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贞勤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后，在中国加紧实施“以华治华”的政治阴谋，精心谋划成立效忠自己的中国傀儡政府。1940年1月下旬，以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为代表的卖身投靠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三大汉奸集团，在日本人的组织下，在山东省青岛市举行了一次三方会谈，这是汪伪政权粉墨登场前夕所进行的一次组织上的全面准备，对当时的中国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史称汪伪“青岛会谈”。

日寇急于扶植中国傀儡中央政权

1937年7月7日，日军悍然制造了芦沟桥事变，中国人民抗日的正义战争全面爆发。战争初期，日本帝国主义一边对中国军队发动凶猛的军事进攻，一边千方百计对国民党中央政府进行政治诱降。蒋介石等人起初还持有对日媾和的幻想，同日本人“眉来眼去”，无奈中国人民的抗日要求日趋高涨，蒋介石不得不进行片面抗战。

日寇“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疯狂计划，很快就被中国人民的不屈抗战所粉碎。日本为最大限度地减少侵略成本，便在中国加紧实施“以华治华”的政治阴谋。日本见对国民党中央政府的诱降没能奏效，便把诱降的主要对象转向了与日本帝国主义积极合作、甘愿出卖国家利益的民族败类。经过一番阴谋活动，总算收到一定成效：1937年12月24日，以大汉奸王克敏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1938年3月28日，在日本的扶持下，梁鸿志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日本人还在内蒙古扶植了以德王为首的“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一时间，大大小小的汉奸政权纷纷登场。

虽然王克敏、梁鸿志等几帮汉奸也卖上老命给日本主子效劳，无奈他们均非国民党要员，政治砝码太小，且早已声名狼藉，几乎谈不上什么政治影响力。此外，日本人在中国南北分设两个傀儡政府只是权宜之计，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伪中央政府，只有这样才能便于自己对整个中国的统治。于是，日本侵略者便决定收买国民党营垒中的亲日巨头，以期与上述两伪政权合作，组成一个全国统一的伪中央政府。

时任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在中国政坛的地位仅次于蒋介石，长期以来与蒋介石明争暗斗，更为重要的，他是一个长期亲日派，早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汪精卫就和日本帝国主义者勾勾搭搭，因此就成了日本的首选。况且，汪精卫的领袖欲极强，他早就不甘老是屈居蒋介石之下，做梦都想成为中国的“一号人物”。

汪精卫接到日本通过特务机关频频传来“属意他另立中央”的秋波之后，野心勃发。1938年，汪精卫派亲信高宗武等赴日，签订《中日和平草案》。11月中旬，高宗武又和日本军方在上海会谈，达成一系列卖国协议和防共协定。12月，根据日本主子事先制定的计划，汪精卫率一伙亲信逃离重庆，公开发表投敌通电。汪精卫对其日本主子奉命唯谨，公开打出“反共”和“和平”的反动旗帜，成为中国人民一致抗战伟大洪流中的一股逆流。

1939年5月6日，汪精卫等人乘日轮“北光丸号”由河内到了上海。1939年底，汪精卫一伙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建立以汪精卫为中央党部主席的新的领导机构，以“纯正”国民党的面目出现。随后，汪精卫加紧与其他汉奸傀儡政权商讨成立全国统一的伪中央政府。在效忠日本主子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但在争权夺利上却是分毫不让的。王克敏、梁鸿志都有着各自的“小算盘”：我这个“一把手”当得好好的，为何要给你做下手呢？但是，日本主子明令他们要和汪精卫“接洽”，他们不好拒绝，只好来个“软磨硬抗”，王克敏拒不支持汪精卫坐“未来中央”的第一把交椅，梁鸿志则提出：伪中央政府要以他的“维新政府”为基础进行充实、改组，并由他本人当“行政院长”，这当然又为汪精卫所不容。

1939年9月19日，在日本主子的撮合下，汪精卫和王克敏、梁鸿志在南京召开了三方参加的第一次会议，商谈成立伪中央政府的重要事宜。这次会议三方除了笼统地相互表示了“支持”、“合作”外，什么实质性问题也没有解决，让汪精卫倍感沮丧。

日本人和汪精卫精心筹划“青岛会谈”

