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泽县

中美法治之辨析

美国政府和公务员真“寒酸”

美国人看来，政府是全体公民让渡部分权利而组成的管理机构。既然是大家的权利，政府就要在授权的范围内活动，不能越雷池半步。美国各级政府的作用很大，提供的服务很多，但与中国的各地政府相比，美国各级政府的权力受到了不少限制，政府机构建筑也并不十分气派，办公环境也相对拥挤。更重要的是，美国的公务员并不是官，没有与之相匹配的社会地位和资源，公务员仅仅是一种职业，与企业雇员、大学教授和服务生一样，区别在于公务员的雇主是政府。美国公务员也没有灰色收入，超过10美元的礼品都要上报。公务员的招录对象面对的都是社区内相对低收入和低教育水平的人员。美国招收公务员的主要理念就是要身体力行地促进社会公平，美国政府将解决中低收入、中低教育人群就业问题放在首位，美国政府解决这些人群的问题并不是简单地送温暖，而是通过促进这些人群的再教育和就业来保证他们不被社会淘汰，实实在在地保证他们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美国政府的权力小，掌握的资源少，政府的工作人员更没有像我们的某位环保局长那种“分分钟搞垮一间厂”的能力。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更加平等和谐。美国的企业也不会拿出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去公关政府，当然也不会像国内某商界巨头那样拿出黄金地段的一层楼来展示各级领导来访的照片和政府授予的各项荣誉。美国人对市长、州长和总统的接见安之若素，能与领导握手当然是一种荣誉，但除了领导的超级粉丝可能会有段时间舍不得洗手外，他们不大可能把领导写过字的黑板都放进博物馆，拿与领导的合影、首长视察的照片来充门面、抬点，在美国是极少见的。

“三权分立”是标不是本

还有一个问题“三权分立”，曾几何时“三权分立”和多党制成了一些人眼里西方民主的象征，也被许多人看成限制政府过度作为、建设廉洁民主政府的灵丹妙药。在我看来，“三权分立”和多党制不过是个方法论，是标不是本，正如计划经济并不必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能与资本主义划等号一样，更何况除了美国以外没有哪个西方大国搞严格的“三权分立”，“三权分立”造成的政府效率、效能之低下纵然是美国人自己也腹非良多。多党制则更不容恭维，政党政治、推诿扯皮、你争我斗的闹剧还没看够吗？泰国、日本，甚至搞了百年民主和多党制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家治理效率和有效性不早已是有目共睹的吗？

纵然我们的国家治理模式也未必十全十美，但至少在治理效率、有效性、精英治国和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方面是绝不输它们的，也不知我们为什么许多人还那么崇拜、那么激动。一句话，“三权分立”不算什么，多党制更不是什么济世良方，都不过是西方治国的方法论，且也谈不上是什么不可替代的最优模式，不过是西方各国根据自身实际磨合几百年折衷出来的，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一套各方比较能够接受的争议最小的统治办法，未必先进但棱角已磨平，看清了这个实质，我们还有必要追捧吗，也该明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自觉聪明但其实很傻了吧。

“法治社会”音同意不同

即使在廉政建设方面，“三权分立”和多党制这一套也只不过是一种方法论，而且其有效性也经不起实证的检验。世界上搞多党制的国家多了去了，你见有几个是政府清廉的，那些政府清廉的除了美国外又有多少是搞“三权分立”的。深入分析一下各国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一是政府是否清廉与该国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无关；二是凡廉政搞得好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该国政府强有力、监督体制机制完备有效和法治精神正确且深入社会各个层面。这才是廉政建设之本，三者比较起来最难的还是法治精神的建设，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培育全社会的法治精神才是我们的“短板”，是最该学习的。

提到依法治国，这也是舶来品，从老外那儿学来的。一句话，在美国是只有法律授权的政府才能干，而人民则是只要法律没规定不能干的都能干；在我国正好相反，政府基本上是什么都能干，而人民则是只有法律让干才可能干。美国审判一个人是以法律的名义宣判，而我们是以政府的名义宣判。在我们这里理论上官员是人民公仆，人民是当家作主的，遗憾的是人民一定是当家不做主，而公仆是不该当家却当主人的家做主人的主，这早已是见怪不怪的怪事了。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侵蚀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是特权思想——人分三六九等，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似乎“领导”就可以不守规矩，可以不受公民道德规范的约束。日积月累，“毛病”越养越大，其结果是官越来越像官，民越来越像民，公仆成了镇主的恶仆，人民则自甘下贱，以至于习总书记去包子铺吃个包子，自已花钱买，排个队这本不该是新闻的平常琐事都成了新闻。真正实现公平、正义、民主这些事在我们国家真是任重道远，法治观、执政观无论是政府还是人民都还需要好好的普及、好好的纠正。

