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莹，杨雪燕

(1.山西经济管理干部院管理系，山西太原 030024;2.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陕西西安 710049)

一 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农村生殖健康领域所开展的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其目的就是为所有人群提供先进的计划生育、生殖保健等生殖健康方面的咨询和技术服务，以满足人们生命周期各阶段不同的生殖健康需求，使全社会生殖健康达到较高水平［1］，但是在农村生殖健康领域公共卫生管理中，农村居民的生殖健康行为存在严重的社会性别不平等，限制了各类人群生命周期各个阶段不同生殖健康需求的满足［2］;实践中由于缺乏理论上系统研究的基础，男女平等常常流于口号贴在墙上，以至于阻碍中国农村生殖健康水平的提升与和谐新农村的建设。

社会性别是指男女之间的一种社会差异，而社会性别公平却是对这种差异的一种价值判断。由于公平的可操作化和可度量性，本研究采用的价值取向是社会性别公平而非社会性别平等，从福利经济学理论的视角出发，农村居民生殖健康行为中两性关系不仅体现出其社会规范性，而且更进一步体现出两性关系的公平性，基于农村居民的生殖健康福利状况的社会性别公平分析，与福利经济学所提倡的公平(Equity)在本质上是一致的［3］。依据 Lesley Doyal的观点［4］，生殖健康行为的两性关系公平性，也就是在明确男性、女性对生殖健康不同需求前提下，责任、权力和利益方面的分配，是否对等的问题。在中国农村，由于居民生殖健康行为的性别不公平导致在生殖健康福祉上也表现着性别之间的不公平，其突出表现为中国农村出生性别比的持续走高等问题［5］。

在学术价值方面，本研究有助于相关学科的研究视角和内容的丰富。所构建的模型虽然以福利经济学公平理论、社会性别理论和行为医学健康行为改变模式相结合为基础，但却通过跨学科的研究，能够清晰中国儒家文化背景下，农村居民生殖健康行为社会性别公平的形成机理，丰富了生殖健康与社会性别相结合的研究内容，同时也将为健康行为改变模式的发展提出新的理论视角。

在指导实践方面，以农村居民生殖健康行为社会性别公平影响机制为指导，有利于中华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宏观方面它有利于中国人口发展的可持续性，因为农村居民占人口多数，其生殖健康福祉得不到有效改善，将会带来一系列的人口与社会问题，甚至影响到人口安全的大问题。微观方面它可以在相关的各个层次，通过采取各种可行政策与措施干预其影响因素［6］，从而有效改善农村居民生殖健康行为的社会性别公平，有利于我们从根本上寻求提升农村居民人力资本价值和增加生殖健康福祉的路径，为建设和谐新农村，提高公共管理水平提供理论和方法的指导。

二 理论分析

生殖健康和社会性别都是近几十年提出的新概念，由于现有研究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的不足，社会性别研究仍然未能进入学术研究的主流［7］;而传统生殖健康研究中对于社会学取向的忽视，使得生殖健康研究难以取得较大突破［8］;与此同时，由于社会性别与生殖健康概念之间存在交叉和重叠，以及社会性别公平概念缺乏相应的理论支撑，使得社会性别与生殖健康相结合的研究在方法的操作化和结果的可接受性等方面仍然存在瓶颈［9］。所以，本研究需要借助多学科的理论基础，建构中国农村居民生殖健康行为社会性别公平影响机制的模型。

(一)基于福利经济学的建构

福利经济学中，效率与公平是主要的研究内容，其公平也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影响较大的流派主要有:(1)庇古(Pigou)的功利主义效用公平理论，认为经济福利即总效用作为公平的标准，要增加社会经济福利，就必须实现收入分配的均等化［10］，即财富分配越平均，福利越大。(2)罗尔斯(Rawls)的自由和基本物品公平理论，“自由原则”和“差别原则”作为公平的标准，认为每个人对最广泛的基本自由应当有同样的权利，同时对境况最差的人群赋予优先地位。在此基础上，诺兹克(Nozick，1974)提出了权利公平理论，他把权利的行使和对权利的尊重作为公平的标准，提出了应得权理论，该理论不是从结果的角度而是从程序或形式的角度评价分配公平［11］。

