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若甫

2014年1月20日，意大利指挥家克劳迪奥·阿巴多在他位于意大利博洛尼亚的海边寓所内逝世，享年八十岁。

阿巴多与中国颇有渊源。1973年4月的中国，尚处于特殊时期，阿巴多与威利·博斯考夫斯基率领维也纳爱乐乐团造访中国，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两场划时代的音乐会。博斯考夫斯基指挥了施特劳斯家族圆舞曲，阿巴多则以与殷承宗合作的《黄河协奏曲》亮相。据指挥家李德伦的女儿李鹿回忆：“那时我们刚刚经历了只能演样板戏的年代，聆听阿巴多的音乐会，非常震撼。他是那么年轻，他的音乐充满光彩。那段经历我终身难忘。”

在许多人眼里，阿巴多代表着同代人中最高水平的指挥造诣，尤其是他2000年被查出患有胃癌并接受手术切除大半个胃后。术后他沉寂三年，2003年复出，与志同道合者组建了琉森音乐节管弦乐团。

当时琉森音乐节与韦尔比耶音乐节不相上下，同属瑞士顶尖音乐节。但随着阿巴多入主和皮埃尔·布列兹加盟，琉森如虎添翼。而韦尔比耶则遇到主要赞助商UBS撤资，一蹶不振。所以说，阿巴多对构建琉森音乐节今天的地位功不可没。

术后，阿巴多的外貌特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个原本阳刚奔放的意大利人变得憔悴干瘦，但这反而更加衬托出他炯炯有神的眼睛。不少与他合作过的音乐家都赞叹他有着鹰一样的眼神，眼神交流也成了他指挥技艺一大特色。他最后十年的指挥动作流畅自如，简练明快，优美而举重若轻，其四两拨千斤的风格无一不让人想起传奇指挥家卡洛斯·克莱伯的一招一式。而罹患胃癌的那段“向上天借来的日子”也让阿巴多把自己的每场音乐会都当作是人生的诀别，他的音乐由此而升华，尤其是马勒的交响曲，无一不透出浓浓的离别之情。

阿巴多无与伦比的指挥技法还来自于他对艺术近乎完美的追求，并以一种拒不妥协的态度抒发。这会产生出两种极端。了解阿巴多的音乐家，诸如阿格里奇和波利尼，与他共事愉快；但心高气傲的音乐家如格里莫，最后却与他决裂。阿格里奇和格里莫这两类人都个性张扬，难以驾驭，是并驾齐驱还是不欢而散，从表面上看是艺术理念，但其实更多的是看气场是否合拍。

这起在乐界掀起轩然大波的事件发生于2011年5月。阿巴多指挥莫扎特乐团与格里莫为DG录制两首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两人的交情有二十年之久，之前在音乐会上也数度磨合将要录制的曲目：第十九、二十三钢琴协奏曲。录音时，格里莫建议在《第二十三钢琴协奏曲》中使用布索尼改编的华彩，在霍洛维茨与卡洛·马利亚·朱利尼为DG灌录的此曲中，使用的就是这版华彩。然而阿巴多坚持使用莫扎特的华彩。最后两位音乐家分道扬镳，格里莫启用慕尼黑的巴伐利亚广播室内乐团，自弹自指为DG灌录了原来的作品，而阿巴多后来则另起炉灶，与阿格里奇合作了莫扎特第二十、二十五钢琴协奏曲。这张唱片在阿巴多逝世后的第二个月出版，冥冥之间竟成了追悼盘。

阿巴多生前指挥的最后一场音乐会也充满了离别之情。这场2013年8月在琉森音乐节的音乐会曲目包含了两首“未完成”交响曲：布鲁克纳《第九交响曲》与舒伯特《第八交响曲》。此外日本女中音藤村美穗子演唱的勋伯格《古列之歌》中的“森鸠之歌”则营造出翻江倒海般的广阔音场，这段拥有着类似于《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和声的音乐最后如“爱之死”一样抽丝般地结束。其后，阿巴多因身体状况恶化而取消了原定带领琉森音乐节管弦乐团赴日本的巡演、与莫扎特乐团在佛罗伦萨的义演、与老相好阿格里奇在伦敦的音乐会以及再返斯卡拉的音乐会等。

1933年出生的阿巴多、1942年出生的波利尼及1990年逝世的路易吉·诺诺（Luigi Nono），是意大利过去半个世纪来同辈音乐人中的骄子。指挥家、钢琴家和作曲家构筑成一个铁三角同盟。他们因音乐趣味而走到一起，也因为精神追求而殊途同归。阿巴多历来信奉以音乐普渡众生，这点与身为意大利共产党员的波利尼不谋而合。

1968年，年仅三十四岁的阿巴多出任意大利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的音乐总监。在执掌歌剧院的十八年岁月中，他率领歌剧院和乐团上山下乡，为工人、农民和普通市民召开广场音乐会，将过去认为只有权贵阶级才能享受的意大利顶尖歌剧院表演的歌剧带到大众市井之间。但阿巴多的左翼思想并未得到意大利权贵阶级的善待，于是他于1986年离开斯卡拉，他的继任者是以“高大上”和“强势”著称的里卡多·穆蒂。

斯卡拉时代结束后，阿巴多再也没有回到过这座世界知名的歌剧院指挥。艺术总监与歌剧院，或者说指挥家与政治家因为政见不合而闹矛盾在音乐界是家常便饭，比较著名的有郑明勋及巴伦博伊姆与巴黎国家歌剧院、蒂勒曼与柏林德意志歌剧院、萨瓦利什与巴伐利亚国立歌剧院等。

