺一不可，只有一个动力是不可持续的。郑也夫觉得，就像做学问，对什么有兴趣我就分析，看什么不满我就开骂，这两个动力的出口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分析问题。在他眼里，“我做研究有充沛的兴趣，他们只有充沛的人民币”。

郑也夫已过花甲，但看起来精神奕奕，谈起自己的个性时更是神采飞扬。他是疯狂的体育爱好者，少时练中长跑，年近五十岁患上“冬泳症”，曾是十足的足球迷，现在迷上网球，也常在体育评论中直抒胸臆。或许正是这种个性使他常葆活力，成为了一个“超龄愤青”。

对于未来，郑也夫有点“糊里糊涂”，尽管对现实悲观，但郑也夫仍旧活得高兴。“我能影响中国吗？活这么大岁数了，我知道完全影响不了，不过我的声音可以打破一言堂，我的话能使这个社会生态、文化、思想多元化一点，仅此而已。”

“郑教授，你有什么不批判的吗？”郑也夫一阵沉默。这种沉默或许不是因为没有答案，而是答案过于沉重……

郑也夫所著的《吾国教育病理》一反时下不涉病灶、不究病理，治标不治本的教育论述，从诸多视角，说出惊世骇俗的道理，直指中国教育的病因，直陈其解决之道，言辞犀利，一针见血，穷根问底，论据翔实。既呈现了对教育病理的追问，也体现了对当下国情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