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哲峰 周茂清

摘要：基于比较优势理论，运用H-O原理（要素禀赋）和产业集群耦合方法，分析了河北省保定市白沟借助县域特色小微企业簇群及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升级和转换过程，成功实现城镇化发展的案例。提出了在“甄别”和“因势利导”地方特色禀赋经济要素——劳动力、资本、技术、自然资源和基础设施的基础上，遵循6个步骤，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以城乡一体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指导，“以业聚城，以商旺城，以农养城”的城镇化建设新模式。

关键字：比较优势；城镇化；县域经济；小微企业簇群

中图分类号：F299.2

一、城镇化概念与核心

通过人类历史上城市产生、形成、发展的研究，认为城市的核心是“市”而不是“城”，“市”是与交换、贸易相关的经济活动的概念。“城”是为“市”而建立起来的配套服务设施。“镇”实质上是“城市”的雏形或“微型城市”。

传统意义的城镇化，是指以生产交换产品和服务、改善自身生活环境为主要目的，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聚集的过程，其本质特征是农村人口的空间转换、非农产业向城镇聚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劳动力转移。本文的城镇化是以农民的发展为核心，通过产业升级增加就业，提升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实现城乡服务一体化，引导农民在本地就近参与工业化生产，获得土地资本和劳动力资本的共同收入，逐步缩小乡村和城市的差距，达到全社会共同富裕的过程。

二、中国城镇化的背景与目的

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以前，经济增长只有0.05%/年，需要1400年才能达到今天的水平（Maddison）。而在工业革命以后，经济增长迅速。因此，经济学普遍认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来自于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与技术的不断创新。伴随经济增长的城镇化进程，最初是以英国为代表的以工业化取代农业化推动城镇化，第二阶段是美国和北美为代表的工业高速发展推动大城市圈-小城镇，第三阶段是二战以后拉美国家依靠劳动力优势和资源优势支撑工业发展，进而推进城镇化的进程。在整个西方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工业化进程对城镇化的拉动作用明显。

中国城镇化提出的背景是在中国经济持续30年的高速增长，而在2012年底增速下降至8%，围绕着中国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背景下提出的。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1995-2010）》认为，按照汇率―购买力平价法计算，“十五”、“十一五”期间，中国已经快速地走完了工业化中期阶段。这意味着进入“十二五”，中国工业化进程将步入工业化后期。其中，北京、上海两个直辖市已经处于后工业化阶段，天津、江苏、浙江、广东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后半阶段。七大区域中，长三角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后半阶段，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珠三角、环渤海和东三省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前半阶段，中部六省和大西南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大西北的工业化水平最低，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前半阶段。中国现阶段区域工业化发展的不平衡现状势必决定了中国城镇化必须是在客观审视本区域经济发展要素特点，依靠工业提升转化及配套服务业耦合协同发展，逐步缩小区域之间经济发展费不平衡，三大产业发展不平衡的过程。

通过对处于不同工业化阶段的河北白沟、杭州湾义乌、广东狮岭、湖南娄底、广西百色、甘肃白银等县域小微生产企业簇群经济的调研，发现这些地区城镇化成功的主要经验如下：基于比较优势的视角，发现、挖掘本地或县特有的经济发展要素，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地帮助、引导居民进行有比较优势的经济活动，并通过设计、建设与该经济活动相配套的场所（市场），吸引从事该经济活动的小微企业形成产业簇群、分类并进行产业链的整合，形成工业园区或产业园区。由于产业链的互动与彼此的不可分割，产业链中的各生产环节企业都能通过市场机制，获得大量的信息、先进的管理经验、技术创新的方向与动力，及时对自身进行调整，凭借不断地实现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转换，实现经济增长。随着市场规模的壮大和从业人员的增加，客观需要建立与之相配合的住宅、学校、医院、商场等满足从业聚集人群的衣、食、住、行等需求的另一公共产业链，城或镇就此形成了。原本仅仅作为居住功能补充的配套市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在城镇中对外来务工人员、本地原住民及周边区域的居民均产生了较好粘滞性，对工业和农业生产的“挤出效应”明显，实现了对产业反哺和耦合增值效果。在这种良性的产业升级转化与配套服务业提升的耦合互动中，中小城镇对农民的吸引力逐渐得以加强。