汪精卫明白，要圆自己的“皇帝梦”，只有进一步跪拜日本主子。自1939年10月底开始，他与日本在上海进行了断断续续两个月的谈判，于12月30日秘密签订了彻头彻尾的卖国契约——《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按照“要纲”规定，从陆地到海洋的中国全部主权都要置于日本控制之下。1940年1月8日，日本方面公开发表谈话，对汪精卫准备成立新政府给予肯定，表示要倾注全力，以支持援助其成立与发展，给汪精卫吃了定心丸。王克敏、梁鸿志自然不敢违拗日本主子的意志，只好表示愿意继续同汪精卫进行商谈。

汪精卫见再次商谈成立伪中央政府的时机已经成熟，决定马上着手进行准备。但会谈在什么地方举行呢？汪精卫正为这个事情颇费思量的时候，日本人找上门来了，对于会谈这个重大的事情，日本人当然不会袖手旁观，他们给了汪精卫一个首选之地——山东青岛。

日本人青睐青岛决不是偶然的。山东是除东北外日本侵华的另一重点地区，日本在青岛有久远的政治影响和根深蒂固的经济势力。“七七事变”后，日本加紧制定“开发”华北经济的侵略计划，拥有良港和广阔富饶腹地的青岛，成为日本侵华战略地图中的重要目标，也是日本侵华重要的桥头堡。此外，在地理上，青岛距北平、南京、上海均不远，位置适宜，交通方便，对会谈三方都是乐于接受的地方。

1940年1月15日，汪精卫向王克敏、梁鸿志发出了邀请电：“定于本月下旬，在青岛举行会谈，以便讨论国家大计，尚乞赏临为幸。”对于“青岛会谈”的全部内容，日本主子尽管早已作了精心设计，但仍不放心。1月19日下午，日本陆军中将、上海梅机关（负责扶持、监督汪伪政权的特务机构）机关长影佐祯昭和须贺彦次郎、清水董三、矢野征记、谷萩那华雄、堀场一雄等人，又亲临汪精卫的寓所，对其进行了最后一次导演。

在反复聆听了主子的垂训之后，1940年1月21日上午9时，汪精卫及周佛海、梅思平、褚民谊、林柏生等主要干将，搭乘日轮“奉天丸”从上海启航，于22日下午3时抵达青岛。

参加“青岛会谈”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头目王克敏及随从齐燮元、王揖唐、朱深等，已于21日乘飞机先于汪精卫一行抵达青岛；“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头目梁鸿志及随从陈群、温宗尧等，也于22日到达；此外，“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代表李守信亦于22日上午抵达。至此，日本导演的这幕大丑剧的演员，全部到场了。

因为这次的与会人物几乎囊括了当时全国的头号汉奸，日本人和汪精卫对这次会谈的安保工作自然不敢轻视。他们担心过早走漏消息会招来不测，会谈的准备阶段进行得十分秘密，不仅未提前对新闻界透漏过一个字，就是一般的中层汉奸头目直到会谈开始还被蒙在鼓里。

伪青岛特别市市长赵琪及喽啰们，自1940年1月中旬就开始了严密的筹备和警卫工作，指定龙山路迎宾馆一楼为会谈地点，二楼为汪精卫一行住处，三楼为梁鸿志一行住处，太平路31号青岛大饭店为王克敏一行及李守信的住处。伪市警察局直接负责全面警卫，伪局长傅鑫亲自在局内坐镇指挥，全体伪警察协同日本驻军、宪兵队在会谈地点、汉奸头目住处及有关线路严密布防，全市警戒森严。会谈前夕，全市进行了大清查，逮捕了“可疑分子”300多人。在汉奸头目们一批批到达青岛时，伪市长均率各伪局长到机场、码头迎接，所到之处全部实行戒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警备森严。

尽管这样，汪精卫及其主子还是不放心，甚至还调用了上海极斯菲尔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的主力。蒋介石十分警惕汪精卫一伙的动向，事先已侦悉汪精卫的这一重要活动，命令军统寻机狙击参加“青岛会谈”的首脑人物。汪精卫手下特务头子李士群获得这一情报，先期到达青岛进行布置保卫，他收买了蒋介石军统青岛站站长傅胜蓝等，捕获傅的部属10多人，并缴获其地下电台，使暗杀计划失败，后来傅胜蓝竟加入了“青岛会谈”的警卫班子。