罗尔斯流派的公平价值观，能更好评价社会性别公平。因为性别有生理性别(先天形成的)和社会性别(后天形成的)，而且社会性别又是基于生理性别而存在，所以“自由原则”和“差别原则”作为公平的标准是合适的，同时用权利的行驶和权利的尊重评价在生殖健康领域的权利和福利分配方面的差异，更为合理。

(二)基于健康行为理论的建构

行为主义学习理论也称作刺激－反应理论，它强调行为主要由环境来决定，个体之间的行为差异可以解释为每个人对环境刺激独特的条件反射模式。健康行为理论认为行为的产生都是通过人的认知心理因素(意识或行为态度、主观规范、信念等等)作用产生的，其假设前提是所有的个体都具有自由选择特定行为的机会［12］，但这一假设显然不适用于农村居民生殖健康行为的社会性别公平分析，因为在中国农村生殖健康方面，人口数量具有国家政策的控制性，生殖健康资源的稀缺性，再加上公认的男女地位的不平等，所以农村居民生殖健康行为社会性别公平影响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需在健康行为解释模式的基础上，把农村居民个体的客观差异和生活环境以及社会因素纳入理论分析框架之中［13，14］。

另外，认知理论是健康行为的基本理论之一，在合理行动理论行为模式(TRA)中，阐明并验证了行为意向、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个人所感受到重要的他人如父母、兄弟姐妹和朋友等对其行为的支持程度)与其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15］，杨廷忠建议意识的概念比行为态度更适用中国文化［16］，所以，在农村居民生殖健康行为社会性别公平影响机制模型的理论分析框架中，认知因素必不可少，有意识和主观规范两个因素。

(三)基于社会性别理论的建构

马斯洛的人本主义理论认为，需求是人类行为的驱动力［17］，摩塞(Mooser)在需求与性别角色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社会性别分析框架，其核心概念是社会性别角色(Gender Role)以及社会性别需求(Gender Needs)［18］。农村居民生殖健康行为的社会性别公平状况也是生殖健康活动中社会性别角色的表现，无论男性还是女性的行为都是由其角色使然［19］。社会性别需求包括现实性(Realistic)和战略性(Strategic)两部分，其中，现实性社会性别需求指的是不改变现存的社会性别分工的前提下男性或女性的需求，也就是农村居民生殖健康社会性别角色模式不变的行为需求，是生殖健康行为社会性别现实性需求，例如，女性避孕副作用降低的需求就是现实性需求，因为没有改变仍由女性承担避孕角色的模式。战略性社会性别需求指的是改变男女间不平等的性别关系而产生的需求，也就是改变现有农村居民生殖健康社会性别角色模式行为所产生的需求，比如安全套的避孕需求。由此可见，不同的社会性别需求将会引起农村居民生殖健康行为社会性别公平程度的不同。

另外，在社会性别理论中，Naila Kabeer提出社会关系分析法为我们建构农村居民生殖健康行为社会性别公平影响机制模型提供了指导。一方面它是通过对社会关系和制度两个概念的界定，理顺了社会性别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从所有的制度社会关系分析着手，通过5个范畴:规则(rule)、人(people)、资源(resource)、活动(activity)和权力(power)为研究，对现有制度做出分类，并给出直接的、隐含的和结构的原因［20］。所以，社会关系分析理论被女性主义研究者用于分析社会性别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同时也被妇女活动家们广泛地应用于社区干预实践、指导政策制定等［21］。

通过社会关系分析法的应用，把5大范畴渗透到农村居民生殖健康行为活动中，就可以进一步明晰其影响因素的组成，具体见表1所示。

表1 基本要素中对应5大范畴的重要影响因素或变量

在农村居民生殖健康行为社会性别公平影响机制模型的基本要素中，从心理认知要素看，生殖健康意识社会性别公平反映出社会性别需求的两个部分，即现实性需求和战略性需求;从环境要素看，大部分因素都渗透着社会性别需求的要素，比如家庭事务决策权性别偏好，当女性拥有日常小事(柴米油盐醋等)的决策权，就是现实性需求;当女性参与决策家中的大事(盖房或孩子的上学或就业的发展)时，这就是战略性需求。