以下先基于理论研究层面分析梳理产业簇群转化升级与城镇化的关系，再以白沟新城为例，分析实际发展过程说明产业簇群升级转换和配套服务业耦合联动对城镇化建设的促进作用。基于比较优势理论，运用H-O原理（要素禀赋）和产业集群耦合方法演绎出具有指导价值的城镇化建设方案。

三、文献综述

1984年中央会议首次提出了发展小城镇的设想，1998年十五届三中全会第一次书面提出了“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战略”的发展思路。当时理论界对城镇化的理解也仅仅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配套方案，所以初始的城镇化理论研究多停留在政策研究阶段。在进入21世纪后，以大城市圈概念为主导的城市化理论研究逐渐的涉及到了小城镇的理论研究，其中张贵先、赖景生[1]在分析了重庆以政府为主导的产业集群促进城镇化发展的模式后，提出了以区域发展规划体系为指导，依托创新，因地制宜的挖掘地方特色产业集群，以改善配套基础设施，提高政府行政效率的建议，但并没有具体的给出以金融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的具体建议。徐维祥、黄祖辉[2]利用动力学模型流图，通过系统仿真，分析了义乌专业批发市场产业集群对环杭州湾地区“葡萄串”式组合城镇互动发展的系统动力学关系后。得出产业簇群化与城镇化耦合联动是驱动强县发展的引擎，发达地区已经由“农村工业化+专业市场+小城镇”向“特色工业园+现代物流业+城镇化”的模式转变。孙华臣、张东辉[3]采用了能够反映我国现阶段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泰尔指数方法对国内各省份城市收入差距进行了测量，之后基于回归的夏普里值分解方法分析了城镇化过程中影响收入差距的因素，得出制度或政策因素对城镇化过程中收入差距变动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并提出改变政绩考核方式、改革户籍制度、加快农村教育发展均是城镇化过程需要在政策层面关注的问题。笪可宁、赵希男[4]基于粗糙集理论的模糊综合评价法归纳出体现城镇核心竞争力的9项主要指标，并提出了提高城镇核心竞争力的策略——提高城镇政府管理能力、关注城镇环境保护、提高新移民人力资本力、提倡科技创新、提倡文化激励，和最终的两条，城镇主导产业的构架和集聚、龙头企业的培育。何静、戎爱萍[5]在确定人口城镇化为核心，经济城镇化为基础，社会城镇化为表现的城镇化系统结构后，针对性的提出了金融支持农村居民、小微企业和基础建设投资的策略，在宏观层面倡导以BOT结合城市建设债券扶持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以加强农村土地流转和放宽农村金融市场准入条件支持农村居民涉足金融产品，但是没能对农村普遍存在的小微企业给出具体的金融投资建议。

总体而言，学界普遍在政策和政府管理层面对城镇化建设实施研究并提出建议，缺乏对成功案例的分析和总经，进而将个性案例上升为可以推广和借鉴的模式，也就无法在更深层次上结合金融创新给出具有操作性、示范性、具有推广价值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四、比较优势视角下县域小微企业簇群经济的城镇化案例分析

白沟镇系河北高碑店市所辖副县级建制镇，历史上曾是中国北方著名的水陆码头，享有燕南大都会之美誉。白沟先后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命名为“中国可持续发展小城镇试点”，被国家发改委确定为“全国小城镇发展改革试点镇”，被国家建设部命名为“全国小城镇建设示范镇”，被国务院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被中央文明委命名为“全国创建文明村镇工作先进镇”。2010年9月16日，保定市正式挂牌成立白沟新城，地域包括原白沟白洋淀温泉城产业聚集区和白沟镇全境。至2011年底，白沟常驻人口达20万，流动人口达到60万人。白沟镇的传统特色经济为箱包生产，全镇现有箱包生产小微企业20000余家。2011年全镇实现市场交易额人民币457亿元，从2002年到2011年实现交易额年平均增速20%（见图1）。