西方的基本法治精神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更是我们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到的，我们要改变、要建设我们的法治精神，我们的法治社会。这次群众路线活动提出的取消公车，严禁公款消费，挤占公房等一项项的措施无比英明，不打掉特权思想的载体，特权思想是根治不了的。

是华裔就能指望得上吗

不管是在国内还是行走在国外，中国人对国外混出点名堂的华人总会生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亲切感，比如前任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Gary Locke），NBA现役球星林书豪（Jeremy Lin），美国前劳工部长赵小兰（Elaine Chao）。有些人会错误地认为他们这些人会对中国有着特别的感情，这往往是一厢情愿。美国的华人占美国总人口的1.2%左右，主要由三部分组成：早期移民后裔、港澳台同胞移民和改革开放后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唐人街是早期移民聚居形成的华人社区，他们在美国扎根，早已经在美国社会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而且唐人街最普遍使用的并不是普通话而是广东话，当然近年来随着中国移民的多元化，各地方言都能在唐人街找到踪迹。中国大陆的移民在唐人街并不占主流地位，而且他们大多数扎根美国时间并不长，往往走的技术移民的道路，埋头苦干应当是所有第一代移民的生活主旋律。上面提到的骆家辉、林书豪和赵小兰，有的属于早期移民后裔，有的是港澳台移民后裔，他们虽然是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但与我们的共同点仅此而已。endprint

美国华人（American-Born Chinese， ABC）首先是美国人，认同美国的主流价值观，效忠美利坚合众国，这对他们来讲天经地义；升国旗时，他们唱得是《星条旗永不落》；宣誓时，他们左手是放在《圣经》上。即使能说一口流利的广东话，他们对中国能有多少亲切感和认同感，很难讲。自然，我们也不要为这些黄皮肤的走上政治舞台而瞎激动，盲目乐观，很可能他眼里根本没有你（中国），心里只有他（美国）。清醒点吧，我们的领导和民众，许多时候，指望他们能让美国亲近中国，就像当年指望骆家辉当上驻华大使能改善中美关系一样不靠谱，咱们这些同胞至多是根香蕉——“外黄内白”骨子里还是老外，早不是炎黄子孙了。

中美宣传之辨析

当今世界，会说并且说得好很重要，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和互联网向全世界提供了“说”的平台。一个人会说，可以纵横捭阖，谈笑间定夺天下；一个国家会说，可以向世界输出价值观，树立良好国家形象，甚至不战而屈人之兵。这里的“说”就是舆论宣传。我们党和政府向来重视舆论宣传，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就通过发动舆论争取了国占区的人心，对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我们强调新闻宣传的阶级性和导向性，对新闻媒体实行了较为严格的审查，属于典型的“堵上有力，疏上没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我们主流舆论媒体的声音逐渐式微，其影响力和权威性也为人诟病，在国内尚且如此，在国外的则更是如此。

在美国，新闻自由受到了宪法的保护，《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都是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名的报纸。道琼斯公司是信息提供商，也是新闻媒体出版集团，《华尔街日报》和《远东经济评论》就是它旗下的重要资产，道琼斯的核心价值观就是要做让公众依赖的媒体，要随时随地确保质量，坚持诚实和独立。新闻自由并不是否定新闻的阶级性，绝对的新闻自由是不存在的，任何国家的新闻都是有导向的。美国的媒体固然是为美国资产阶级服务的，但如何做好新闻自由、新闻导向和新闻阶级性的有机统一？美国的新闻机构在历史上极其成功，在新闻战线上可谓“战功卓绝”，不仅稳定了本国人民，也向对立阵营成功输出了价值观。20多年前的苏东巨变，英国广播公司（BBC），美国之音（VOA）和自由欧洲电台（FRE）几十年的广播就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我们应当思考为什么西方的舆论宣传能够蛊惑人心，为什么我们的新疆、西藏问题总让人攻击和歪曲，为什么我们的媒体的正面报道无人相信，对西方连对牛弹琴的效果都起不到，有时往往是起反作用，难道前苏联和东欧的报纸媒体都无能吗？难道我们的媒体水平就这么差，手段和技术就这么跟不上趟儿？非也，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与前苏联和东欧僵化的宣传体制、舆论导向和新闻管制有着直接的关系，也和我们的宣传体制、机制、定位和行销模式有关。

