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有个新闻，说金庸、徐志摩、琼瑶、穆旦、钱学森、沈钧儒等等都是亲戚。我一开始不相信，因为每隔一阵子就会有类似的无聊文章，恨不能把民国名流全都拴一根绳子上去。比如有个流行段子这样说：“林则徐有个女婿叫左宗棠，他有个连襟叫曾国藩，曾国藩有个儿子叫曾纪鸿，他的女婿叫梁启超。梁启超生了个儿子叫梁思成，梁思成娶了个老婆叫林徽因，有个单恋林徽因的人叫徐志摩……”

段子归段子，就那个时代来说，因为能上学的人少，名流圈也就很小，所以名人之间确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有各种明媒正娶，还有各种奸情以及柏拉图式的奸情。金岳霖和林徽因、梁思成不是亲戚胜似亲戚，至今仍是一段文人佳话。

20世纪初的名流圈真小，在英国也一样。徐志摩本来是可以把中英两国名流圈联系在一起的。话说1921年他24岁，因为林长民的引介进了“康桥”大学，一只脚已经踏进英伦的高智朋友圈。那时节，研究基因研究粒子的，思考中国科学史的，写下洛丽塔勾引日记的，还有一大堆后来拿了各种诺贝尔奖的，他们都在一所学校的老房子里学习、生活、争吵，天天擦肩而过，是是非非恩恩怨怨一大堆。可是徐志摩呢，在康河边顾影辗转，导游一样，两年过去了，轻飘飘不带走一片云彩，当然也没有认识一个好基友。

这事我是看了刘禾的小说《六个字母的解法》才知道的。刘禾感叹：与纳博科夫几乎同时入校，为什么徐志摩看到的那样少？或许不是徐的问题，是因为中国人很难进入白人的圈子。无论如何，徐志摩错过了多少精彩的人类精神戏剧，足够刘禾写一本书。

故事从研究纳博科夫开始。为什么纳博科夫那么有钱却一辈子只租房不买房？纳博科夫作品里的奈斯比特先生是谁？

为了完成这个拆字游戏，作者在各种图书材料里查阅，致信各种学者、知情者询问。说智者走下圣山有点夸张，作者好像是从象牙塔开小差。后记里说：“能不能在象牙塔之外做一点事？能不能为学界之外的读者写些什么？”作家韩少功作的序言着重解读本书的微言大义和沉重命题。据说还有学者看出更残酷的革命隐喻。我没怎么感觉出来，我看见的是一个大约可以和纳博科夫、奥威尔、贝尔纳等坐在一起聊天的女士，当然也看见她怀着一些殷切的愿望。

整个故事像一段寻访，寻访那段本以为熟悉的岁月，重新思考“现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和“20世纪蹉跎岁月”。不管奈斯比特是谁，发现那么多事情，遭遇那么多历史人物—他们活着的时候，与他们在后人眼中的假想形象相去甚远。为什么徐志摩看到的那样少？这个问题或许算是对今日附庸风雅者的暗讽吧。

对于不同政治立场的这些人物，作品里没有做什么褒贬。在学术世界一直以天下为己任的刘禾，现在可以放开福柯、马克思……放开当代文化政治的核心问题，把笔墨给那些自己生命中的人物和牵挂。比如毕加索的蓝色时期，比如本雅明的可叹之死。

忽然感觉那些燃烧生命的过去人物，冥冥中穿透时空给我们传递来一些启示。历史的朋友圈真小，原来你们都在一起。

奥威尔是继徐志摩之后，第二个在这部作品里暗淡下去的人物。他早年参加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加入社会主义政党，还流浪巴黎伦敦街头体会穷人生活。最终却因为反苏反斯大林，同意与英国情报部门合作，提供知识分子的信息。他在笔记本上记了135个人，谁是共产党，谁是共产党同情者，谁是犹太人都一一标明，卓别林、萧伯纳等左翼人士都上了榜。刘禾没有上纲上线责难奥威尔，却根据这份名单去找奈斯比特，这真是比责难还厉害。说实话，奥威尔干了这么多活真是出乎我的意料。我能理解奥威尔，他是少见的有江湖滚爬经验的知识分子，朋友圈广，走过的桥多，甚至和中国的萧乾还有一段小龃龉。英国政府情报部门可能比我们想的要笨，搞不清知识分子啥情况。

相比小说家在写作时往往要拼命显示自己的学问以免被人看作没文化，由学者来写一部文学作品就有一大优点：她不会用上浑身解数，反而要隐藏她的学养，以免满纸术语隔绝群众。即使谈到历史学实证研究的时候，刘禾也只是弱弱地说：“最近听说，有人研究气候变化与人类战争的关系，拿出了大量的数据，声称战争爆发的时间和持续的时间，竟与气候变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之类。可惜刘禾毕竟谦谦女君子，对基情不太有感觉，不然写这么多极品男人理应更热烈一点。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