（一）精确把握区域自身经济特征和禀赋结构

1998年镇、县两级政府与当地龙头企业一起沿京港澳高速一路南下，考察本地区经济情况及周边各个县城的特色经济，比较之后发现周边各县域经济各有特色，具体情况见表1和图2：

通过县域之间的横向比较，发现高碑店的箱包产业在规模、声誉、生产专业人数数量、商户资金沉淀量、上下游产业配套（皮革、五金、辅料）等方面，均优于上述其他县域的特色产业。另一方面，白沟在地理上恰好位于上述县城的地理中心，未来会对产品的集散启动示范和带动作用。

对白沟箱包制作产业进行深度的调研后，发现当地箱包生产上下游产业从业人员充裕，单位劳动力成本较低；下游原辅料和基础原材料接近原产地；白沟作为传统的水路码头，市场性资本数量大、流动性强，对市场反应速度快；白沟商户与沿海贸易商联系紧密，海外订单数量逐年增加。因此政府与当地龙头企业合作牵头规范整合散布于城镇各个角落的箱包销售门店，限期统一搬迁进入箱包批发市场经营，以集中经营整合区域整体箱包产业的综合实力——加强对外融资、吸引周边劳动力、加强商户与贸易商和原材料供应商的议价能力等。为了加快市场的建设，当地政府给予建设企业以土地优惠、土地款延期支付、证照提前办理的特殊优惠政策。牵线搭桥帮助企业面对银行和社会融资，依靠企业的自有资金和募集所得的社会资金，首期批发市场有序的开工建设，并按期实现了开业。

（二）借助政府公权消除约束城镇化发展的不利因素

在城镇建设过程中，地方政府充分发挥了政策的指导和促进作用，并辅以小部分出资，利用杠杆和政府信用撬动民间资金参与城镇化开发建设，确保城镇化建设和运营工作的顺利进行。政府将分散化的商户、小微企业统一安置进入新城镇的配套功能区，出台优惠政策：①进入新城镇功能区的每家商户/小微企业每年一次性缴纳400元管理费，涵盖了除税费以外的所有政府收费，运营期间禁止任何政府部门对商户/小微企业再收取其他行政费用；②对新城镇开发建设区域给予土地价格优惠、市政配套减免政策；③帮助入住新城镇的商业、物流、工业、服务业的龙头企业向发改委申请发行企业债，企业债按比例投资新城镇的功能区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④市县级政府尝试为新城镇市政配套发行城投债；⑤通过政策导向，吸引基金和企业投资新城镇和配套设施的建设，有效的解决城镇化建设的资金瓶颈。

（三）创造能够吸引特色经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和投资人的软硬环境

为了强化企业和商户的粘滞性，企业积极拓展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陆续在首期批发市场周边建设和经营了 “五金市场”、“皮革市场”、“小商品市场”、“服装市场”等，吸引箱包制造的上下游行业——皮革、五金、辅料、物流、设计、装饰等配套企业入驻白沟，带动了白沟区域轻工业制造水平的整体提升，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的升级，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增长。

在金融领域，为了加强龙头企业与商户及下游生产型小微企业的联系，政府牵线，由龙头企业出面向省级分行申请授信额度，作为对接各个批发市场的小微生产企业的专项贷款，基于专业批发市场的投资和运营由龙头企业实施，通过对销售流水的统计，可以比较全面客观的掌握小微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龙头企业对小微企业提出的贷款申请提供担保，小微企业获得的贷款一部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剩余部分可以租赁更大的商铺扩大经营面积，资金实际反哺投资给了龙头企业，实现了贷款人和担保人双赢的局面。

