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清颖

陈峰：原《新京报》时事新闻部主编，PPTV副总裁兼总编辑；现任网易副总编辑

王雷：原《南方都市报》首席记者、《云南信息报》副总编；现任腾讯微博内容运营总监

许成均：原《南方都市报》战略发展部研究员；现任奥一网首席运营官、南都报系全媒体运营委员会秘书长

蔡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冯楚涵：原北京某电视台记者；现任新浪微博编辑

Richard Cole：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新闻学院荣誉院长

Laura Ruel：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新闻学院多媒体新闻教授

Mark Schultz：美国《The Chapel Hill News》资深编辑

佐藤史子：日本某电视台资深记者

D.J.Clark：英国博尔顿大学多媒体新闻教授，资深多媒体记者

传统媒体正日益成为一个进口窄、出口宽的倒置的“人才漏斗”。高校新闻专业毕业生仅约1/3进入媒体，媒体中的成熟记者，不少人一过35岁便忙着转岗改行。

这是一个从实践中来的问题，笔者访谈了10名从事媒体和研究媒体的人，整理他们对这一现象的亲历、理解，出人意料的是，尽管他们来自不同领域，观点却是惊人一致，不外乎媒介生态环境、自我实现和新媒体的冲击三个方面，只不过在着墨上备有侧重。

上世纪90年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年代，新闻事业需要在“上层建筑”和“市场法人”身份之间做出选择和归位。“事业性质，企业管理”双重属性的提出，终结了这场大辩论。这个认识上的飞跃，带动新闻改革的突破，出现新的新闻事业管理模式，但它终究没有解决“归位”问题。在实践中，更靠向事业，还是更靠向企业，完全取决于个体的自由裁量。不可否认，在从“边缘突破”向“中心突破”的新闻改革过程中，新闻生产者的权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扩张，理想得到舒扬，但也有些新闻人的理想则在凋萎。

记者这个职业：从不现实到现实

冯楚涵是80后。曾经，她作为一名传统媒体的记者，每天做“差不多的事情”就是讨论选题、采访、写稿，但选择新媒体来“挑战自己”，源于她对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认识。“新媒体平台分走了大量广告，很多传统媒体的广告大幅下滑，这直接影响到记者、编辑的收入。我还年轻，对于我们这样没有编制的新闻从业者，生活的压力需要我客观面对。”

冯楚涵的情况并非特例。近年来，随着新媒体的崛起和媒介融合的推进，越来越多像冯楚涵一样的传统媒体人正在“转型”。而“转型”的第一原因很多是基于收入问题。

“青春饭”“临时工”这些曾被记者贴之于人的标签，最终贴在了自己身上。身份焦虑是中国人的时代病，而编制是“新闻临时工”内心最深处的隐痛。

从2002年起，大多数新闻单位开始不设编制，极少数提供编制的大报炙手可热。新闻毕业生不愿意进媒体是假象，真相是学生对享受准公务员待遇的媒体趋之若鹜，对无保障的“新闻民工”招聘有所顾忌。而媒体一方面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人才需求，又对新闻教育培养出来的半成品兴趣索然，所以双方带着各自的需求在互相闪避。

弹性雇佣制造成年轻从业者保障体制的逐渐解体，钱就真的成了问题。在全民抱怨工资涨幅跑不过CPI的背景音中，大多数记者的工资根本就未参加这场赛跑。

“说实话，新媒体对媒体人而言除了收入比较高外，更重要的是个人的价值更容易体现。”陈峰笑着对我说。与陈峰的话相似的是邓飞（《凤凰周刊》记者部主任，“免费午餐”“大病医保”公益活动的发起人），他曾经对我说：“十年前我报道的事情，十年后还在继续发生。所以我现在选择做公益，这是个人价值对社会价值最大的体现。”而王雷，也因为“缺乏激励机制，优秀的人才在传统媒体的上升空间不大”跳槽腾讯。

由此可见，记者的工作性质是知识面往广博里摊，仅有的思想和写作技巧变为时下不吃香的东西。

在日本和英、美，相似的事情也在发生。

“大概3年前，日本报纸和电视台的记者、编辑跳槽到网络媒体的越来越多。比如雅虎，因为缺乏节目制作人才和专业软件操作人才，他们的人事部门就会偷偷跟电视台和报社的人联系，承诺给出大约2倍乃至3倍的工资，于是，很多人跳槽了。”佐藤史子说。

记者的职业生涯规划，是字越写越少，见识越积越深，人越老越值钱。但因为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压力，让传统媒体的裁员速度大幅增长，这从另一个方面增加了传统媒体人为谋生而跳槽到新媒体岗位的动力。

