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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撬动了什么?

2014-05-30南帆

上海文学 2014年8期
关键词:意义语言

又计算了一遍,的确是三十周年。刚刚听到“新人文论丛书”计划再版的消息时,我已经计算过一遍。再版的理由是三十周年纪念,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惊异:三十周年了吗?

我相信这是许多作者的普遍经验:想不起自己第十本著作的标题,但是,第一本著作刻骨铭心。“新人”的称谓表明,这一套丛书均为处女作。记忆之中,李庆西——这套丛书的策划者——是在厦门大学的林荫道上向我陈述这一套丛书的出版设想。当时,不论我口头表态如何踊跃,内心肯定将信将疑:几个初出茅庐的家伙现在可以著书立说了吗?我加盟“新人文论丛书”的著作是《理解与感悟》,书名的风格多少显露出当时的拘谨。

这一套丛书镶嵌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之中,犹如遥远的遗物。三十年渐行渐远,当年的文化性格已经撤离前沿多时。回忆那个时代的写作气氛,没有人考虑如何为图书馆那些落满尘埃的书架添置一册新著,或者谋划教授职称的评聘以及学术业绩竞争。1980年代写作隐含的雄心是,雄辩地阐释我们置身的社会,同时阐释我们自己。多年的思想禁锢并没有熄灭解放的冲动,社会与自我的双重阐释无疑是“新启蒙”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的学院仍在酣睡,芝加哥手册规定的那一套繁文缛节无人问津;1980年代写作围绕在几个著名的文学杂志周围,文学杂志的巨大发行量负责将这些文字抛向世界的各个角落。当时的多数作者频繁地使用“生活”、“社会”、“现实”、“历史”这些家族性近义词,并且坚信“现实主义文学”可以充当重塑社会的手术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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