作为企业之间互保机制的延伸和金融创新，在白沟城镇化的实施过程中还引入城镇化发展基金与政府城投债和企业债互动的市场化融资模式（见图3）。

将箱包生产链条上下游企业之间的经济信用沉淀，通过金融手段构筑城镇化基金经济委托关系，通过银行贷款进入基金激发企业活力：①当地龙头企业隆基泰和作为银行高信用等级客户，为其园、区或中心商户/小微企业经营性贷款提供担保保障；②商户/小微企业获得经营性贷款后，以部分资金认购城镇化发展基金，基金以募集的资金投资新城镇功能区及配套市政基础设施；③商户/小微企业作为基金的投资人，对新建功能区的各类资产具有优先购买权或租赁权；④商户/小微企业既是基金收益的受益人，又是基金收入的贡献人，激发了小微企业和商户的经营热情；地方龙头企业、小微企业和银行形成互保、互投、共经营的经济关系，吸引社会资金投资城镇建设。

（四）壮大自我可持续发展产业规模

当“白沟”品牌逐渐成为河北甚至华北地区轻工业品批发零售的代名词之后，政府和龙头企业逐渐将业务扩散到周边100公里范围内的县域特色产品的集散上面，“建材家居市场”、“汽车配件城”、“鞋帽批发市场”政府利用增长的税收和财政收入，大幅投资改造县城市政配套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了幼儿园、小学和中学，二级甲等医院，；企业在陆续成型的市场周边，建造了大量的宜居住宅，满足了商户和企业主就近定居的愿望。实现了城乡一体化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见图4）。

（五）初步形成涵盖行政产业商业居住的集成性工业园

经过近10年的经营，早期的以箱包、小商品批发市场为核心的老旧城区在面积、功能和定位方面已经陈旧，需要实施升级改造。2010年当地政府再次与龙头企业合作，以传统的批发市场升级成现代物流产业园作为实施城镇化的契机，将新型现代物流产业园定位成白沟新的行政与商贸中心，承担区域行政、生产、商贸、居住及配套职能。产业园包括商业CBD、会展中心、综合商贸区、科技产业园、信息物流区、工业园区、配套居住区等，产业园的实质就是功能完备的新型城镇。

白沟以“甄别”和“因势利导”自身区域经济要素为核心，按照“精确把握自身经济特征和禀赋结构”、“借助政府公权和金融创新消除约束城镇化发展条件”、“创造能够吸引特色经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和投资人的软硬环境”、“壮大自我可持续发展产业规模”、“初步形成涵盖行政产业商业居住的集成性工业园”等共五个步骤实施规划和建设。基于自身区域的经济要素特点，判断技术、劳动力、自然资源、土地等资源的优势，在基础设施平台上合理配置资源，提升产业转换升级速度，提高配套服务业水平，以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吸引生产和商贸参与者定居，并给予居住者与大中城市市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医疗、教育、文化、体育、卫生环境。

白沟城镇化成功案例的精髓是，通过营造就业机会提高劳动参与率，凭借产业转化提高生产和生活要素与资本结合的效率，增加优质劳动力占有的资本数量促进单个经济体的增长，利用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耦合单个经济体组成产业簇群，簇群内部的良性互动对外产生的挤出效应，影响和吸引周边一、二、三产业逐步向其聚集。借助城镇化的平台，实现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从业人员和资本的重新配置，借助工业拉动了农业和服务业的提升和转化，进而创造了农业产业化、服务业拉动消费的机会，在区域范围内实现了投资、消费、出口（外埠）三者的平衡。