在严密的保护之下，这场历史丑剧总算在青岛上演了。

“青岛会谈”成为引发中国政局转变的新起点

1月23日，“青岛会谈”鸣锣开场了。上午，汪精卫派周佛海为代表，与“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代表李守信进行了谈判，在互通了意图之后，草草弄了这么一个协议：1.伪中央政府基于现状，承认“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高度防共自治；2.关于两“政府”的关系调整，在伪中央政府成立后另行协商。实际上，日本主子早已指定“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是独立于伪中央政府之外、完全由日本直接控制的，走卒们只是在这里走一走过场而已，所以，半天内就简单了事。

下午，汪精卫全部班底就次日的汪、王、梁三方会谈的细节问题，再一次请示了来青岛坐镇的影佐祯昭等主子。晚上，伪市长赵琪在迎宾馆内设宴招待了参加“青岛会谈”的全部汉奸头目和日本要人。第二天早晨，已完成使命的李守信便飞回内蒙古了。

24日上午，汪、王、梁三方正式进行了第一轮会谈。这时，王克敏和梁鸿志十分清楚他们当前的处境，汪精卫就任“中央政府”的“一把手”已经“板上钉钉”，他们如果再不识相的话，日本人恐怕不会给好果子吃。因而，王克敏和梁鸿志此时已经完全没有了同汪精卫“摆谱”的底气，形势开始朝着汪精卫一边倒。

汪精卫主持了这天上午的第一次会议，说明伪中央政府产生办法以及政治纲领等问题，三方达成协议，确定新中央政府“以反共亲日和平为宗旨”。会谈就伪中央政府的名称、首都、国旗等问题“达成了完全一致的意见”，伪中央政府定名为“国民政府”，首都设在南京，国旗为青天白日旗加小黄三角布条，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字样，以示区别于重庆政府。

25日上午，三方进行了第二次会谈，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商谈决定了伪中央政府的组织机构和各既成汉奸政权的归宿：“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只在名义上受伪中央政府领导；“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合并到“中央国民政府”内。关于首脑人员的安排，亦初步内定：伪中央政府为标榜“正统”，遥奉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主席”，汪精卫任“行政院长”兼“代主席”。政府设立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和军事委员会，下设若干部委，与重庆国民政府基本相同。“行政院副院长”为褚民谊，“立法院长”为陈公博，“司法院长”为温宗尧，“监察院长”为梁鸿志，“考试院长”为王揖唐，“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为王克敏，“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为周佛海，其他军政人员照常供职，大小汉奸各得其所。

26日上午，汪精卫就有关中央政治会议人员分配等问题再次与王克敏、梁鸿志进行了协商，并确定3月30日在南京举行“国民政府”成立大会。至此，三方面取得一致意见，表示“一反以往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情况，网罗各党各派、无党无派在全民的基础上向实施宪政迈进”。会谈决定将诸问题交伪中央政治会议审议，“青岛会谈”的核心问题已得到全部解决。26日下午，汪精卫会见闻风而至的百余名中外记者，介绍会谈情况，踌躇满志地称此次会谈：“实可称为和平运动一大进步与发展也。”

26日晚上，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恰巧“因重要公务来到青岛”，并宴请了汪精卫、王克敏和梁鸿志等人，得悉会谈顺利，赞赏汪精卫为“久唱和平救国的先觉之士”，称赞这次会谈使中日关系调整之前途“更加以一层光辉与期待”。这位地位显赫的侵略军头目还“欣然命笔”，在一块巨大的青石上镌刻了“东亚建设之础”六个楷体大字，以为纪念。该石头现保存较好，成为日本侵华、操纵“青岛会谈”的又一罪行见证。

27日上午，汪精卫、梁鸿志等人乘飞机南返，王克敏等人乘飞机北归，臭名昭著的“青岛会谈”落下帷幕。

汪伪“青岛会谈”成为日、汪进一步勾结、加剧中华民族危机的新标志，成为引发中国政局转变的新起点，受到国内外各界的密切关注。1940年1月28日，中共中央便提出“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汉奸汪精卫！打倒汪精卫的伪中央！”的爱国口号。随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抗日根据地联合国民党抗日派掀起了一场全国讨汪反投降运动，掀起了全国反投降、反汉奸、反磨擦的斗争热潮。

根据“青岛会谈”拟定的日程，汪精卫于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举行了“还都典礼”，汪记“中央国民政府”终于粉墨登场了。

（选自《历史学家茶座·第30辑》/王兆成 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