三 数据与方法

本文的数据来自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社会性别课题组对陕西省HC市(县级市)、浙江省DQ县和安徽省JC区的农村调查。为了探索中国农村居民生殖健康行为社会性别公平影响机制，本研究历经两年对地处不同地区的三个县区的农村生殖健康开展调查研究，调查对象有两大类人员，一类是农村居民，包括更年期女性、未婚女性、男性和已婚育龄女性;另一类是服务人员，包括领导决策者、管理人员和技术服务人员;调查方式有典型组访谈(Focused－group Discussion)和个人深度访谈(In－depth Interview)。在三个县的调查中，获得了大量的口述文字资料，成为本研究的重要数据，支撑本研究的概念模型的建构。

对于典型组访谈和个人深度访谈数据的记录文案号码规则见表2。

(一)典型组访谈

在典型组访谈研究设计指导下，本研究对三个项目县区共开展了18次调查，涉及各类调查对象达127人次。三个县区典型组访谈对象特征见表3。

表2 三个县的访谈数据记录的文案号码

DQ 女性农村居民 4 28 28 6 14 4 4 9 11 7 1农村居民 2 13 13 3 7 3 5 7 1管理人员 2 17 5 12 12 3 2 1 2 14服务人员 2 11 1 10 3 4 3 1 1 10 JC 女性农村居民 2 14 14 1 10 3 2 12男性农村居民 1 7 7 5 2 3 3 1管理人员 1 6 3 3 5 1 1 5服务人员 1 7 3 4 2 5 7合计 18 127 46 81 37 61 23 6 13 35 28 51

由于创造了比较宽松的访谈氛围，使得整个访谈现场轻松热烈，达到了预期典型组访谈目标。调查对象围绕主持人的话题，积极参与并畅所欲言，不仅提出自己的观点而且互相启发，使得讨论不断深入;由调查对象特征表3可以看出，典型组访谈所获取的数据质量是比较满意和可靠的。

(二)个人深度访谈

在研究设计指导下，分别对三个项目县的生殖健康行为中有代表性人物35人进行了个人深度访谈。有入户访谈，直接到农户家里或领导决策者的办公室;也有约定访谈，事先约好时间和地点;还有随遇访谈，比如给我们带路的计生专干(乡镇计生管理办公室管理人员)就边走边聊。

主持人是作者本人，由于具有一定的社会阅历和比较丰富的访谈经验，在个人深度访谈时能比较理想地使访谈氛围宽松和友好，并且都做了录音和记录，当天及时检查和整理，所收集的数据质量是令人满意的。个人深度访谈的农村居民基本上都是育龄人群，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都是在岗人员。三个项目县的个人深度访谈对象特征见表4。其中，男性避孕是指避孕方式采取“男扎”和使用安全套两种方法，采取男扎手术的农村居民很少，也不愿意接受和配合访谈;大部分男性避孕都是使用安全套避孕的方式。

表4 三个县的个人深度访谈对象特征

(三)数据分析方法

本研究的数据分析是按照质性研究方法进行的。首先，对比较完整的访谈记录，按文案号码规定要求进行整理登记;其次，根据研究目标确定本研究分析思考单位:被研究者在农村生殖健康领域公共卫生管理中，尤其是计划生育优质服务中的生殖健康行为的性别角色(事件)为主线，找出农村居民生殖健康行为社会性别的现状与原因;再次，对访谈记录分别进行一级编码开放式登录、二级编码关联式登录和三级核心式登录，找出农村居民生殖健康行为社会性别公平的影响因素和影响关系。

在数据的编码和登录过程中，由于没有合适的中文质性研究处理软件，都是作者手工完成。在手工编码登录过程中，记录材料被反复阅读，访谈对象的音容笑貌在作者脑海里不断涌现，经过总结归纳数据资料，中国农村居民生殖健康行为社会性别公平影响机制的概念模型逐渐清晰。

四 结果与讨论

为了系统构建中国农村居民生殖健康行为社会性别公平影响机制模型，寻找其影响因素和影响关系，我们使用扎根理论的核心内容登录(coding，也称译码)，把资料分解、概念化，然后再以一个崭新方式把概念重新组合;借助此理论在庞杂资料中把模型建立起来。