五、白沟城镇化模式的理论分析

白沟城镇化模式可以总结为“两个核心指导的五步实施法”，其中涉及到的主要经济学理论有比较优势理论、H-O赫克歇尔-俄林理论（要素禀赋）和产业集群耦合互动理论。

（一）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最初始于亚当.斯密的观察，自由贸易对于不同的国家而言都可能是有利的，“如果外国提供给我们的商品比我们自己生产的便宜，我们最好是购买这些产品，而在那些我们具有优势的行业生产产品与之交换”，[6]但是上述观点只是在生产中绝对优势的表述。更为完善的比较优势思想可以追溯到19世纪早期，罗伯特.托伦斯是最早提出的学者，但是做出更大贡献的是大卫.李嘉图，他在其1817年的著名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不但对这一概念做了精确表述，而且还通过一个简单的数学例子说明，当每个国家都在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进行专业化生产时，这将提高产出并对两个国家而言均有利可图。克鲁格曼（Krugman，1996）基于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提出运用比较优势指导经济活动必须发现其背后隐藏的三个前提条件：①劳动力和资本可以在不同区域之间自由流动；②竞争区域均为充分就业；③各交易体之间的贸易是平衡的。

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后，国内各个省份之间，省内的市域和县域之间由于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和地理要素（沿海、沿边、沿线）等禀赋结构的不同，经济和产业结构发展极度不均衡，造成了中西部输出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东部依靠装配制造实施出口的格局。在欧美经济危机爆发后，国家陆续确定了扩大内需、城镇化的发展战略。

我国实施的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政策在经济学的角度可以视为增加国内省市之间的贸易交易的行为。城镇化战略的目的是为将优质劳动力资源回归三四线城市，引导资本进入中西部和中小微企业，通过城乡一体化提供的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农民创造就业、创业的机会。可以认为扩大内需和城镇化战略符合了克鲁格曼提出的、运用比较优势的前提条件。在白沟城镇化案例中，政府和企业首先自我审视了传统产业的基础情况，再与周边县镇进行比较，确定了特色和支柱产业之后，借助政府公权力消除初期发展障碍，借助资本引导新兴市场，嫁接沿海沿边（浙江义乌、广东狮岭）销售企业，依靠市场价格的变动准确反应供求关系，淡化甚至放弃政府的补贴，遵循完全市场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推进城镇建设。

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之间的关联性，在迈克尔.波特富有影响力的著作中，他提出了竞争优势，根据波特的观点，一国如果希望加强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优势，其产业需要符合以下四个条件：第一，密集使用本国丰裕而且相对便宜的生产要素；第二，产品有很大的市场；第三，形成了产业集群；第四，每个产业集群在国际市场是竞争性的[7]。第一个条件实际上意味着，该产业应该遵循由该国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只要这些产业与该国的比较优势相一致，第三和第四个条件也将满足。因此上述四个条件可以简化成两个独立的条件：比较优势和国内市场的规模。在两者中，比较优势是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如果一个产业遵循了该国的比较优势，那么，该产业的产品将会拥有整个国际市场。作为城镇化建设的核心，白沟的特色箱包市场恰恰是着眼于国际中低端箱包市场的巨大规模，遵循比较优势，充分使用的当地最为充沛的资源——劳动力和原材料资源，扩大劳动或资源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完成与资本相对丰裕的国家的贸易交换。

综上所述，在实施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运用比较优势的目的是通过挖掘当地传统特色产业，借助市场化机制实现产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实现优质资本和自然资源配备高素质劳动力，促进产业的升级改造、生产技术提高，完成现阶段当地经济要素的禀赋结构的优化，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见图5）。

（二）H-O赫克歇尔-俄林理论（要素禀赋）

在利用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说明白沟案例的过程中，出现了经济要素禀赋的概念，要素禀赋最早出现在H-O理论（赫克歇尔-俄林理论）中，以经济要素分布为客观基础，强调各个地区不同要素禀赋和不同商品的不同生产函数对贸易产生的决定性作用。要素合作型FDI是该理论的扩展，其基本原则是转移可流动要素与不可流动要素的结合，提高各类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8]

