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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代的“惯例”与“参与”

2014-05-22黄忠顺

大家 2014年6期
关键词:权衡

∥黄忠顺

我们时代的“惯例”与“参与”

∥黄忠顺

黄忠顺,1959年生,湖北荆门人,文学教授。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的半部杰作现象——论长篇小说的情节时间与艺术化叙事时间》《中国时尚文学与杜拉斯、村上春树、日本动漫》《长篇小说的诗学观察》。

构成这篇小说的是一个地产开发商人的自我叙述。就其叙述的故事表皮来看,也许说不上特别,无非是一桩男女纠葛的谋杀故事并联着一个官商勾结败露而锒铛入狱的故事。但这两个故事存在一个故事层关联之外的意味层关联,这种意味关联使整部作品上升成为一种对我们时代的人参与世界之方式的具有某种独到思虑的寓言,这就有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风景。而且这个地产商叙述人特别爱好电影艺术并读了不少七七八八的人文书籍并且不乏奇妙的想象,这就又使小说的叙述有了别具一格的内涵和语调,当然这需要读者有对路的胃口来消化。

其实,仅就一桩男女纠葛的谋杀故事来说,也可以有无穷无尽的变体。这里的变体是,地产开发商“我”是一个深陷情欲的人,其妻许鸣正是他迷恋的那种肉体类型。在他的迷恋里,许鸣的身体给他的感觉“是德彪西音乐和莫奈色彩的奇妙混合”,“那是视觉与听觉之后进入幻觉的魔沼。”但他发现了妻子外遇的迹象,雇人侦探,证据显示妻子许鸣与离婚已三年的前夫海汉标正图谋要消灭自己。这就来到了故事的一个要点:“我”虽然一时听得“新鲜的血液如同堵不住的泉眼,流布全身的每一条隙缝”,但终归还是决定放弃应有的揭露与反击,因为揭露与反击意味着会失去与许鸣的情欲之欢。于是他隐瞒所有的证据,像没事儿一样一如既往地与许鸣维持“快活”。这个看起来出人意外的抉择在这里的依据是:“如果他们真的处理了我,在床上,在车里,在荒僻的地方,他们无法做到天衣无缝”,“根据犯罪专家的调查,百分之九十五的犯罪策划最后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果说这依据包括了他所认知的社会惯例,那么,这是一个贪欲至上且按社会惯例权衡收益风险比而做出的抉择。这个抉择无关道德善恶,无关是非正义,无关做人的尊严,也无关法律。说到底,世间存在千奇百怪的谋杀,在这里却成了一个满足自己欲罢不能的情欲之欢只需冒5%生命风险因而选择“被参与”的故事。“选择被参与”这个奇怪的组句将故事演绎的主动权交给了美色许鸣。那是一个下午,她挑逗“我”进行了一场酣畅的耗损体力的交欢后,建议去海滨游泳。当“我”放任性情地游向诱人的深蓝色绸缎铺展的寂静远方,突然在水下受到了袭击。强悍的海汉标冒了出来。这个谋杀故事的结局却是大海上“天衣无缝”的谋杀变成了猎杀者自己死无查证。

故事出人意表峰回路转,但与之相比,其最精彩的,是作者对辽阔的大海中两个人搏杀与追击的叙述,就像海明威《老人与海》中老人与鲨鱼的搏斗一样,作者走笔从容有度,溢光流彩,颇有大气。在我看来,这也是整篇小说在叙述美学上引人入胜的华章。

就在收益风险比的权衡在谋杀故事里完胜之时,他的官商勾结的地产项目的收益风险比却在轻描淡写的几段叙述中无可挽回地滑向了一桩似乎从中央而来的拔出萝卜带出泥的败局。他如何将钱钻进权力的针眼,如何在财务上做优美的手脚,如何逃避税收的锋芒,又如何送给相关人员一套又一套的房子甚至顶级别墅,这些依照潜规惯例的行事都被一一揭露在法庭之上。

与谋杀故事一样的贪欲至上,也是依据惯例权衡收益风险比决定参与方式,这样的棋局有赢,当然也会有输,这本来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小说似乎可以就此结束了,但作者偏偏不。作者让故事主人公穿上囚衣看起来“像古代的一个哲人”。哲人者,善于反思社会,反思自我之谓也,而监狱当然是最好的反思之地。于是,他从排解监狱里无法忍受的屈辱开始给死去的母亲写信,发展到给耶稣写信,给庄子写信,给曹操写信,给李白写信,给司马迁写信,给苏格拉底写信,给凯撒写信,给打了温泉关战役的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写信,给以色列总理沙龙写信,给患了痴呆症的总统里根写信,给罗尔斯写信,给库布里克写信。这个读了不少人类七七八八文化著作的地产商人受监狱的刺激变得像我们时代的“屈原”一样才华横溢地把这个世界横七竖八纵横捭阖地“离骚”“天问”了一遍。当他回到自己当下的处境,仍然心潮不平难以释怀:

如果一个人不卑鄙他就无法生存,他既没有杀人,也从不强奸,既不行骗,也不欺压,他按照别人给他的惯例行事,要如何定这个人的罪,而不去定惯例者的罪?

他反思的终点落在了这个时代的惯例上。他义愤地向惯例问罪又怎能不陷入绝望?绝望得让他都不愿意有自己可能存在于许鸣肚里的孩子。说实话,我读到小说的这个部分的时候,也很绝望,我更是因为主人公这样的反思而绝望。惯例并不能先于惯例参与者而存在。换句话说,任何选择按惯例行事者都是惯例成为惯例的合作者,惯例是合谋的结果。在我们合作的杰作面前,人人都在收益风险比的权衡下觉得自己非常无辜地只能参与到这个惯例世界的生存中来,否则我们“无法生存”。如此我们还有救吗?是的,这才是我们时代最需要令人绝望的症候。

你听,那个穿着囚衣的已经像是“哲人”的犯人结论性地说道:“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中国人已经无法想象比现在更不糟糕的未来,所以,紧紧抓住现在的欲望的满足是唯一的选择。”

从叙述学上说,这声音来自“不可靠的叙述者”,你愿意信吗?

责任编辑:陈鹏 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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