(一)开放式登录结果

也有的文献称作开放式译码，它是通过仔细检验而为现象命名或加以分类的分析工作，将资料分解、检验、比较、概念化和范畴化的过程;也就是将大量的资料记录加以逐级“缩编”，用概念和范畴来正确、精练地反映资料内容，同时，把资料以及抽象出来的概念“打破”、“揉碎”并重新综合的过程［22］。

通过访谈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农村居民生殖健康行为主要包括婚姻、生育、避孕和寻求生殖系统的生理健康与心理健康等活动，在每一项具体行为活动中，都有已婚育龄妇女在生育、避孕等方面许多生动的故事，基于农村居民生殖健康行为社会性别公平影响机制模型的理论分析框架，对访谈记录和访谈过程进行开放式登录，寻找其影响因素。见表5所示。

表5 一级开放式登录结果

续表5 一级开放式登录结果

在进行开放式登录过程中(见表5)，最终抽象出24个概念、9个范畴、5个层次，它们都是在农村居民生殖健康的各种故事中，经常反复出现的概念并进行归类的结果，9个范畴分别是:生殖健康意识社会性别公平、主观规范、性别、家庭权力性别偏好、农村居民与配偶收入的差距、怀孕知识知晓程度、避孕知识知晓程度、服务需求和农村居民生殖健康行为社会性别公平。在对这9个范畴进行范畴化归类，又分为五个层次。

(二)关联式登录结果

关联式登录又称为主轴式译码，其主要任务是发现和建立概念类属之间的各种联系，以表现资料中各个部分之间的有机关联，这些联系可以是因果关系、时间先后关系、语义关系、情境关系等［23］。所以，我们通过关联式登陆要做的仍然是发展农村居民生殖健康行为社会性别公平影响因素的范畴，只不过比开放式登陆所得到的范畴性质和维度更进了一步，通过把个人层次、家庭层次和社区层次的8个影响因素的范畴和农村居民生殖健康行为社会性别公平范畴联系起来，并进一步挖掘范畴的含义，为方便以图表描述，如表7所示:

根据访谈数据的分析，我们把所关注的重要范畴之间的关系反映在表7中。

表6 范畴的编号

表7 范畴之间的关系表

(三)核心式登录结果

核心式登录也叫选择式译码，即在所有已发现的概念类属中经过系统分析以后选择一个“核心类属(core category)”，分析不断地集中到那些与核心类属有关的码号上面，核心类属可以把所有其他的类属串成一个整体，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24］。

在统合、分析资料之后，发现能够统领其他范畴的核心类属是:农村居民生殖健康行为社会性别公平状况。表7也显示，农村居民生殖健康行为社会性别公平与其他范畴都是因果关系，其他范畴都是它的因，所以它的影响因素就是在一级编码的开放式登录中的前8个范畴。又经二级编码关联式登录发现各个范畴之间的关系，尤其引起我们关注的有三类关系。

其一，因果关系，农村居民生殖健康行为社会性别公平与其意识社会性别公平、主观规范、性别、家庭权力性别偏好、与其配偶收入差距、避孕知识知晓率、怀孕知识知晓率和服务需求，共8个范畴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归纳为影响机制的主效应影响关系。

其二，中介关系，农村居民生殖健康意识社会性别公平还与主观规范、避孕知识知晓率等范畴有着中介关系，即这两个范畴常常通过农村居民生殖健康意识社会性别公平的变化对农村居民生殖健康行为中社会性别公平产生间接的因果影响，称作影响机制的中介效应影响关系。

其三，调节效应影响关系，性别范畴一方面影响着农村居民生殖健康行为社会性别公平和其与配偶收入差距的关系;另一方面，性别范畴也影响着农村居民生殖健康行为社会性别公平和其意识社会性别公平之间的关系;称之为影响机制的性别调节效应影响关系。

在三级登录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性别的调节作用使得男性和女性在许多方面反应程度有差异。比如，女性很在意自己在家中的角色，非常在意男人的疼爱，当我们在一次典型组访谈中问道“女人在什么时候最幸福?”HC的一位农村女性脱口而出:“男人疼你……(HF－wc1)”，话音未落就不好意思地把头深埋在双臂之间。而大部分男性在回答“男人在什么时候最幸福”的问题时，几乎没有人认为女人的疼爱是最幸福的，大部分都是事业有成、家庭和谐之类，这样的事例有很多。我们在分析过程中发现，在对待同样的事情男女的态度和行为都有普遍性的程度差异，在质性研究中较难评估，建议在定量实证研究过程中给予关注。

