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玲娟

[摘 要]近年来中国的宏观经济呈现出通胀压力与失业形势并存的滞胀现象，与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经济状况极为相似。李总理对这种现象实施了一系列措施，外界统称为“克强经济学”，本文主要介绍“克强经济学”，了解其经济政策产生、发展以及中国未来经济转型升级的路径。通过揭示“克强经济学”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影响，从而，引发人们更加支持改革和一系列克强总理为中国量身打造的宏观经济政策，让中国改革的红利得到最大的释放。

[关键词]克强经济学；克强指数；改革红利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4）33-0052-03

李克强上任总理以来，面对地方债隐现危机、贸易壁垒增加、热钱出逃、银行钱荒等严峻考验，在“百日新政”，挤水分、调结构、简政放权、布局城镇化，力促发展模式转型，使得“克强经济学”一词成为热点词汇。“克强经济学”一词由巴克莱资本经济学家黄益平创造，以指代李克强为中国制订的经济增长计划。

1 “克强经济学”的产生背景

2013年新一届国务院履新以来，面对的是当前中国严峻的经济增长形势。经历了21世纪头10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遇到了一个坎。中国经济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而压力的来源包括投资—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劳动力的人口红利接近枯竭，以及产业结构长期落后等。这一切都构成了新总理上台前面临的困境，或者叫“克强经济学”的背景，即滞胀。“克强经济学”的基调是让中国经济重回市场的轨道，大方向是正确的。若从前提看，却是先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从这一角度审视，“克强经济学”的基调更应该是约束政府权力之手。“克强经济学”就是通过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而实现“中国梦”的一套新经济理论和政策体系，是一个超级人口大国面临复杂国内外环境，寻求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

2 克强经济学的理论依据

经济学鼻祖，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在《国富论》推崇自由主义，认为市场会自然而然地使社会资源获得最优配置。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使得学者们开始对自由主义产生了质疑，罗斯福新政开始了政府对经济干预的探索，使得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取代了经济自由主义而占据统治地位。到了70年代，在凯恩斯主义面对“滞胀”局面而束手无策的形势下，资本主义世界又纷纷兴起了新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产生了以供给学派为基础的“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不同于斯密经济自由主义之处在于，斯密经济自由主义主张实行完全自由放任，新自由主义则主张在国家干预下强调经济自由。

“李克强经济学”类似“里根经济学”、“撒切尔夫人经济学”，带有供给学派的特点，也有公共选择学派的特点，但又极具中国特色，是根据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背景、承认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具有路径依赖的现实，学习借鉴管用、实用的经济学理论，达到预设的目标。

3 “克强经济学”的内涵

“克强经济学”是一种转型经济学、改革经济学。其核心是：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就是要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克强经济学”的要义不在于强调政府做什么，而是强调政府不做什么，其基本特征是强化市场、放松管制、改善供给，向改革要增长，而不是向刺激要增长。

“克强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一是政府不推出刺激经济的政策，而是通过逐步缩减国家主导的投资行为；二是去杠杆化，以大幅削减债务，降低借贷与产出比；三是推行结构改革，以短痛换取长期的可持续发展[ZW（]引自《美媒：巴克莱解析“李克强经济学”三大支柱》。[ZW）]。克强经济学是一种基于新自由经济学派又结合中国国情的政策选择。其主要内涵如下：

31 以稳增长，保就业为目的

面对滞胀的经济情况，要做到稳增长和保就业，克强经济学的做法是：总的来看便是在坚持不扩大赤字，既不放松也不收紧银根的基础上，重点通过盘活存量、用好增量来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和结构调整。李克强总理自上任以来，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围绕“去杠杆化、结构性改革和避免大规模刺激计划”的经济思想，在保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条件下，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推进改革创新，释放内需潜力和改革红利。

32 以经济转型升级为路径

中国过去30多年靠四个要素：出口、政府GDP主义、人口红利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而现在四个都出了问题：出口持续衰退；地方政府债务危机之忧，竞争的结果是大搞投资，都以国内生产总值为纲，到最后的结果，造成地方政府债务重重；人口红利的消失；民营企业也爆发了危机。这一切都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困境。面对这四大困境，“克强经济学”提出了要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要着眼转型升级，调整优化结构。

33 以释放改革的最大红利为核心

经济改革已进入了“深水区”，增量改革已经转向存量改革的突破，可以释放的红利并不少，打破央企垄断、进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进行新型城镇化建设等改革能够带来新一轮红利。改革便是要通过“六大方向”来实现“三大目标”从而释放出“三大红利”。具体而言，六大方向指：①资源价格改革；②财税体制改革；③金融体制改革；④行政体制改革；⑤土地制度改革；⑥户籍制度改革。三大目标是指用深度城市化、消费升级和人民币国际化新三驾马车取代旧三驾马车，为中国经济安装新的、更有活力和生命力的引擎。三大目标的实现要靠不断地深化改革和开放来实现。三大红利是指：内需红利、城镇化的红利、制度红利。中国以往的改革在国有企业、外贸等领域多有着力，且这些领域的改革较为深入，因此未来改革将主要聚焦在价格、财税、金融、行政、土地、户籍六大领域。

