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雨村

公元前453年，魏、赵、韩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周天子正式承认三家为诸侯国。再到公元前344年，魏惠王第一个在诸侯国中称王。这些都证明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政治、军事力量的强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由此可知，魏国的经济实力也必定相当雄厚。货币是经济基础的血脉，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资料也证明，魏国已建有相对完整的货币体制。

平首布为魏国早期货币，是由空首布演变而来，因其上面的首部已由宽厚的空首变为薄平的实首。据其铭文可分为三式：“地名+釿”桥型布币、“梁当寽”桥型布币、“地名”桥型布币。

安邑二釿即属于“地名+釿”桥型布币，其形制一般为缩颈、园肩、方足、无周郭，且方足与弧裆构成一幅桥洞之形。其通长约6.5厘米，足宽约4.1厘米，重17.5至31.5克，一般多在28克上下。

“安邑+釿”桥型布有三等制，分别为安邑二釿、安邑一釿、安邑半釿，其中“二”、“一”、“半”是币值，釿为重量标度名。由近年来各地出土钱币资料显示，安邑二釿出土数量之丰富、所跨地域之广阔为同类同时期铸币所不能及也。由此，我们可以用微观的钱币出土情况来窥探彼时魏国的历史原貌。

时间和空间

“安邑”是魏国早期都城，今山西夏县西北。《史记·秦本纪》载：“魏自魏绛徙此，武侯二年城之”。武侯二年为公元前395年。安邑二釿的铸造不应超过此年限，应无问题。然而安邑二釿停铸年限却颇有分歧。朱活、黄锡全认为铸行安邑二釿的下线应为魏迁都大梁的时间。《史记·魏世家》记载惠王三十一年因“安邑近秦，于是徙治大梁”。惠王三十一年为公元前339年。此外，还有魏惠王六年（前365年）徙都大梁说。《水经注·渠水注》引“《纪年》曰：梁惠成王六年四月甲寅，徙都于大梁是也。”吴良宝认为“魏最终丢失安邑是在公元前286年，这才可能是安邑布的铸造下线，因为很难想像，魏国从安邑迁都直到丢失安邑的七八十年里不会在这里铸币”。

笔者认为，吴良宝的观点更接近于历史原貌，不仅如此，魏国在迁都大梁以后，应在大梁、安邑同时铸造“安邑+釿”布。在魏迁都大梁至魏献安邑的七八十年间，以安邑为中心的魏国行政区划并没有发现其他同时期的主流货币，相反，“安邑+釿”却屡见出土。因此，在此期间安邑仍铸此釿布应是毫无疑问的。

以大梁为中心的魏国行政区划发现的桥型布主要有“安邑+釿”和“梁+当寽”。彭信威认为“当寽布大概是魏国迁都大梁以后所铸”。确实如此，“梁+当寽”的明确出土地点有“河南新郑、方城、洛阳、沁阳、社旗、辉县、鹤壁，山东济宁、嘉祥、临淄以及湖北天门等，但从未在今山西境内发现过。魏国迁都大梁之时还未丢失包括旧都安邑在内的今山西西南部，直到魏在公元前290年献河东地方四百里，在公元前286年献安邑于秦，今山西西南部才最终落入秦人之手。如果‘梁+当寽桥型布铸造于迁都大梁之时，那么此后六七十年间，在仍属于魏国疆域的今山西境内就不可能没有这些货币的流通。所以从出土资料判断，两组‘梁+当寽桥型布的铸造应是在公元前286年之后，即战国晚期早段”。如此，在魏徙都大梁至献安邑于秦期间，在大梁仍铸行“安邑+釿”布。

由上可知，“安邑+釿”布的停止铸行时间可推至魏献安邑前后，此后很有可能以大梁为中心铸行“梁+当寽”桥型布。

倒书和正书

安邑二釿布钱文多有变化，这是魏国同时期其他釿布所没有的。钱文或倒书、或正书；正书背面或有“安”，或在“安”上加錾“冢”字。“冢”字为吴振武释，认为“‘冢或‘塚往往借为重。梁冢釿五十当寽、梁冢釿百当寽两币中的‘冢字也应读作‘重。‘釿本来是重量单位，这里是货币名称。‘重釿当是相对分量比它轻的‘釿而言的”。根据《先秦货币大系·先秦篇》可分为三种形式：安邑二釿倒书、安邑二釿正书背“安”、安邑二釿正书背“安”上加錾“冢”。

魏国釿布中与安邑二釿布在时间上有共存期的二釿布还有禾二釿、二釿、言易二釿。这四种布均为“地名+釿”布，园肩方足，钱文倒书。“禾+釿”、“言易+釿”、“安邑+釿”布均发现有二釿、一釿、半釿，为三等制，但“+釿”布只发现有二釿布。

“禾与元音近可通，禾，匣纽歌部；元，疑纽元部。禾当读作元或邧。”其地方在今陕西澄城南，战国前期属魏，后期属秦。《史记·魏世家》载惠王“十七年，与秦战元里，秦取我少梁”。惠王十七年即公元前354年。

“”即垂，其地在现今山东曹县以北三十里。《战国策·魏策》：“边城尽拔，文台堕，垂都焚”。

“言易”旧释晋阳，裘锡圭改释“圜阳”，即《汉书·地理志》上郡“圜阳”，战国前期属魏，在现今陕西神木县。《史记·魏世家》载“魏尽上郡于秦”，时魏襄王七年，即公元前312年。

由上可知，魏“地名+釿”布的形制至少在公元前312年还在战国领土内流通，也就是说安邑二釿至少在此时仍为钱文倒书的形制。

再看安邑二釿钱文正书背“安”加錾“冢”的形制。其“冢”字，阴文，字体纤细，笔画、粗细变化甚少，一般都在钱文的背首部。倘若仔细观察便会发现“冢”字不应为手工镌刻，而更像是用戳印錾上去的，甚至有些布币部首正面呈凸状。无独有偶，在梁冢釿五十当寽中也发现部分布币背部錾有“冢”字，不过位置一般在背中部；并且安邑二釿背錾“冢”与梁冢釿五十当寽背錾“冢”中的“冢”字写法运笔走势完全相同。由此可以推断，安邑二釿正书背“安”加錾“冢”与梁冢釿五十当寽背錾“冢”应有存在共存期或至少二者为前后继承关系，其中间没有时间间隔。而梁冢釿五十当寽的铸造上限为公元前286年，因此，安邑二釿正书背“安”加錾“冢”的铸造下限至少为此时。

然而，安邑二釿还有一种正书背“安”而不加錾“冢”者，其铸造年代应为安邑二釿倒书和安邑二釿正书背“安”加錾“冢”之间。其更精确的年代，还需要有更多的考古发掘资料来支撑。

安邑二釿流通时间纵贯魏国大半个历史时期，是魏国桥形布中存世量最大的一种，也是战国时期惟一一种铭文倒书、正书并存的官方铸币，为研究战国史、战国货币史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有力的保证。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