Laura Ruel教授告诉我，“现在如果有记者、编辑跳槽到新媒体也是无奈之举，因为美国很多报纸不景气，如果不跳槽很可能下岗，我上个月刚和本地社区报的一位总编聊天，他说他们近两年裁员近50%。而我的一个正在学习多媒体设计课的学生，她原来在本地一家报纸做记者，工作两年后觉得需要学习新知识，又回到学校读研究生，学习多媒体，但在她读书期间她所供职的报纸倒闭了，所以毕业以后需要重新找工作。”相似的是，作为一线编辑的MarkSchultz说：“我们报社最近走了两个人，一个去了地方新闻网站做手机媒体，一个去做IT公司做公关，大致的原因是报社工作量大，一个人要处理好多方面，休息时间不固定，而且报纸现在很不景气，职业发展空间不大，所以现在跳槽和招录新人是常事。”

新媒体崛起：从优越感到无优越感

受访者中大多数人都提到了新媒体的冲击，但又无一例外地加上了一句补充：其实，仅就人才抢夺而言，新媒体目前还不是真正的问题。新媒体是个没有近忧但需远虑的命题。可以说，面对这波Web 2.0的大侵袭，传统媒体人反而没有初遇Web1.0时的危机论，究其原因，是看清了新媒体将消灭的不是新闻生产者的职业，而只是新闻纸。“对人才流向的调节更多地是在间接起作用。”陈峰说。

记者掌握话语权的优越感在数量上逐渐消解，写千字文不如发一条微博，是常有的事。这不仅是新闻生产者要重视的问题，更是广告商重视的问题，新浪微博上有影响力的账号，转发一条植入广告的市价从几百至几万不等，数不清的账号蚕食了本来传统媒体独享的蛋糕。

新媒体不仅入侵了新闻单位，甚至介入新闻本身，邓飞曾在“宜黄事件”当中，用微博直播钟如九的现场情况，而钟如九也根据网友反应决定下一步的走向，若说它是新闻的话，客观事实在被主观导演，说它不是新闻，它又实实在在发生。

王雷曾负责《云南信息报》网站建设，他回忆那段过程比较“痛苦”。“就传统媒体而言，首先，做新媒体不够专业，人才结构比较不合理，又招不到更专业的人加入。其次，传统媒体人很多不是很理解或很了解新媒体，所以在推动网站时。采用打广告等单纯的方式，收效甚微。第三，对新媒体的运作缺乏清晰的思考，操作不到位。第四，受到体制限制较多，不能完全走市场化路线。不是按照商业项目进行落地，其实所谓的商业项目，其中有巨大的利益收入，那么这种收入如何分配，体制内限制较多。”

随着数字信息技术和新媒体的蓬勃发展，原有的媒体和行业边界不断被打破。不管是被动还是主动，报业适应、融入“全媒体”时代成为一种必然选择。这也给媒体就业提出了新的问题，职业传媒人究竟该以何种姿态在全媒体时代立足和发展呢？当媒体就业风向标指向媒介融合发展的现实需求时，跨媒体、全能型人才已是大势所趋。

“但传统媒体转型做新媒体往往会缺少好的研发人员、技术人员。对传统媒体来说，像百度、腾讯这样的大公司往往能够借助工资和品牌优势把最好的人才挖走；而且，那些传统媒体可能在内容制作上是一线品牌，但是在技术研发上却是二线品牌，所以，招人也就成了一个难题。”陈峰坦言。

Richard Cole教授则告诉我：“目前在美国比较普遍发生的情况是人们开始跨媒体工作，在平面纸媒工作的人同时在网站工作，同时做新闻写作和视频、音频采集工作。对于大多数新闻工作者来说，只在一个媒体工作有些不够了。”

或许可以说，新媒体开拓了媒体就业市场的新空间。正如蔡雯教授所言，“资深媒体人大量流至新媒体，对传统媒体来说是损失，但对整个传媒业来说，这是好事。”据专家保守估计，未来3到5年内，新媒体人才和媒体融合人才的缺口在60万到80万人之多，这也必然会稀释传统媒体的人才浓度。

“转型”后的拷问：传统媒体的固有价值

虽然离开了传统媒体，但陈峰认为，传统媒体在内容生产方面，依旧存在优势。因此，今后的新媒体，极有可能发展成为专业、高效的传播平台，而内容的提供者和把关人。依旧是传统媒体。“我在互联网里待了6年。我一直认为像传统意义上的所谓编辑部为中心的媒体在互联网时代应该是有价值，而且应该是比较主流的媒体模式之一。”陈锋说。

产品、社区、数据、经营，这是新媒体工作者的常用词，而这四个概念，传统媒体很少涉及。

王雷做记者时，只负责内容生产，现在，他要奔走在市场会议、内容会议之间，和广告部门协作，统筹团队成员的协作；许成均在《南方都市报》起初负责报社市场部的工作，后来手机报项目、负责网站并购，南都数字呈现等，现在他要思考《南方都市报》新媒体要如何发展，思考如何推进自己的想法，让员工执行。