4 “克强指数”與GDP的比较

如果说克强经济学是对以往政策的一种突破，那么克强指数就是对以往衡量经济总量的一种突破。克强指数突破了以往对经济衡量的过于片面化和概括化，下文将从GDP和克强经济学两方面分析，揭示出克强指数的重大意义以及不足。

41 GDP产生与不足分析

GDP产生之初是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各国政府对宏观经济运行的总体状况信息有了迫切的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有国家开始对国民经济经济核算。我国在1985年开始采用，随着GDP被各国采用，GDP也被誉为“经济的世界语”。

从GDP的含义和计算方法看出，GDP只是用来衡量那些易于度量的经济活动的营业额，不能全面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GDP衡量一切，但并不包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的东西。主要不足有：①GDP不能准确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结构。②不能反映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③人均GDP不能准确地反映社会分配和社会公正，掩盖了贫富差距。

42 “克强指数”的产生与不足

“克强指数”，是《经济学人》创造的用于评估中国GDP增长量的指标，是李总理2007年任辽宁省委书记时，用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贷款发放量三个指标来分析当时辽宁省经济状况。由于辽宁是个工业大省，“克强指数”更切合辽宁经济特征，能更精确地反映经济现状。

与GDP相比，克强经济学更能真实地反映我国经济运行状况，但任何反映经济现状的指数指标，均不可能涵盖真实经济世界的全貌，“克强指数”也有其内在缺陷。它主要针对的是现代工业尤其制造业，对农业和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而言，若参照耗电量和铁路货运量指标，则很难充分反映。另外，2013年，在中国的融资体系里，银行贷款只占50%。如果完全用银行贷款来反映信贷存在低估的可能，特别是对于众多融资难的小微企业而言，因其往往难以取得银行贷款，用贷款发放量指标来衡量亦很难充分反映其运营状况。尽管有这些缺陷，但这是我国经济实践中对经济衡量的一个重大突破，值得借鉴。

43 “克强指数”与GDP的对比

将克强指数与官方发布的GDP走势相对，如下图所示，这一指数显示中国经济动态变化在总体趋势上和官方指数差异不大，但在具体的波动幅度上却要明显得多。如在2008年年末至2009年年初，中国的总用电量与铁路货运总量曾出现大幅度下降，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发展并不如官方数据中所显现的那样；而2009年年初贷款总额的增加则预示着接下来经济的迅速回暖。由此可见，克强指数能够更加真实、更加灵敏地反映经济运行情况。

“克强指数”和GDP对比图[ZW（]数据来源：《经济学人》。[ZW）]

“克强指数”的三个指标都具有较强的客观性，真实性较强。我国GDP每季度才发布一次，工业、投资等数据也要每月才发布一次，而“克强指数”每周都能计算，因而能够对经济的运行状况实施更为紧密的监测。

当然“克强指数”在广东和上海这些以服务业和金融业为主的地方不太适用，每个地方应该根据自己的经济环境制定出更拟合自身的经济指标，更准确去衡量每个地方的经济运行状况。“克强指数”虽有缺陷，但却是对经济预测的一个突破，经济预测不能单靠一个指标，任何反映经济现状的指数指标，均不可能涵盖真实经济世界的全貌，需要多种经济指标互补不足，才能更准确地反映经济的运行状况。

5 结 论

总而言之，李克强经济学的政策内涵为：一是新一届政府绝不会出台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二是新一届政府对经济下滑的容忍度在不断提高；三是全面坚定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让“改革成为中国经济的最大红利”，透过这些政策信号我们可以了解到“李克强经济学”的核心和理论逻辑。

同时，建议通过减低税收、采取放宽融资等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鼓励科技创新以及改善教育体系等对策，促进中国经济走向持续繁荣。相关部门能够系统参照“克强指数”，对经济现状有更客观、更清醒的认识，不要再以GDP论英雄，过分崇拜GDP，更希望我国经济结构尽快实现转型，在“克强指数”的基础上，根据自身发展状况，能够通过增加相关指标、调整相关权重，以对我国未来的经济状况做出相匹配的精确评估。

参考文献：

[1]蒋皓“克强经济学”布局中国经济升级版[N]企业家日报，2014-1-6（10）.

[2]中国金融学会“克强经济学”：期待化解中国式经济难题[J]武汉金融，2013（9）.

[3]邓聿文从“克强指数”到“克强经济学”[N]中国经营报，2013-7-1（A05）.

[4]张占斌新型城镇化的战略意义和改革难题[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