坚持舆论导向没有错，问题是如何去坚持，怎么坚持？如何恢复并加强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单纯新闻审查、禁止民营资本进入传媒产业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你管得了自己的“嘴”，管不了别人（西方）的“嘴”，你管得了自己的媒体“说”什么，管不了大家信什么。众多媒体如果简单直接地充当政府的喉舌，不重视客户体验，忽略了新闻自身固有属性，丧失了新闻的公信力、及时性和自由，就失去了作为新闻媒体本身存在的意义。如果自身在市场竞争中都难以立足，还提什么与世界上的各大报业集团竞争，更谈不上宣传国家的价值观、传播中华文化和生活方式了。公众信心很脆弱很宝贵，一旦打破难以恢复。要获得民众信任，就要改变新闻媒体不独立的形象，新闻媒体可以有立场，但要建立在独立判断的基础上，行政禁令是滋生谣言和小道消息的最好温床。

新闻出版业和新闻报道领域应当进一步放开并走出去，在保证主流舆论导向的情况下，逐步实现新闻自由，让中国新闻媒体变成真正独立的新闻机构，让咱中国也能产生像路透社那样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闻集团，也能诞生像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那样影响力大、权威性高的报纸，让咱们的官媒也能像“美国之音”、BBC一样忽悠“善良无知”的广大老外，让他们也接受一下社会主义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洗礼，也“洗洗脑”，让他们的大众，特别是年轻人也能觉得咱们中国“幸福得像花儿一样”。与此同时，我们更要抓紧构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通过各种方式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在走向世界的同时让世界理解中国，喜欢中国，这也许就是我们所说的输出价值观吧。

中美国家管理方式之辨析

就管理方式而言，我国政府就像是尽心尽力的父母，孩子的一切都是自己说了算，定好了办，孩子没机会也不允许有自己的思想和空间，不管这孩子多大了，多有思想，培养的孩子都是一样的——蔫且呆，多半还是窝里横；美国那儿，政府就像是个放羊的，只要在这片草原吃，没跑到外边去，吃饱了就行，不出这片地就一概不管，培养的羊儿都有个性、有归属感而且强壮。咱们这种管理方式是颇有历史渊源的，是我们两千多年家国天下的缩影。我们中国古代政体由家演变而来，很多古代的官职也与家族内的职责分工有关。家国体制一直延续了几千年，古时皇帝称百姓为“子民”，百姓称地方官员为“父母官”。虽然是旧时的封建残余，但这样的思维和体制直到今天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就拿出国来说，现在出国的人多了，很多人把国内的陋习带到了国外，也在国际上造成了不大不小的负面影响。政府又忙着告诫出国游客要遵守当地风俗和法律法规，不要给中国的形象造成不好的影响。当然遵守当地的风俗是必要的，我国政府主动把这件事管了起来，虽然国家形象无小事，但总会觉得政府是不是有点把民众当小孩子，许多中国人生平第一次出国，捅点娄子也可以理解，咱们回国做好批评教育，回头多出去几次不就都会了。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大一统体制造成政府在社会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也造成了民众对政府的盲从和依赖心理，而且历朝历代都采取愚民政策，担心人民参与多了、知道多了，不好管，出乱子。主观上，从骨子里视人民为草民、刁民，礼不下庶民，断不敢使其参与政事，不放心。即使目前民众对政府工作有各种各样的不满，但相对西方而言，民众对政府工作的配合度和认可度相对较高。政府因此也就有了家长心态，任何事总觉得管起来更放心，不管就容易出乱子和捅娄子。但只要做过家长的都知道，如果凡事管着，那么孩子永远长不大，当然也长不好。

现在中央提出了简政放权，同时又进行了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这两件事看似不相关联。但我认为，这就是为了解决如何放手的问题。简政放权是为了解决现实中存在的审批事项过多的问题，政府不再像家长那样事事操心做主，否则孩子不只无所适从，还可能学会撒谎；而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则是为了解决思想问题，改变政府的家长心态，告诉政府，孩子长大了，你们要自己管住伸出去的手。俗话道，儿大不由娘，我们政府也早晚会意识到对于群众、企业和市场，放手才是最好的爱。自然，不改变我们封建治国理政观念，不改变封建家长思维，做到真正放手是很难的，家长总是“不放心”，恨不得包办一切，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孩子，就是他们所谓的爱，大爱无疆。要从根上改变，难啊，真不是一句话，一届政府，一场运动，一次改革能彻底转变的。借用毛主席的一句词“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没办法，做吧，不做永远没有解决的时候。（完）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