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卫

习近平总书记曾撰文指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是千百年来人们从历史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结论。

“空谈误国”一词来自于“清谈误国”，这个成语说的是以王衍为代表的西晋名士崇尚虚无、空谈名理、无心国事、终致亡国的故事。将亡国之咎归诸清谈，既是当时士人痛定思痛的自责和反省，也是后人评说这段历史的共识，只是糟蹋了清谈这样一个词汇。

清谈误国的代表人物，首推王衍。王衍是朝中名士之首，其才华在当时首屈一指。他不仅博学能文，而且极善表达。

王衍14岁的时候，其父任平北将军，常有公文事务呈送京师，但不能得到及时答复，于是派当时人在京师的王衍直接去宰相羊祜那里申陈事状，请求答复。王衍每次都表达得非常清楚明白，让羊祜赞叹不已。更难得的是，面对羊祜这样位高权重的一时之杰，少年王衍没有丝毫的自卑低下的神色，始终不卑不亢，在场的人觉得十分惊异，都说他是一个奇士。

晋武帝的岳父杨骏，很是欣赏王衍，要把女儿，也就是皇后的妹妹嫁给他，但是王衍鄙视杨骏的为人，故意装疯卖傻，推掉了婚事。

王衍淡漠钱财，不仅经常周济别人，还经常将借出去的钱财一笔勾销，不让人还。但他妻子却很贪财，为了逼他说出“钱”字，趁他睡觉的时候，让奴婢用钱绕床几圈。王衍早上无法起身出来，就大呼奴婢：“举却阿堵物。”

“阿堵”为六朝时口语“这个”，他喊的是“把这个东西给我移开”。后世遂以“阿堵物”来指代钱。

王衍最著名的还是清谈，可谓能言善辩。开始他好谈国事，说得头头是道，但是晋武帝却因此以为他有治国之才，让他做辽东太守，去守卫边疆。当时正值辽东战事，他吓得赶紧推掉。从此缄口不论世事，只谈虚说玄，不着边际，这也是当时的一个风气。

王衍由于对老庄有很深的研究，所以谈吐比他人要深远，更加虚无飘渺，不久就声名鹊起，名动当世，成为名士领袖。在他的推动之下，崇尚虚无的清谈之风更盛。王衍有时候侃侃而谈，得意忘形，不小心说错了话，但他能毫无愧意，顺口改过来，时人称他能“口中雌黄”。“口中雌黄”“信口雌黄”作为成语一直流传到今天。

王衍的家世名气，使他很年轻就坐到高位，他的避实就虚、清谈玄理使他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游刃有余。他先后担任尚书仆射、尚书令、司空、司徒等要职，在他的影响下，这种只清谈玄虚、自命清高、讲究风度、耻于实干的风气成为西晋的政风、官风，朝野翕然，后进之士，莫不景慕。清谈成为时尚，国势却每况愈下。

清谈虚无，成了一些士人最好的避风港。口谈虚无，做官则照例署名，不担任何责任成了士风官风。彻底丧失理想的士人们，最初或许用放荡奢靡来麻醉自己，后来竟深深陷了进去，不可自拔。

早年的石崇也曾是一个勤奋上进的好青年，从其留下的大量诗句，能看到他早年的理想，也能看到其后思想的徘徊和无奈，最终还是彻底堕落。晋武帝时期的傅玄曾说：理想幻灭之后，“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于外矣”。不料一语成谶，西晋终于在清谈之风下亡国。

在清谈之风的影响下，凡是放弃职责对公务漫不经心的人，都享有盛名。谁要认真做事，就会被嘲讽，被排斥。所幸始终还是有一批认真干事的人。如王濛、刘惔与支道林结伴去找何充一起谈玄，何充却照旧处理公文。王濛问他何必埋头不起？何充回答： “我不看公文，你们这些人靠什么生存！”还有桓温冒雪围猎习武，刘惔嘲笑他，桓温回答：“我不如此，你们哪有机会安坐清谈。”

正是始终有这样一些名士努力做事，才能让国家在危难中再起，在江东创立新的局面。

刘琨早年也是生活浮华放荡，好老庄之学，为“二十四友”之一，也曾参加过石崇的“金石雅集”。但是在国家大乱之后，看到满目疮痍、白骨横野的惨象，他醒悟了。刘琨在左右强敌环伺的并州艰难地独撑，安抚流民，发展生产，竟在国家失去江北土地之后，在并州打出一片新的天地，虽然最终壮志未酬，却终于赢回了后人和历史的尊敬。文天祥诗云：“中原荡分崩，壮哉刘越石。连踪起幽并，只手扶晋室。”

西晋的清谈有着一定的历史原因。东晋之范宁、明之顾炎武、清之赵翼都曾针对他们时代的清谈风尚，提醒大家汲取西晋清谈误国的教训。赵翼所言：“风气所趋，积重难返。”这个教训很值得后人反复学习，认真汲取。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