图1展现的是农村居民生殖健康行为社会性别公平影响机制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这个关系图产生于中国目前政治民主氛围逐渐宽松，经济正在朝市场经济转型，文化出现多元化的背景下，人口发展正在转向以提高人口素质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的宏观环境中。若要把这一理论建构完成，还需把这个关系图继续放在另一县区(安徽省JC区)农村访谈数据资料数据中，用故事情景验证每个影响因素的存在，检验范畴之间的关系。

检验结果显示，在中国农村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背景下，对农村居民生殖健康行为社会性别公平影响的主要因素有:农村居民生殖健康意识社会性别公平、主观规范、性别、家庭权力性别偏好、与配偶收入差距、避孕知识知晓率、怀孕知识知晓率、服务需求。

中国农村居民生殖健康行为社会性别公平影响机制概念模型的构成:3类影响关系，8大影响因素。

其一，主效应影响关系。在个人层次、家庭层次和社区层次中的8大因素与农村居民生殖健康行为社会性别公平之间的关系，或强或弱都存在直接的、独立于其他变量的影响关系。

其二，中介效应影响关系。主观规范和避孕知识知晓率在概念模型中不仅有主效应影响关系，而且还通过农村居民生殖健康意识社会性别公平对其行为社会性别公平有间接的影响关系。

其三，性别调节效应影响关系。在质性研究中发现，性别变量是个非常特殊、重要的变量，它不仅对农村居民生殖健康行为社会性别公平有着的直接影响，而且还对农村居民与其配偶收入差距和其生殖健康行为社会性别公平之间的关系、农村居民生殖健康意识社会性别公平和其行为社会性别公平之间的关系起着调节作用。

总之，经过质性研究，我们构建了中国农村居民生殖健康行为社会性别公平影响机制概念模型，见图1所示。

五 结论

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三个项目县的典型组访谈和深入访谈的口述资料和场景数据，根据扎根理论的分析方法，得出下列结论。

第一，构建了社会性别公平影响机制概念模型。基于中国农村居民生殖健康行为的研究，社会性别公平影响机制是一个有8个主要影响因素，3种影响关系的模型，具体见图1所示。

第二，在社会性别公平影响机制模型中，主效应关系有三个层次的影响因素:其一个人层次的影响因素，包括个人心理和个人特征的影响因素。在个人特征的变量中，性别是个具有特殊影响的变量，而教育和年龄所产生的影响并没有明显差异;所以针对农村居民生殖健康行为社会性别影响机制概念模型主效应个人层次影响因素分别是:性别、生殖健康意识社会性别公平和主观规范三个影响因素;其二家庭层次影响因素，包括家庭权力性别偏好和农村居民与其配偶收入差距两个影响因素;其三社区层次影响因素，有怀孕知识知晓率、避孕知识知晓率和服务需求。由此可见，农村居民生殖健康行为社会性别公平影响机制的主效应关系的影响因素有8个，分布于个人层次、家庭层次和社区层次。

图1 农村居民生殖健康行为社会性别公平影响机制概念模型

第三，在影响机制概念模型中出现了以农村居民生殖健康意识社会性别公平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的影响关系，个人层次的主观规范变量、社区层次的避孕知识知晓率都是通过提高农村居民生殖健康意识社会性别公平促进其生殖健康行为的社会性别公平状况。所以在质性研究结果所构建的农村居民生殖健康行为社会性别公平影响机制概念模型中，农村居民生殖健康意识社会性别公平还是个中介变量，即主观规范和避孕知识知晓率通过农村居民生殖健康意识社会性别公平影响其生殖健康行为社会性别公平。

由此可见，主观规范和避孕知识知晓率对农村居民生殖健康行为社会性别公平的影响路径有两条:一条路径是直接影响路径;另外一条是通过农村居民生殖健康意识社会性别公平间接影响路径。