其实，王雷和许成均面临的不仅是转行，还面临着从体制内向体制外的转型，面临着一个单纯的媒体人向复杂的公司人的转型。他们不再是一个体制内的编辑，而是一个职业化的管理者、经理人。对两种不同状态的角色认知、文化冲突，是所有传统媒体人进入新兴媒体必然要遇到的拷问。

“传统媒体人转型做新媒体，跟互联网人自己做新媒体，思维出发点不同。互联网人做新媒体，是革了传统媒体的命。打个比方说，互联网人就像是无产阶级，转型做新媒体，怎么做都挣。他们可以做门户，门户不行做社区，社区不行做游戏，游戏不行做电商，再不行就做APP。所以，假如他们最后选择做新媒体，那叫转型。而在转型的过程中，他们希望格局是越乱越好。相比，传统媒体目前的年收入是以亿为单位，但现在杂志的市场已经在萎缩，有可能10年后纸版杂志就完全消失了。传统媒体怎么转型都得做媒体，如果不做媒体，那就只有转行了。所以，两个群体转型的成本不同——前者是切别人身上的肉，后者是在自己身上切肉。”陈锋说。

许成均认为，“互联网需要的是年轻、有激情、有相关专业技能基础的人，优秀的人才不是招聘来的，是大浪淘沙磨练出来的，尤其是对于我们这种没有较高市场影响力的报业网站来说，我们公司现有团队中，真正做过报纸业务的人员不超过2096，管理层亦是如此。媒体到今天已经没有新旧之分了，互联网甚至移动互联网也不能说是新媒体，从职业的角度来看，任何岗位能够做到足够专业都是不会被市场淘汰的，更何况数字媒体和报业以及广电行业的基本业务模式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目前从事互联网工作的图文编辑、视频编辑、广告销售、营销策划、记者、主持人等等岗位，很多都有过传统媒体的从业经历，根本上说还是取决于自己对职业发展方向的把握和心态的调整。”

有专家指出，传统媒体进军新兴媒体，不是放弃传统，而是将人才、资源、内容、品牌等传统媒体的固有优势进一步挖掘、整合、延伸出来，有利于完善传媒业的生态和结构。事实上，这也是同王雷、陈锋、许成均一样转战新媒体的传媒人底气所在。

面对新一轮的人才洗牌，蔡雯教授认为，“当前的传播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化，传统媒体工作者的角色也发生了变革，而这一变革较之前更本质、更剧烈。这些变革，涵盖了工作内容、采编技能以及组织文化。融合媒介需要两类新型人才：一是能在多媒体集团中整合传播策划的高层次管理人才；二是能运用多种技术工具的全能型记者编辑。懂新闻、懂技术、懂管理、擅长策划是新闻人才的必备素质。”

Laura Ruel教授对此表示认同，“现在美国学习新闻的大学生和刚工作的年轻人都比较愿意选择新媒体领域，即使选择新闻写作或电视方向的学生也愿意额外学习多媒体课程，导致现在新闻学院的多媒体、新媒体等课程火爆，很多非新闻专业的其他院校学生也希望能选修这门课，因为在找工作中，有新媒体的背景更容易获得工作，如《华盛顿邮报》，他们的老人儿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不懂新媒体，不过近年来新招用的年轻人都必须有多媒体的背景，只会写作是不会被录用的。”

其实，传统媒体是靠新闻线索，找到新闻真相，然后用最好的文本表述进行阐释，这是一种文本表达的魅力。而新媒体就是让新闻更有价值，让发出的言论更有市场，这是一种传播的魅力。但新闻不就是要依靠传播吗？未来，无论媒体发展方向怎样，新媒体都会向多元化和垂直化方向发展，信息变得更实用是一大趋势。而媒体人的转型也将在这方面有所考量。

“转型对于我来说是一个不准确的描述，其实我个人认为只是工作岗位的调整而已，我一直都在做媒体，一步一步走到现在有机遇也有无奈，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媒体的未来一定是互联网，我是一个普通人，所以个人的职业规划得按照行业发展的趋势来规划，方向对了，步子慢一点或者方式特别一点都没关系。”许成均坦言。

或许，D.J.Clark教授的观点具有一定代表性，“总的来说作为内容生产商的媒体，一定不要因媒体价值观不变，就也不愿意面对终端和渠道的变化，这种终端和渠道的变化，必然带来用户需求和使用场景的变化，你一定还要有所改变。传统媒体人肯定都面临转型的问题，当然我个人认为，不变的是媒体价值观和所谓对事实的追求，改变的更多是实务操作层面，这是我自己对于媒体人转型的一个基本看法。”

本栏编辑 王滑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