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出生，浙江嘉兴人。1965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此后在武汉军区政治部历任编辑、美术创作员、组长。1987年后历任中国美术学院附中代理校长，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副主任、研究生导师，美国加州大学（NORTHRIDGE）客座教授和全国美术高校中国画黄宾虹艺术奖评委等。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艺术沙龙》：徐悲鸿先生在1947年的《当前中国之艺术问题》中认为：“能精于形象，自不难求得神韵。”经过半个多世纪完整的学院教育之后，很多画家虽能“精于形象”，却又失之于神韵了。针对当前写意人物画遭遇的挑战，您认为当从何处着手挽救颓势？

程宝泓：造型艺术本身是人们对于客观世界审美的迹化。

中国画的审美是中国各个历史时期人文背景下画家们个人学养所产生的综合体。画家作为社会人有时候观念难免受客观的干扰，但个人学养毕竟还是主要的。

五四运动后的新学大大冲击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被戴了“封建没落帽子”的中国画自然靠边站，其中的精华也被淹没了，即便是传世名作也乏人问津。对传统文化的无知和妄自菲薄以及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成为一代青年人的通病。潘天寿先生不愧为民族文化的守护神，当年在浙江美术学院当院长时亲自招生带班，以他深厚的学养和对民族文化的强烈自信心、自豪感熏陶并培育了一大批青年学子。

形和神的问题是中国人物画几千年来的老问题，其实所有的绘画都是在极端写实和极端抽象两极之间做文章。是艺术必定会对生活的真实有所取舍，同时也不可能是极端抽象的，因为极端抽象必定空洞无物。现在有的人认为写意精神不足是精于形象的结果，可实际上并不是精于形象的错，只是没有把神韵放在第一位，而神韵恰恰永远应该是艺术的灵魂，是第一位的。能否有效地把握神韵取决于画家是否具备宏观把握对象的能力。能力是要动手的，是要苦练的，同时也是要动脑的，是要有学养的，也是要修炼的。

《艺术沙龙》：从中国人物画学的角度来讲，您如何看待“十八描”的表现能力，它对当代人物画的发展有何借鉴意义？

程宝泓：学习传统人物画研究“十八描”也没有错，通过研究古人总结的描法可以理解古代画家用毛笔概括表达古代人物的规律。但我们不能死学，应该学他们观察生活、概括生活的思考方法，依样画葫芦是远远不够的，现代人物的着装和精神面貌和古人已经大不一样了。我们可以参考借鉴古人的观察方法，直接用当今的审美情趣从生活中提炼创造出自己的笔墨方式，可能远不止十八描了。

《艺术沙龙》：关于写意人物画的表现性，笔法的运用是关键。您如何在自己的创作中融入山水、花鸟中的相关笔法和墨法？有怎样的心得体会？

程宝泓：行路、读书、读画对于画家来说都是学养和修炼，包括学习优秀的传统山水花鸟画、书法、金石、诗词等一切优秀的中外文化艺术的精华。凡是能打动我们的东西总有它的长处和道理，只要你把它思考透了，就会溶化成自己的血液， 它必定会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自然流露出来，它们并非是某种技法的简单搬用。就算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可就是奶。

《艺术沙龙》：您认为书法对绘画的作用体现在何处？您练过哪些碑帖？您认为哪些书法家和哪些碑帖最好？好在何处？您的书法得力于哪一家最多？

程宝泓：比起古人来我们的书法修炼太差，但对于以线为主来造型的中国绘画，书法确实是很重要的东西。从低处说，如果画家能有高水准的书法修养就犹如有了一家炼优质钢材的工厂，造房子时就不愁好钢材了。当年潘天寿先生让我们都先从篆书入门，我把它比喻为部队里训练新兵的队列操。它是一种养成教育，养成服从命令听指挥的军人素质，而这个篆书让我养成了出手就是圆笔中锋的好习惯，这可是终身受益。陆维钊先生根据我的特点帮助我选了魏碑和李北海的《云麾将军碑》。我也很喜欢颜真卿和于右任的厚实大方。我的感觉是他们都在无形地影响着我的用线、我的用笔乃至造型倾向和艺术格调。

《艺术沙龙》：您如何理解中国人物画体系中的“传真”、“载容”、“备象”这样的人物画功能观？请谈谈人物画在当前的时代环境中所具备的意义。您的创作是秉持着怎样的思考立场？

程宝泓：现代科技使我们的影像技术很发达了，客观记录生活形象早已不是绘画的任务。因此以形而上的审美行为和中国特色的笔墨相结合来探索表现我们当今的生活才是当代中国人物画的使命。

《艺术沙龙》：您曾在哪些地方生活过？您认为南北或者东西的地域差异对您的性格和艺术风格的形成有怎样的影响？

程宝泓：我生长在以吴越传统文化为底蕴的江南水乡，但二十多年的戎马生涯让我跨过了长江、黄河，登上了天山、泰山，尤其历年来去北京、湖北以及全国各地的考察算是见了更大世面，它们给予我的历练、情怀是诉说不尽的。我也上网也用微信也开车，希望通过这些工具知道更多的东西。改革开放让我走过很多的国家，在美国学习考察的一年中使我从更大方面明白了有关审美的许多道理，使我对传统中国画的艺术更加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