斯卡拉的继任者穆蒂也与阿巴多有着复杂的关系。穆蒂当政后一直拒绝邀请阿巴多重返斯卡拉，直到穆蒂2005年离开斯卡拉，巴伦博伊姆担任首席指挥后，重返工作才开始有条不紊地进行。巴伦博伊姆和阿巴多的交情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意大利托斯卡纳锡耶纳的指挥大师班求学时代，当时同在指挥班的还有祖宾·梅塔。2008年，斯卡拉歌剧院向阿巴多抛出绣球，阿巴多提出的回报则是不可思议的“在米兰种植九万棵树”。

这是因为阿巴多生于米兰，希望能够将幼时城市郁郁葱葱的景象于2015年米兰世博会之际还给这座工业兼时尚之都。为此他捐出两百二十棵白蜡树，种在市中心的Via Dante步行街。米兰市长同意了阿巴多的请求，答应在世博会前种完九万棵树。2010年，原定由阿巴多指挥马勒《第二交响曲》的重返音乐会因为指挥家住院而一拖再拖。直到2012年10月30日，在阔别二十六年之后，阿巴多指挥斯卡拉爱乐乐团，与时任首席指挥、也是钢琴家的巴伦博伊姆合作了肖邦《第一钢琴协奏曲》，下半场则意味深长地指挥了马勒《第六交响曲“悲剧”》。

九万棵树只是阿巴多“为民请愿”的一例。他的自由主义思想自始至终地贯穿于他的言行举止中。在一次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阿巴多毫不忌讳地谈到自己的政治主张：“人生中所有人都不可避免地选择立场。当人们说，哦，他是个音乐家，他干嘛要提政治？这是愚蠢的想法。在斯卡拉，我举办过反纳粹的音乐会，那时正值大选，纳粹当道。在意大利，纳粹党的反对党是共产党，但意大利的共产主义并不像美国那样被妖魔化。我没有党派，但我还是把选票投给了共产党，因为他们反纳粹。虽然我与意大利和苏联的共产主义有不少分歧，但我的立场很坚定。我信仰自由，任何扼杀自由的，我都反对。”

阿巴多生命中的一些重要节点，都能看出他透过这段话所表达的政治立场。二战期间，年幼的他在街道的墙上写上反抗法西斯独裁的匈牙利作曲家贝拉·巴托克的名字，以示敬仰。后来敏感的盖世太保到他家中调查，弄清楚巴托克不是游击队暗号而是作曲家的名字，全家方才化险为夷。离开米兰后的1989年，经过柏林爱乐乐团的全体成员投票，阿巴多从逝世的卡拉扬手中接过象征古典音乐界最高“帅印”的柏林爱乐乐团首席指挥一职，并于同年12月以马勒《第一交响曲》上任。当时正值世界政治风云突变，苏联解体，柏林墙倒塌，两德合并。

在记录阿巴多入主柏林的纪录片《阿巴多在柏林的第一年》中，阿巴多对演奏员说道：“我们见证了柏林墙倒塌，这是历史性事件。”其潜台词是，恩师兼伯乐卡拉扬在柏林爱乐乐团留下的独断专横和帝王般的形象将由阿巴多一举打破。阿巴多对卡拉扬也许有着穆蒂对阿巴多一样的复杂情感。一方面卡拉扬将阿巴多提携到萨尔茨堡音乐节演出，可以说是一手为阿巴多创造了国际职业生涯；另一方面卡拉扬晚年自恃终身合同，与柏林爱乐乐团关系完全破裂，伤痕累累。阿巴多修复了首席指挥与乐师的关系，给乐团带去了民主与独立价值，打造出以乐师为本的乐团体系，还政于民。在中国乐迷圈中，有不少人把卡拉扬比作“武帝”，把阿巴多比作“文帝”，从“打江山”和“坐江山”的角度出发，不无道理。

1998年，阿巴多宣布将于2002年卸任柏林爱乐乐团，成为乐团史上第一位主动请辞的音乐总监。富特文格勒的艺术遗产、卡拉扬的商业遗产和阿巴多的政治遗产成为现今柏林爱乐乐团的安身立命之本。

2003年，术后的阿巴多创建了琉森音乐节管弦乐团。琉森音乐节就是在意大利指挥家、也是反法西斯斗士托斯卡尼尼的指挥下于1938年初试啼声的，阿巴多实际上是托斯卡尼尼在琉森音乐节精神的隔空延续。与英国指挥家比彻姆一样，阿巴多也热衷于创建乐团。经由他创建的乐团大多为青年乐团，作为扶持年轻人的重要平台，除琉森之外还有欧共体青年乐团、欧洲室内乐团、马勒青年乐团、马勒室内乐团等。位于博洛尼亚的莫扎特乐团也是在阿巴多的声援下创建的，并由他担任首任音乐总监兼首席指挥。

阿巴多的逝世是整个音乐界的巨大损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阿巴多在米兰盛大的葬礼也是四面楚歌的意大利歌剧的葬礼。2011年，意大利的文化投入比2009年的0.9%下滑，只占GDP的0.6%。过去二十年来，意大利歌剧院的财政赤字累计达到三亿欧元。就在阿巴多逝世前一周，博洛尼亚莫扎特乐团传来将被解散的消息，还不得不取消了2014年原定在琉森音乐节的演出。人走茶凉的沧桑感油然而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伤感之余，人们不禁疑问，谁会成为阿巴多的继任者？2014年夏的琉森音乐节管弦乐团原定由阿巴多指挥的音乐会，将由现任波士顿交响乐团音乐总监的安德利斯·内尔森（Andris Nelsons）上阵。之前，阿巴多在意大利的不少音乐会都钦点委内瑞拉指挥、现任凤凰剧院音乐总监的蒂亚戈·马修斯（Diego Matheuz）替补。这批青壮年指挥将接过前辈有意无意掉落的指挥棒，开启古典音乐“颓势”下的崭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