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艳萍

【摘 要】生存面临两大“悖论”：主体与客体和个别与普遍。梅洛-庞蒂认为在理性和信仰的框架内都不能解决生存悖论。只有以统一于可见的和不可见的“肉”身为基石，通过有距离的、介入的、有深度的和相互的“看”同质的世界，生存悖论才能消除。梅洛-庞蒂的“看”法是艺术的，它反对理性的批判和神学的启示。这国人的“天人合一”那种所谓的“乐感”文化倒好象有相同的意趣。

【关键词】梅洛-庞蒂；生存悖论；理性；启示

文章编号：ISSN1006—656X（2013）12-0106-01

生存面临两大“悖论”：主体与客体和个别与普遍。

主体与客体“悖论”源于主体妄图控制身处的世界。当人面对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人类的不安和恐惧就一刻也没有停止。控制它，首先就是要认识它，发现这个变化的世界的背后机巧。人在认识中熟悉了一切，那恐惧就消失。一切恐惧都来源于那黑洞洞的巨大的无法撕裂的陌生感。在古希腊，据说从泰勒士的追寻世界的“始基”开始，这种妄图在精神中控制世界的理性就为无数杰出的头脑所狂热信奉，而人万分无奈的、无法抗拒的、反复上演的悲剧命运却被理性所忽略。在理性的威力下，人似乎可以在命运面前高昂地仰起那高贵的头颅。然而，无论理性的体系多么的富有逻辑上的说服力，多么精巧和高尚，同样的悲剧还是不顾一切地发生。正是由于有了理性，这个时候的悲剧已经不是原来的那种在命运面前无能为力的彻底的悲剧，而是理性建构起来的世界体系以及蕴涵在这个理性体系中的意义被一次又一次地打破，是一种“价值”的毁灭的悲剧。“价值”的一次甚至多次被毁灭，也许还可以弥补，因为理性自身没有被毁灭。如果一种“价值”不断被毁灭，它的实现遥遥无期，就算人有坚强的毅力和无悔的激情，但这些那经得起命运的嘲弄。于是，不仅“价值”被打碎，理性也被怀疑，巨大的荒谬感袭上心头。主体和客体就在生存中，从妄图控制到被反控制的怪圈中成为“悖论”。如果在理性二分法的框架内解决这个悖论，无非就是客体主体化或者主体客体化。如果说古典科学还保留着主体和客体的“对立统一”，那么现代科学就完全客体主体化了。这就是为什么现代法国思想家梅洛-庞蒂对古典科学好抱有些许好感的原因。

个别与普遍的“悖论”源于人对幸福的渴望。也许活着就活着了，去寻找什么活着的意义，那不是疯子就是变态。难道不是活着了不就幸福了吗？可是人偏要告诉自己“未经审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生活”，一定要把自己逼向发疯和变态的境地。如果亚里士多德说人的好奇造就了科学（亚里士多德说的哲学，实际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从而造就了理性，造就了主体和客体“悖论”，那么人对目的的幻想便造就了个别和普遍的“悖论”。从个体的经验出发可以走向普遍的必然性。这个必然性才是真理，是存在，才是人生的根据和意义。在不可确定和不可见中寻找到普遍必然就为漂泊无根的精神寻找到了根基。于是，人不再没有依靠，而是有了强大的精神支柱——为那普遍必然献出生命！姑且不论这种思维如今如何让自然界给了我们当头一棒，梅洛-庞蒂在他的著作《眼与心》中说这种思维让人进入到再也不会有真假区别的文化体制中的恶梦中。

在理性框架内解决这个悖论也只有两种方法：回到个别或者回到普遍。古代希腊就不停地争论“多”和“一”的关系，一会儿要那真实却不可见的“理念世界”，一会儿又要拯救“现象世界”。就连那种经院神学也争论“唯实”还是“唯名”，那已经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神学。这种神学的致命后果是导致了神言和人言的混淆，最终把上帝给逼死了，这是个别和普遍悖论在形而上学神学中的精彩演出。这个悖论也在形而上学中担任主角，当黑格尔把“绝对精神”推向高峰，那已经是上帝的代名词，这已经是神学的形而上学，最终是把理性给埋葬了。

如果不只看到理性的光辉，不只把理性当成人类文化之树上结出的胜利果实，那么解决生存“悖论”的途径的尝试至少有三种：科学的、神学的、艺术的。其实科学的（理性的）途径是无果之花，或者说即使结出了果实，那果实也是苦涩的。因为科学昌明的今天却没能为漂泊的精神找到家园。神学的途径在早期教父神学以及后来的基尔克郭尔、巴特等那里得到表达。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不包括那种形而上学的神学。而艺术的途径在梅洛-庞蒂那里得到了表达，那就是他的身体现象学。至于其它的现象学和那些把基尔克郭尔当作先祖的存在主义不过是回到了理性解决方式当中的两种方式之中的一种罢了。

梅洛-庞蒂对“生存悖论”的解决途径的基石是“身体”，何为“身体”？身体是“肉”，和世界是同质的，它是可见的和不可见的统一。可见的与不可见的相当于理性框架中的精神和物质。既然我的“肉”是可见的和不可见的统一，就意味着既不是客体也不是主体，也可以说既是主体也是客体。我的“肉”与世界的同质表明世界不是单纯作为客体而存在。它的特点是“介入”、“渗透”，而不是那种理性的“超越”、“超验”。

身体与世界的关系是“看”，而不是“说”和“触”。这种“看”体现了身体作为“肉”与世界的连接“场”，“我”就是在“眼”中“看”世界，因此我就在这个“场”。为此，梅洛-庞蒂认为最能代表这种“看”的艺术形式是绘画。文学因为有立场而局限在指示者这边；音乐太局限于世界及可指示者的那一边。唯有画家有权无任何评估义务地注视全部事物。在画家面前，认识与行动的口号是无效的。同时，梅洛-庞蒂强调“看”是有距离的“介入”，所以不是“触”。这种有距离的“提供自己的身体”的沉默的过程“让我们勿需“肌肉感觉”就能够拥有世界的浩瀚。

“看”的特征归纳起来有三个：第一是有距离的。没有距离当然无所谓“看”，实际上就否定了人的存在。后现代主义号召“无主体”认识论的时候，“人也就死了”；第二是有距离的“看”并不意味是理性般的“超然”，而是“介入”和“渗透”；第三是“看”的同时也在被“看”。就象我在看镜子的时候，镜子也在看我，我看到的镜子里的我不是一个外在的我。

“看”的后果是导致了“深度”。笛卡儿以抽象的空间来想象对象的高和宽这两个维度。而“看”有了第三种维度那就是“深度”，甚至在“看”中这个维度是唯一的维度。因为这种介入的“看”看到的不是局部，而是某种完美无缺。当然这种共同世界，不是“看”的结束，而是开始。“深度”当然体现在绘画之中，画家在“看”世界中看到了“缺乏”并把这种“缺乏”表现在绘画作品。因此，绘画作品不是线条，颜色对世界的模仿，而是世界的“肉”。别人观看绘画不是“看”到画与世界的某个相似，而是以自己的“肉”通向世界之“肉”和画家的“肉”，这样，我的“肉”，他人的“肉”，世界的“肉”就融为一体了。

就这样，身体通过“看”而将主体和客体，个别和普遍的“生存悖论”以感性的艺术的方式解决了。艺术的指向导致了从科学世界向充满灵性和生机的“野性世界”、“蛮荒世界”的回归。这个世界不是那么透明清晰的，而是不透明的，充满了神秘和魅力。