狭义的要素禀赋泛指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以白沟为例，在发展初期，该区域的要素禀赋表现为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或自然资源相对丰裕，该区域的生产活动倾向于劳动或资源密集型（轻工业手工作坊），表现为企业规模通常很小，市场交易不正规，基础设施落后，法律法规滞后。但是丰裕的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作为当时区域的核心要素禀赋，拉低了产品的生产成本，整体降低了贸易总成本，也确定了该区域的总预算。同样，该区域的经济要素结构、消费偏好和企业的可用技术也就决定了经济中要素和产品的相对价格。总预算和相对价格是当期经济分析中的两个最基本参数。然而，特定时间给定的要素禀赋与结构也会随着时间改变。这些特征使得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成为分析经济发展的最佳切入点。

在以扩大内需为促进经济发展主要手段的当下，人口红利的消失、过度采伐自然资源对环境的破坏，使得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不再成为核心要素禀赋，表现为国内劳动力工资持续大幅增加，能源和原材料等自然资源使用成本普遍上涨。与之相反，技术、资本逐渐成为现时社会禀赋结构的核心，在相对完善基础设施平台上对技术、资本、劳动力耦合优化产生的挤出效应也极大的影响着区域的总预算和产品的相对价格。基础设施对企业的盈利能力至关重要，它会影响个体企业的交易成本和投资的边际回报率。硬件基础设施决定了获取投入和出售产品的交易成本，也决定了市场的范围和规模。软件基础设施也有类似的效应。例如，金融监管可以影响一个企业获得外部资金的难易程度；法律框架决定了签订和执行合同的成本；社会网络决定了企业接触信息、资金和市场的难易程度。

以白沟实施城镇化建设为例，引进先进的箱包生产设备和制作技术，能够提高单位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快速应对市场的反馈，大批量的生产潮流箱包，扩大市场份额。发起商户、银行、批发市场业主、区域龙头企业共同参与的股权投资基金，通过金融创新为优质商户融资，提高单位劳动力的资本数量。政府统一的补贴性行政收费、配套医疗、教育、金融、物流设施的建设“润滑了”日常的经济运行，提高了经济运行效率。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在特定时间的一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内生于其给定的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的相对充裕程度，产业升级和发展的速度取决于其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的速度和所需要的相应基础设施的改善。在每一个发展水平上，金融、法律和其他基础设施会有所不同，生产结构也会有所差异。随着资本的积累或人口增长，经济的要素禀赋会发生变化，只要能够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优化会被视为达到了禀赋结构的最佳水平。为了保持最优，这一变化将需要产业升级和新型的基础设施服务，以促进生产和市场交易，使经济达到新的生产可能性边界。

（三）产业集群耦合互动理论

耦合（Coupling）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或运动方式之间从接触、影响、作用直至联合的物理现象[9]。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通过经济贸易活动，关联度逐渐增加，借助高流动性资本和网络技术等虚拟软性手段，加速了经济体之间的嵌入和融合活动，由地方生产企业与社会网络耦合便形成了特色产业集群。

目前经济学家对产业集群的耦合普遍划分为三个阶段，磨合阶段、发展阶段和稳定阶段。

在磨合阶段，企业群凭借聚聚效应，对外部的上游市场，下游供应商和同业竞争对手的话语权明显增加，集中表现在订单数量增加、运输便利性增强、生产弹性提高、成本降低、政府扶持力度加强。对于企业内部表现为工艺流程和产品服务的升级。这一阶段是企业和集群快速发展的阶段，耦合产生的“挤出效应”、“波及效应”使得集群的整体能力提升。

在发展阶段耦合机制的目标和重点是与垄断性竞争对手的博弈和适应外部细分市场专业要求。在上一阶段企业和集群固有的优势耦合放大后，会扩大传统优势市场的份额，但是全球化的竞争会以吸引资本进入产业链中附加值较高的增值环节，往往这些环节被发资本发达型实体所掌控。成熟的规模化生产与销售服务渠道、设计研发耦合，坚持差异化的创新发展，是发展阶段集群突破外部与自身发展瓶颈的不二之选。