第四，在构建的农村居民生殖健康行为社会性别公平影响机制的概念模型中，性别变量不仅直接影响农村居民生殖健康行为社会性别公平状况，而且它还以调节变量的身份出现。一方面，性别影响着农村居民生殖健康行为社会性别公平和其与配偶收入差距的关系，即男性比配偶收入越多，其生殖健康行为的社会性别公平越弱;而女性比配偶收入越多，其生殖健康行为中体现社会性别公平越强。另一方面，性别也影响着农村居民生殖健康行为社会性别公平和其意识社会性别公平之间的关系，即女性农村居民生殖健康意识社会性别公平与其行为社会性别公平正向强相关;男性农村居民生殖健康意识社会性别公平与其行为社会性别公平正向弱相关。总之，影响机制概念模型中的性别调节效应关系显著。

本文虽然对中国农村居民生殖健康行为社会性别公平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机制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是，由于受到人力、物力、财力及时间的限制，不可能对此问题进行更广泛、更深入的研究，建议今后的研究在完善农村居民生殖健康行为社会性别公平影响机制概念模型的基础上，开展量化的实证研究，进一步检验该模型的成立。

［1］Karen Hardee，JanetSmith.ImplementingReproductive Health Services in an Era of Health Sector Reform.2000－03［OL］.http://www.policyproject.com/pubs/occasional/op－04.pdf.

［2］杨雪燕，吴克俭，李树茁.生殖健康领域的社会性别需求分析:基于社会性别需求分析框架及计划生育优质服务项目县的调查［J］.妇女研究论丛，2005(5):35－39.

［3］李玉山，田艳琴.从福利经济学演进看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5，3(4):27－30.

［4］Doyal L.Gender Equity in Health:Debates and Dilemmas［J］.Social Science＆ Medicine.2000，51:931－939.

［5］李树茁，陈映辉，杜海峰.中国的性别失衡与社会可持续发展［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28－40.

［6］张 莹.社会性别视角引进公共政策制定过程［J］.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3):5－7.

［7］孔云梅.关于“女性主义”问题研究综述［J］.中州学刊，2003，134(2):171 －173.

［8］程怡民.生殖健康流行病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现状与进展［J］.中国妇幼保健，2002，17(6):380 －383.

［9］朱楚珠，杨雪燕，李树茁.社会性别基础读本［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4:53－74.

［10］庇 古.福利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48－324.

［11］姚明霞.福利经济学［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5:23－44.

［12］林丹华，方晓义，李晓铭.健康行为改变理论述评［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5(4):122－128.

［13］O’Hea E L，Wood K B，Brantley P J.The transtheoretical model:gender differences across 3.health behaviors［J］.A－merican Journal of Health Behavior，2003，7(6):645 －656.

［14］Borrell Carme，Muntaner Carles，Benach Joan，Artazcoz Lucia.Social class and self－reported health status among men and women:what is the role of work organisation，household material standards and household labour?［J］.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2004:1869 －1887.

［15］Fishbein M，Ajzen I.Belief，Attitude，Intention and Behavior: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research［R］.Mass:Addison－Wesley，1968:1－56.

［16］杨廷忠.健康行为——理论与研究［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30－31.

［17］Maslow AH.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M］.New York:Harper＆ Bros，1954:3 －27.

［18］Moser C.Gender Planning in the Third World:Meeting Women’s Practical and Strategic Needs［J］.World Development，1989，17(2):89 －90.

［19］张 莹，李树茁.育龄妇女身份的探索研究［J］.妇女研究论丛.2007(4):17－22.

［20］Kabeer N，Subrahmanian R.Institutions，Relations and Outcomes:Framework and Tools For Gender–Aware Planning［A］.IDS Discussion Paper 357，Brighton.Another version available from Gender and Learning Team［C］.Oxfam，274 Banbury Road，Oxford OX27DZ，1996.

［21］Candida M，Ines S，Maitrayee M.A guide to Gender－ Analysis Frameworks［M］.OXFAM，1999:22－24.

［22］Strauss A.Qualitative analysis for social scientists［M］.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53 －76.

［23］陈向明.社会科学中的定性研究方法［J］.中国社会科学，1996(6):23－32.

［24］王天夫.社会研究中的因果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6(4):132－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