在稳定阶段，集群内部网络（包括但不限于地方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集群）的管理水平与外部价值链的交互耦合治理是维持本集群处于行业优势的核心，这里所提出的外部价值链是基于泛竞争前提下的全球产业网络。通过发挥集群的集体效率，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和建立全球品牌，把握产业发展和升级的主动权。

坐落在白沟的11家专业批市场对产业集群的耦合起到了拉动作用。作为国际知名的箱包批发市场，国内国外销售终端和渠道汇聚在白沟，国内渠道商多关注产品的价格、质量和交货的灵活程度；国外的采购渠道则在环保、绿色、原始设计、创新方面愿意追加投入。这种市场需求造成的“切换”在客观上要求企业之间必须相互合作才能共享各个消费层次的收益。借助批发市场对产业簇群耦合的粘滞效应，白沟已经走过了初级阶段，正处于发展和稳定并存的过度时期。凭借城镇化的契机，白沟产业集群整体搬迁进入以品牌孵化中心、设计创意中心、教育培训中心、电子商务交易中心和融资交易大厅为核心的白沟新城，良好的软硬件环境为企业提供技术升级、资本金融服务、品牌推广宣传的平台，帮助各个产业集群后发而先至，在国际和国内的竞争中保持明显的差异化优势。

六、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白沟案例理论分析比较可以看出，实现城镇化需要产业基础和区域优势的支撑。中国较为理想的城镇化模式是，基于比较优势视角对县域经济禀赋结构优化，借助小微生产企业簇群升级转化和配套服务产业提升耦合配套发展，进而带动当地产业和技术升级，吸引农村人口在城镇安居乐业的转变。

中国的城市发展是解放后40年以来，人为压制的、对改善性居住要求的集中释放而实施的房地产化进程。而城镇化绝对不是简单照搬城市化的经验，更不能做成县域城镇的房地产开发运动。只有以建设“宜居宜业城”为中国城镇化的基础与落脚点。其中，应先有比较优势的“业”后有与之相配套的“城”形成“以业聚城（镇）—以商旺城（镇）—以农养城（镇）”的良性循环。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中国存在的内需不足、中国资本市场存在的资本风险控制与融资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小微企业融资难、城乡二元结构等问题。可以这样说，“绿色生态城”、“现代智慧城”从本质上都是基于禀赋结构与比较优势视角下“宜居宜业城”或者其升级版。根据禀赋结构与比较优势“宜居宜业城”的建设，能够促进产业与技术结构的升级，扩大内需、增强民间资本活力、加速中国房地产行业的转型与升级、带动中国城镇化的方向与进程。使中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

参考文献：

[1]张贵先，赖景生.重庆市产业集群与城镇化互动发展模式研究[D] .西南大学，2012：112-118.

[2]徐维祥，黄祖辉.产业集群与城镇化互动发展机制及运作模式研究[D] .浙江大学.2005：121-143.

[3]孙华臣，张东辉.城镇化进程中城乡收入差距演变及其对经济增长的门限效应[D] .山东大学，2012：107-113.

[4]笪可宁，赵希男，小城镇核心竞争力及其综合评价研究[D] .东北大学，2009：108-121.

[5]何静，戎爱萍.城镇化进程中的金融创新研究[J] .经济问题，2012（1）：126-129.

[6] Smith ，A. The Wealth of Nations， IV.2.1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776.

[7] Porter， M.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1998.

[8] Heckscher ， E. F. and B. Ohlin. Heckscher-Ohlin Trade Theor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1.

[9]陈晓峰，邢建国. 集群内外耦合治理与地方产业集群升级[J] .当代财经，2013（1）：102-110.

（编辑：韦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